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輩的心理問題有解嗎？談老人心理治療可行性

在診間裡，張先生一提到小孩的不孝、太太的過早離世，便哭了起來。經過1個月的抗鬱劑治療，雖然個案的憂鬱情緒及睡眠較改善，但還是和小孩衝突極大，因此我建議他做心理治療，處理太太過世的長期哀悼問題，以及小孩能否延續其事業而產生關係衝突的議題。起初張先生十分抗拒地說：「我又沒心理問題，幹麼需要做心理治療？你們真的把我當作瘋子？」兒子們也不以為然，覺得爸爸年紀已大，正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怎麼可能接受了心理治療就有所改變。還好我好說歹說，他們才同意試試看。

一開始，張先生抱怨我們的心理師太年輕，真的會懂他嗎？也抱怨心理師怎麼都只聽他講，都沒給建議，來接受心理治療兩次就不想來了。我就跟他說：「如果建議有效，應該很多朋友給過你建議，真的有幫助你就不用來這裡了，而且你為失眠所苦30幾年，就起碼來3個月，若真的沒用就可以不參加了。」張先生只得勉強繼續，家人也不敢抱太大希望。訝異的是3個月間張先生都可準時參加心理治療，且表示之前都沒人像心理師可以好好地聽自己說話，去了解他的需求，雖然沒給建議，現在起碼自己身體狀態及睡眠品質比起只吃藥又更好了些。

（示意圖。圖片來源／Unsplash）

隨著心理治療的進展，個案開始談到他對太太過世的思念，但因為要在小孩面前表現出堅強的一面，於是太太的話題在家裡成為不能談的禁忌。他也提到自己其實很孤單，為撫養小孩拚命工作都沒再認識其他女性，也因為埋首工作也沒交幾個朋友，能講心事的對象更少。因為他爸爸是心臟病過世，去年有一次他在坐捷運時，突然昏眩、心跳加快、覺得喘不過氣來、甚至害怕自己快死掉了；從那時候起他就覺得工廠需要更積極地交棒，才把在各地工作的小孩叫回來，希望有人能繼承他的工廠，但小孩都不願意，更讓他覺得自己的生命是否就是這樣了，過往所有的付出似乎都不再有意義……

直到心理師進一步去了解時，他才可以開始提到自己對於死亡的害怕與恐懼，面對之前爸爸因心臟病過世及太太突然撒手而去，自己被留下來的痛苦及悲傷一擁而上；經過1年的心理治療，他也慢慢了解到自己對死亡及被拋棄的恐懼，也了解他也可以呈現出脆弱的一面，他也嘗試去和小孩談自己在喪親之後的痛苦及面對死亡的恐懼，也同意不一定要小孩都聽他的才算有回報或價值，和小孩之間的衝突也減少了。

（示意圖。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老年人常常會面對多種心理議題，如各種失落（老化、退休、慢性病、親人過世、身分或經濟上的失落等）、跟不上社會脈動、孤寂感、死亡的議題等。一般成年人的憂鬱症，藥物加心理治療遠比單純用藥物治療效果好。老年人有憂鬱症時，常常抗鬱劑效果沒有成年人好，那麼他們接受心理治療是否有用呢？

之前精神分析大師弗洛依德曾提到：「超過50歲的成年人因為心智缺乏彈性，此部分常是心理治療所仰賴的，故不太建議他們接受精神分析。」但後面的學者也反駁說：「佛洛依德本人在自己6、70歲時仍寫出許多曠世巨著，表示老年人怎麼可能心智無彈性？否則怎麼能寫得出來。」所以，雖然老年人常被忽略，很少被轉介心理治療，但目前大多數學者認為老年人是可以接受心理治療，而且是有效的。只是可能在治療的形式上要做點調整，例如：可能治療需更結構化，或時間、地點可較有彈性，另外就是年輕的治療師常需克服老人和成人不同、是無法改變的偏見。即使是神經方面的研究，現在也發現老年人的腦細胞仍有再生能力，更何況是心理彈性呢？

（示意圖。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就像本文提到的例子，張先生一開始對心理治療或年輕的治療師抗拒不想接受治療，但當他敞開心胸、願意去談他的困擾及他的人生，治療過程就慢慢展開了。特別是我自己臨床上的一些老人個案，許多常常是年輕時未處理好的心理議題，老年期又再出現來困擾他們。就如同艾瑞克森的人格發展理論，在65歲～死亡的階段重要的是自我的統整，很多老人因為對這一生仍有許多悔恨，不願接受已發生的現實而感到痛苦。所以我在診間常看到各式各樣辛苦的老人：如兒女成群卻感到孤寂的女老師、窮得只剩下錢的老爺爺、70餘歲的小三為小四出現而懊悔此生的退休公務員、一輩子想自由卻一直在服侍出軌的先生及媽寶兒子的貴婦、老年還一直抱怨媽媽小時候不公平的酒癮老爺爺等……像他們的這些議題，都不是開立藥物即能處理的。

所以我常跟受苦於這些心理議題的老人及家屬，甚至學心理治療的學生們說，老人心理治療的重點在於讓老人了解他們的一生，如何去將這些經歷整合在一起，或許治療完他們就會發出個驚嘆說：「唉！這就是我的這一生……」也就是他們了解自己後，也沒有什麼好遺憾或虧欠的，就可好好地接受老化或死亡，就是可以好好地死了。但其實更重要或更積極的意義是：既然可接受好好地死，那剩下的餘年應該更可以好好地活、帶著感恩的心積極地活著，這才是老人心理治療的目的。

＊基於諮商保密原則並保護當事人，內文個案所有細節均已修改無法辨識，且非為單一個案之描述，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本文作者邱智強為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社區精神科主任、台灣老年精神醫學會理事、台北醫學大學兼任助理教授，曾赴英國修習老人心理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