所谓“白日之下”，即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的地方，但绝大多数的我们都选择了视而不见，于是，这成了一个“白日之下的隐秘角落”。

十年前，香港导演蔡敬文拍摄了一部名为《不是白痴》（2014）的电影，其题材与《白日之下》（2023）密切关联，讲述了一个贫病母亲和她的弱智儿子的故事。影片以笨拙而刻意的白描手法拍成，只能算是勉强及格的写实之作。影片的制作成本极低，以半数预算请来黄金绿叶陈丽云主演，但陈的表现只是中规中矩，差强人意，远不如她在《天水围的日与夜》中那般出彩。影片中的其他演员都是非职业演员，演技比较生硬，或者是导演指导能力不足所致。但影片所彰显的社会现实与社会良心还是让我颇有触动。我因为这部影片才知道香港的公共福利机构的床位是如此难申请，轮候时间往往超过十年。影片中的弱智儿子若不是因为母亲患癌即将无人照料，根本无法提前入住公共福利机构。

而《白日之下》中的残疾院舍“彩虹之家”，是香港社会福利署外包出去的私人经营的残疾院舍。为什么要外包？当然是为了省钱省事。政府经营的公共福利机构，人员配备相对充足，管理、监督也比较到位，但运营成本也高。外包的残疾院舍，政府只需要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以及一定的资金补贴，就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创造更多的床位。花更少的钱，做更少的事，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一（床）‘位’难求”的困境，何乐而不为？

问题是，在资金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这些私营残疾院舍还要盈利，除了极限压榨不幸的“舍友”们，这些私营残疾院舍也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于是，“舍友”们只能吃过期的食品，遭受护工的打骂、凌辱（暴力是非常“有效”的管理手段），参加毫无尊严可言的集体淋浴，甚至，在长期的虐待中或意外或“正常”死亡。

他们为什么不说？首先，他们本来就是社会上最没有声量的边缘群体，大多数人甚至不具备正常的表达能力。其次，如果他们揭露、反抗，等待他们的往往不是搬入正规的残疾院舍，而是流落街头。他们的家属为什么不说？住在这种条件恶劣、护理欠缺的私营残疾院舍的“舍友”们，要么来自底层家庭，要么是家庭的嫌弃者或遗弃者，他们的家属要么无力发声，要么不想发声。

这个白日之下的隐秘角落，是他们的地狱，却也是他们的港湾。所以，当记者凌晓琪把这个人间地狱揭开给公众看，并引来社会福利署的取缔的时候，一些“舍友”并不感恩戴德，甚至怨恨她把他们的“家”弄丢了。

“彩虹之家”的院长章剑华是性侵惯犯，却总能够洗脱罪名，因为他抓住了性侵对象难以有效控诉或不便作证的“命门”。凌晓琪试图以小铃被性侵事件对他发起致命一击，最终又因为同样的原因让他轻松逃过法律的制裁。

作为一部社会写实影片，它实在得让人深感无力乃至窒息。私营残疾院舍的脏、乱、差难以得到真正的治理，公营残疾院舍的床位紧缺依旧，甚至，坏人继续逍遥法外，法律的“有限的正义”得不到声张。

去年内地上映的同类题材的《不止不休》（2020）虽然也没有迎来圆满的大结局，但国内一亿多的乙肝患者在近十余年的待遇是得到了非常明显的改善的。当然，《不止不休》成片于“破局”之后，而《白日之下》拍摄的时候，香港残疾院舍的问题，仍然是“困局”。电影改变社会？这不是没有先例，当年的X级影片《强奸》（1993）便意外地推动了保护女性权益的立法。但香港的残疾人和失能老人的社会福利问题由来已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部电影能够带来多少改变？我个人是持悲观的态度的，但乐见它推动香港相关政策的变革及慈善机构的介入，让那些可怜的人们活得有尊严一些。

“Happy ending”是很多观众的心愿，但对于一部反应社会问题的电影来说，电影结束于残酷的现实与尖锐的问题也许更有力量。

影片以16项提名领跑今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如果影片在颁奖典礼上大放异彩，影片的能见度将会大大增加，也许真能够给现实带来一些改变。

记得在“双非”年代，那些协助内地孕妇赴港产子的中介总是强调香港的社会福利多么好，孩子生在香港成为港人就获得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事实上，香港虽然有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但其福利政策和北欧的一些发达国家比起来，还有很大的差距。孩子生在香港远没有达到“躺赢”的程度。

香港与内地复关以来，赴港旅游风光不再，而港人北上成为了新趋势、新现象。就拿近日的复活节清明节假期来说，港人北上消费越演越烈，已经导致香港本地的一些食肆（餐厅）倒闭。近日又有媒体报道，港人北上吃喝玩乐之外，看病就医也成为了一些港人的选择。香港市民是享受免费医疗的，他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花钱看病？这个问题和残疾人及失能老人的社会福利问题有点类似，就是等不起！香港的免费医疗是真的，但就诊、手术等同样要轮候。小病忍不了，大病等不起，有时候还是得花钱解决问题。

套句时下的流行语，香港的社会福利制度也需要“供给侧改革”！

说完了社会问题，谈谈电影吧。

很多人对香港电影的刻板印象是：打打杀杀、搞笑胡闹、爱来爱去，分别对应动作片、喜剧片、爱情片三大类。

其实，香港也拍摄过不少反应社会现实社会问题的影片。

我曾写过一篇题为《香港电影中的社会边缘人》的文章，介绍了《何必有我》（1985）、《癫佬正传》（1986）、《听不到的说话》（1986）等几部反映香港社会的边缘人群的影片。

香港关于边缘人群的社会写实片，还有一部经典之作，是我在文章中没有提到的，那就是张之亮导演的《笼民》（1992）。

但此后30年间，香港再也没有同类的佳作出现，直到《白日之下》来到我们的面前。

有意思的是，《白日之下》的监制尔冬升和主演姜大卫，正分别是《癫佬正传》和《听不到的说话》的导演，而且，他们还是同母异父的兄弟。

尔冬升和姜大卫还有一个大哥，叫秦沛，是《癫佬正传》的重要配角，奉献了神乎其技的演出，他也凭借这个角色同时斩获了金马奖和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奖。

可以说，秦沛、姜大卫、尔冬升这一家子在电影艺术表现上的“社会责任感”可为香港影坛的楷模。

《白日之下》是导演简君晋的第二部剧情长片，影片在剧情结构、人物塑造、节奏控制等方面，都已经表现得比较成熟。影片开头和结尾的歌曲，低沉、舒缓中有悲伤，也有期待，这样的起手式和收势，和影片的主体故事看似疏离，却起到了淡化情绪、冷峻叙事的效果。

“水哥”胡枫今年已经92岁高龄，他自1953年入行，一直到近年还戏约不断，演了70年有余了！他现在演戏已经不需要演技了，演啥是啥。

姜大卫饰演的通伯看到一半时我才认出来，其实，他那标志性的笑容和肢体动作，和半个世纪前也没有什么差别，只是，我最近看他的戏少了，记忆的刻度变浅了。通伯看似糊涂，实则是大有智慧的老者，可谓藏而不露，而他确实演出了大侠（智者）归隐之感。他的哥哥和弟弟都得到过金像奖的肯定了，这一次，希望他也能捧回小金人。

林保怡很少饰演这样猥琐、变态的角色，这一次也算“毁容”演出了。这种高反差的表演是最容易获得评委青睐的，在五个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者中最有竞争力。

《白日之下》也许成不了经典之作，但大奖加持之下，说不定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相对于电影史留名，这个成就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