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中美關係惡化，雷鼎鳴教授和一些有識之士亦不斷提醒港府，要開始研究聯匯制的B計劃，以防一旦美國制裁香港，港府可即時推出B計劃，將可能傷害減至最低。
本人研究香港聯匯制、中國大陸匯制改革和新加坡匯制多年，《東方日報》便在去年5月23日，越洋訪問筆者此B計劃應如何設計。筆者亦藉在該訪問稿內的設計建議，回答了雷鼎鳴教授的提詢，相信金管局應已將該建議納入其B計劃的研究選項。
然而，由於茲事體大，及訪問稿因字數上限而只能指出設計的基本架構，筆者感到有必要再撰一文闡述，並在基本架構之上討論更多重要細節，從而解釋和反映每個重要細節均可能牽涉全局成敗，讓當局清楚知道須與相關專家敲定所有重要細節。
設計大綱
綜合國際宏觀經濟學的眾多研究結果，及筆者對相關文獻和理論的40多年鑽研心得，B計劃的最佳選項應是：
（1）港元轉至兌一籃子貨幣的匯率「監控區間」（monitoring band system），而不是與人民幣掛鈎；
（2）亦不是與一籃子貨幣掛鈎，而是可因應形勢和需要去上下調整的兌一籃子貨幣匯率區間；區間則是指每個時期匯率中間價目標上下某個百分比內的可浮動區間。
由於此設計類似新加坡現今匯制，具極高的可操作性及遠低於其他未經實踐設計的失敗風險，是相對安全和穩妥的選擇。
另，新加坡在採用此匯制時，已經過深思熟慮和多番討論，以致看似簡單的匯制設計，其實已將相當多重大優點嵌入其匯制結構中（見下文討論）。此外，經數十年實踐，包括一些失誤後的修改（見筆者日後文章），此匯制已被逐步修改至修無可修、近乎完美，及最切合新加坡（甚至香港）實情和需要的匯制。
事實上在筆者研究規劃中，已計劃以大量計量經濟結果來說明，此匯制不但較聯匯制和固定匯制更好，亦比美歐現採用的浮動匯制好。
設計細節及其好處
以下是匯制建議的重要細節和好處——
（1）為何應是港元兌一籃子貨幣，而不是兌人民幣，更不是兌美元？原因是此設計可自動抵消美元（或人民幣）大上大落時，對香港（及新加坡）價格競爭力的影響。
首先，兌一籃子貨幣指數內各貨幣的權重，應是相關經濟體（如香港或新加坡）對該地方的進出口貿易權重，以至即使美元短期內因本身經濟或政治因素而暴漲或暴跌，該經濟體只需維持其兌一籃子貨幣匯率指數基本穩定，其貿易價格競爭力將可自動不變。即可永遠不受美元、人民幣或其他貨幣的暴漲或暴跌影響。
原因是此兌一籃子貨幣匯率指數，其實是一個平均數；維持此平均數基本穩定，即意味其貨幣兌美元升值／貶值的影響，將被該貨幣兌其他貨幣反向貶值／升值的影響所抵消。
以下是相關解釋：假設美元兌其他所有貨幣暴漲15%，而美國和「與美元掛鈎國」，共佔該經濟體外貿的30%，該經濟體只需要透過基本外匯操作，讓其兌一籃子貨幣匯率指數維持基本不變，即讓其本幣兌其他貨幣升值4.5%（＝15%×30%），從而自動造成其本幣兌美元貶值10.5%（＝15%-4.5%或15%×70%）；前者對該經濟體造成的-3.15%（＝-4.5%×70%）價格競爭力變動，將會被後者所造成的+3.15%（＝+10.5%×30%）價格競爭力變動所抵消，以致該經濟體的價格競爭力將可以維持不變。
相反，若該經濟體與美元或人民幣掛鈎，美元或人民幣暴漲（或暴跌），將會造成該經濟體的價格競爭力暴跌（或進口通脹暴升）。
（2）為何應是「可調整」的兌一籃子貨幣匯率指數，而不是與一籃子貨幣「掛鈎」，更不是與人民幣或美元掛鈎？
首先，「掛鈎」意味固定匯制，即將港元兌一籃子貨幣（或人民幣）的匯率永遠固定在一個事先指定目標（如每百港元兌90人民幣），亦即意味香港雖然脫離了與美元掛鈎的固定匯制，但仍是走不出與一籃子貨幣（或人民幣）掛鈎的固定匯制。
雖然第一點已經解釋，與一籃子貨幣掛鈎可自動抵消人民幣、美元或任何貨幣大上大落對香港價格競爭力的影響，但掛鈎始終意味香港主動放棄了一個「可動用的重要政策工具」——匯率政策，從而使香港又再不能如新加坡般，以匯率政策來達至「內部平衡目標」（即完全就業和低通脹）。
根據國際宏觀經濟學理論，及筆者數十年有關新加坡和香港匯制的學術文章，美國、歐盟和中國這類「大型經濟體」，宜用貨幣政策來達至內部平衡目標；但新加坡和香港這類「小型開放經濟體」，用匯率政策來達至內部平衡目標的效果，會遠比用貨幣政策為佳。
而新加坡亦正確使用了匯率政策來瞄準其內部平衡目標。比如說，倘若全球通脹為3.5%，新加坡可選擇新加坡元兌一籃子貨幣平均每年升值1.5%，從而將輸入性通脹壓低至2%（＝3.5%-1.5%）；經長時間實施後，市場物價和工資定價行為，已完全預期和price in此1.5%平均年升值率，以致即使全球通脹為3.5%，新加坡整體通脹仍可控制在2%附近。
（注意：此匯制設計對價格競爭力的長遠影響是「中性」的，原因是此1.5%平均年升值率對價格競爭力的影響，會被新加坡較低通脹的影響所抵消。但此匯率制度設計的好處是會帶來較全球為低的通脹率，及新加坡元升值會增加市場信心。而此信心無論在貿易、吸引國際直接投資和資產投資，及維持該經濟體金融穩定方面，會帶來許多人沒有充分認識到及經濟教科書沒有充分突顯和解釋的巨大好處。）
須指出的是，上述1.5%只是平均升值幅度，實際操作是經濟剛剛好時會升值約1.5%，但經濟過熱時會增加升值幅度到2.5%至4.5%，從而為經濟過熱降溫；經濟衰退時則會回到新加坡元中性（即0%升值）甚至貶值，以協助經濟復蘇。當然，由於貶值會影響市場信心和預期，新加坡不到萬不得已時都不會用，在過去數十年，新加坡只在亞洲金融風暴後的1997下半年至1999下半年採用過。
兌一籃子貨幣匯率區間 免受人幣美元波動影響
綜合上述兩點，港元B計劃的最佳選項，應是轉至兌一籃子貨幣緩慢升值的匯率監控（區間）。在香港處於內部平衡時，維持港元兌一籃子貨幣的慣常緩慢升值，將可自動使其價格競爭力免受美元和人民幣大上大落影響；但在環球和香港出現衰退、經濟過熱或通脹上升時，則可用匯率政策減低這些變動對香港經濟的影響。
筆者日後文章將討論（a）其他細節，如匯率區間闊度及其利弊；（b）新加坡過去成敗經驗對香港的啟示，如1980至1984年過度跟隨美元升值（及公積金繳交率過度調升），造成1985至1986年經濟大衰退；及（c）匯率政策的應用限制，如較難以升值來抵消量化寬鬆的影響，宜以遏抑樓市政策為主。
（聯絡電郵：aslyip@ntu.edu.sg）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亞洲競爭力研究所高級研究顧問、香港中大及浸大經濟系兼職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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