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強迫自己跟別人一樣：專訪《一念無明》導演黃進、編劇陳楚珩

拍攝期只有短短16天，預算200萬港幣，描述一個躁鬱症男子余文樂與逃離家庭多年的父親曾志偉，２人面對現實生活的壓抑與不安，以極端狹窄的生活空間表達社會概況的電影《一念無明》，不但在2016年金馬獎大放異彩，受邀成為香港亞洲電影節的開幕影片，也是第41屆多倫多國際電影節唯一入選的港片。

金馬獎最佳新導演黃進，與本片編劇陳楚珩是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的同學，2011年２人曾憑短片《三月六日》入圍金馬獎最佳創作短片，2014年以香港「首部劇情電影計劃」資助的200萬港幣拍攝首部電影長片《一念無明》，曾志偉、余文樂等大明星都無酬相挺，金燕玲更以此片贏得金馬獎最佳女配角獎。

「這部電影的完成，本身就是一個奇蹟。」金馬獎評審團主席許鞍華導演表示。

「一念無明」是佛家語，是十二因緣之首，也是一切苦的根源，指我們的意識或念頭，不夠智慧看到最真實及最重要的事情，或不夠智慧作出最正確的決定。「《一念無明》是想幫話語權的弱勢發聲，敘述一群中低階層、有精神疾病的人的故事。」導演黃進說道：「現實中的我們，常常是無論怎麼努力，結果還是一事無成。這是許多城市的寫照，也是本片的主題。」

他接著說：「在城市生活的我們，對於未來充滿迷惘，對生活絕望，人際關係疏離，現實生活與人生連接不起來，讓我們充滿不安的情緒與行為。」他覺得現代人的問題是，不知道接下來的生活會發生什麼事情，應該怎麼面對它，又該如何走下去，這位年僅27歲的年輕導演點出了香港當代所面對的問題。

除了茫然無路的處境之外，編劇陳楚珩認為現代社會充滿「口號式人生」，人生會發生許多不好的事情或誘惑，但現實生活中不可能睡一覺，隔天就變好了。「當遭遇不好或不幸的事情時，應該找方法去面對、去解決，這不是喊說『一定會好的！』就有用、就能產生正能量，一切就會結束了。」

「現代繁忙大都市的人一直就被灌輸一種觀念，我們從小被教育要認真念書，努力就業賺大錢，有了錢就買房子，再被房貸綁住30年......都市人生存的方式只有一個，就是賺大錢。」陳楚珩質疑：「但是，這真的是我們需要的東西嗎？」

電影中男主角余文樂的好友才新婚不久就遭裁員而自殺，「其實精英份子同樣受到壓迫，生活很辛苦，也有很大的壓力，自殺的情形很多。」陳楚珩表示，中產精英階級也是話語權的弱勢。「不管任何年紀、性別、階級，都一樣會恐懼、痛苦、害怕與軟弱。」

她接著批判道：「社會教導我們要上進、要成功，整個城市環境只有單一的價值觀，都要我們往這個方向走，努力往上游。」大家辛苦工作買了間小房子後，感覺似乎就脫離了中低階層，突然間就滿足了，這對陳楚珩而言，整個世界聽起來就很荒謬。

「因為追求這種生活，讓我們忘了自己原本要如何生活，忘了身邊的親人，把旁邊的關係都丟掉了。」陳楚珩直言，或許父母希望子女賺大錢，但孩子卻只想養花植草。「我們應該反思自己，想想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麼？這種生活是應該的嗎？」

「這個城市、社會發展成希望大家差不多，都做相同的事，但每個人特質不同，常常遇到不同特質的人就不願相處、不想相見。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陳楚珩認為，其實只要找到適合的生活方式就可以了，「不必強迫自己跟別人一樣。」黃進提醒，其實這些被輕視、沒話語權的人，對於社會問題，往往比其他人看得更清楚，「我們實在不應忽略他們的聲音。」他相信電影應該與真實生活相同，不全然都是熱血勵志，也不一定有好結局（Happy Ending）。

Photo Credit：Golden Scene提供

片中的鄰居小男孩是余文樂唯一的朋友，當余文樂發病時，他每天隔著牆壁改編《小王子》的故事給余文樂聽。「對他來說，就只是朋友不開心，相對於大人的多疑過慮，小孩子單純富想像力，開放地面對世界，」陳楚珩說著，《小王子》是對生活、對城市的想像，「這裡不好，我們就把它變好。」

「人長大後會有很多猶豫與考慮，不會直接說出自己的想法、感受，不敢做自己想做的事，怕被說幼稚、被批判，害怕會受傷。」陳楚珩指出，片尾余文樂與小男孩坐在天台聊天，他們只是朋友在聊天，明明沒什麼事，大人卻很緊張，幻想成很壞、很可怕的事。在這場戲裡，導演用了天台上的藍色曬衣繩切開了大人與小孩的分界，片中，余文樂看著旁人的表情不大驚訝，陳楚珩補充說：「他當時的情緒很對，淡淡地沒什麼大反應，一副『我知道你們害怕，不會接受我們的友誼』的模樣。」現代人缺乏想像力，心中沒有畫面，總想著「過好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

《一念無明》的電影鏡頭與語言節制冷靜，利用狹小空間與場景營造出壓迫感，巧妙地讓觀眾隨著躁鬱症患者余文樂的情緒一起逼向極致。「燥鬱症的性格特色是情緒敏銳，容易被牽動情緒，余文樂的性格特徵比較敏感執著，為了符合社會期望，不能當不孝子，才會造成悲劇。」

余文樂有場戲說：「Bipolar（躁鬱）就是Bipolar！」，明白指出燥鬱症只是種性格特色，屬於灰色地帶的精神疾病，不一定是需要治療的病（Disorder）。陳楚珩強調，「接納自己性格有這個特色，屬於自己的一部份，了解自己是怎樣的人，學會控制情緒，去接受、擁抱，並與自己的心理、物理相處，再學習怎麼做很好的人，不要影響自己或別人的生活，這樣就會慢慢好起來，反而比看醫生吃藥更好。」

余文樂所飾演的躁鬱症患者在戲中相對的自由，曾志偉飾演的父親顯得猶豫害怕又軟弱，逃避了大半輩子，被迫與躁鬱症兒子一起住在香港「劏房」。他並非真正了解兒子，買《走出抑鬱的深谷》的書、嘗試找醫護人員、參加諮商團體，用不是很正統的方式，做了所有能做、該做的事，一副「我已經盡力了，放棄也無話可說，不能責備我。」自認為很努力的模樣。黃進解釋：「他捫心自問，真的問心無愧嗎？真的能放棄所愛交給別人嗎？如果真的很重視、想保護，其實他可以做的事比想像中更多。」

Photo Credit：Golden Scene提供

電影刻意不拍出金燕玲死亡的戲，黃進坦誠，在構思腳本時就決定不拍。「這個不是重點，而是母子以前是如何走到這一步，之後又該如何生活，應該聚焦在關心的人，而不是死亡的場面。」

黃進表示，與大明星合作比想像中順利，「拍之前想像他們意見會很多、架子很大、愛指揮人或控制人。」他只要求演員符合導演想像，把自己放進角色之中，找到與角色的連結的部份，讓他們發揮以前沒被發掘的地方。說道跟大明星合作，實際上則是受到他們的提攜和協助，他說：「曾志偉的表演就是藝術，準確地刻畫初人物的內心世界。」他也透露，當初若曾志偉不拍《一念無明》，資金不足大概只能找素人演出，「結果應該會差很多。」就連余文樂、金燕玲也是透過曾志偉去邀請，才得到他們的首肯。

「余文樂的情感轉折戲很多，需要很多時間消化。他拍戲時很認真，為了演好阿東這個角色，做了很多準備，把阿東演得精彩生動。」曾志偉雖然是大前輩，但不會用經驗來壓人，而是很耐心地等他發出指令。「可能是劇本類型不熟悉，他們想看新導演如何拍，想知道我腦袋裡的東西吧！」黃進笑說。他除了敬佩這些影壇前輩們，同時更讚美陳楚珩的劇本：「是她的故事讓這些知名演員們相信、投入，哪怕導演只是一個沒經驗的小朋友。」

香港影壇近年新人導演輩出，黃進認為，現在年輕導演的片子重點在演員身上，看人的心理狀態或那個時代。「傳統類型片重點大都在動作或場面，很少看演員，會忽略掉他，因為馬上就會爆炸、犯案或打劫，很快就剪掉演員的戲。」陳楚珩則說，電影是很多元的，文化構造不同，故事內容很多種，說的、做的方法、拍的型式也很多種。「一個好的故事，不一定要分什麼類型。不同的創作人，就有很多不同的故事想說。」

黃進坦言，獨立製片或許資金不多，但題材來源卻很多，只要找到合適的方法拍攝，「重點是創作人要保持自主的想像。」他認為現在新導演的資金狀況比以前好，投資者與政府也開始支持新人，這也是香港近年年輕導演輩出，也頻頻獲得好成績的原因之一。

儘管兩人是同學，也是創作上的親密同志，但兩人對電影的口味不一，黃進欣賞米高‧漢尼卡（Michael Haneke）的電影，認為漢內克的作品「有逼近事實的企圖心」，看透人類心理的各種醜陋，如剝洋蔥般一層層褪下現代人表面上平凡無奇的生活面貌；陳楚珩則衷情於奇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的作品，「我發現原來電影可以做很多事，可以如此有力量，可以讓人思考，並在現實中作出改變。」

片尾父子倆彼此了解信任，決定一起面對並解決問題。「其實所有的鬥爭都在我們的內心。」黃進說：「如果我們希望世界變好，生活更好，身邊的人幸福，我們只能敏感而謹慎地面對生活中的每一次選擇，學習成為一個更好的人，尋找更好相處的方法。」這話從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男孩口中說出，聽來老派，但正是人們需要的，不禁讓人想到《愛在心裡口難開》（As Good As It Gets, 1997）裡頭的積尼高遜說的那句：「妳讓我想變成更好的人。」但世界沒這麼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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