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2001年9月25日，俄羅斯總統普丁在德國議會用德語發表講話。他在德國德累斯頓擔任克格勃官員期間學會了德語，他稱之為「歌德、席勒和康德的語言」。「俄羅斯是一個友好的歐洲國家，」他宣稱。「歐洲大陸的穩定和平是我們國家的首要目標。」

普丁在之前一年被選舉為總統，時年47歲，他從一個無名小卒迅速崛起，最終成為俄羅斯領導人。他接下來表示「民主權利和自由」是「俄羅斯國內政策的關鍵目標」。聯邦議院議員起立鼓掌。

在起立的議員中，就有曾任議會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多年的中右翼代表諾伯特·羅特根。「普丁抓住了我們的心，」他說。「他用很溫和的聲音說德語，這樣的聲音誘使你相信他對你說的話。我們有理由認為和睦相處的前景是可以實現的。」

今天，所有的和睦都被撕碎，烏克蘭戰火紛飛，普丁派軍隊入侵來證明他的信念——烏克蘭這個國家並不存在。超過370萬烏克蘭人成為難民；戰爭已長達一月之久，傷亡越來越多；普丁那溫和的聲音已經變成了一個弓著背的男人的憤怒咆哮，任何反抗他日益嚴酷的獨裁統治暴力的俄羅斯人都被他斥為「敗類和叛徒」。

普丁在烏克蘭的閃電戰計劃停滯不前，他在本月咬牙切齒地發誓，他的對手將會落得難看下場。他說，真正的俄羅斯人會像「吐出不小心飛進嘴裡的蟲子那樣」，實現「必要的社會自我凈化」。

這與其說是康德的語言，不如說是法西斯民族主義的興奮與普丁窮困好鬥的聖彼得堡青年時代的交織。

從理性的聲音到煽動的聲音，從最初的樣子到判若兩人，中間經歷了22年的大權在握以及五位美國總統。隨著中國的崛起，隨著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沒完沒了的戰爭中失利，隨著技術將世界聯成一體，一個俄羅斯謎團在克里姆林宮裡成型。

美國及其盟友是不是因為過於樂觀或過於天真，從一開始就誤讀了普丁？還是說，隨著時間的推移，他變成了今天的復仇主義好戰分子？

普丁是個謎，但他也是最知名的公眾人物。透過他在烏克蘭的魯莽賭博，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人幾乎將西方的一舉一動都看作是對俄羅斯——也許還有對他自己——的輕視。隨著不滿情緒的增加，個人與國家的區別變得模糊。實際上，他成為了國家，他與俄羅斯融合，他們的命運逐漸融合在一個救世主式的恢復帝國榮耀的願景中。

「我認為，西方對普丁的誘惑主要在於，他認為它有助於建設一個偉大的俄羅斯，」在普丁執政的第一階段與他多次會面的前國務卿康朵麗莎·萊斯說。「他總是執著於因蘇聯解體而被困在俄羅斯祖國母親之外的2500萬俄羅斯人。他一次又一次地提起這件事。這就是為什麼對他而言，蘇聯帝國的終結是20世紀最大的災難。」

但是，如果普丁除了作為前蘇聯間諜對美國有著懷疑之外，還潛伏著領土收復主義的怨恨，那麼他還有其他最初的優先事項。他是國家的愛國公僕。由該國第一位自由選舉產生的領導人鮑里斯·葉爾辛領導的1990年代後共產主義俄羅斯已不復存在。

1993年，葉爾辛下令炮擊議會大樓以平息叛亂；147人喪生。西方不得不向俄羅斯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它的經濟崩潰是如此可怕，它的極端貧困如此普遍，大片的工業賤價出售給了新興寡頭階層。對普丁來說，這一切都代表著混亂。

「他憎恨俄羅斯的遭遇，憎恨不得不讓西方予以幫助，」2005年至2017年間德國前總理安哥拉·梅克爾的首席外交顧問克里斯托夫·赫斯根說。普丁為2000年總統競選所發表的第一份政治宣言就是要扭轉西方將權力從國家轉移到市場的努力。

新總統將與因混亂、自由市場、裙帶資本主義而生的寡頭合作——只要他們表現出絕對的忠誠。否則，他們將被清除。如果這是民主，那就是「主權民主」，這是普丁的高級政治戰略家採用的一個詞，強調的是前半部分。

普丁是聖彼得堡人，那是彼得大帝在18世紀初建造的「通往歐洲的窗口」，從1991年起，他在那裡的市長辦公室負責吸引外資的工作，從這些來看，普丁在他執政初期似乎確實對西方保持謹慎的開放態度。

他在2000年向前總統比爾·柯林頓提出了讓俄羅斯成為北約成員國的可能性，但這個想法最終不了了之。他維持了1994年與歐盟簽署的俄羅斯夥伴關係協議。2002年北約-俄羅斯委員會成立。彼得堡人與蘇維埃人兩個身份相互拉扯。

這是一個微妙的平衡，作風嚴謹的普丁為此做好了準備。「你永遠都不應該失控，」他在2017年的紀錄片《普丁訪談錄》中告訴美國電影導演奧利佛·史東。

「你必須明白，他是克格勃出身，撒謊是他的職業，而不是罪過，」2017年至2020年擔任法國駐莫斯科大使的西爾維·伯曼說。

在聯邦議院演講的幾個月前，普丁眾所周知地贏得了美國前總統喬治·W·布希的支持，布希總統在2001年6月與他第一次會面後表示，他看著這位俄羅斯總統的眼睛，發現他「非常直率且值得信賴」。葉爾辛也同樣受到影響，在普丁於1996年到莫斯科任職僅三年後就任命他為繼任者。

普丁生於1952年，他出生的城市在當時的名字是列寧格勒，他在蘇聯與納粹德國戰爭的陰影下長大。蘇聯紅軍在擊敗納粹的戰爭中付出的巨大犧牲對他所在的這個普通家庭而言不是一個抽象概念，而是切實的感受。普丁年輕時就明白——正如他所說的那樣——「弱者就會挨打」。

「西方沒有充分考慮到蘇聯神話、軍人犧牲和復仇帶給他的力量，」祖父母都是俄羅斯人的法國作家米歇爾·埃爾查尼諾夫說。「他深信俄羅斯人願意為一個理念犧牲自己，而西方人則喜歡成功和舒適。」

在擔任總統的頭八年裡，普丁給俄羅斯帶來了一定程度的舒適。經濟飛速發展，外資湧入。

普丁面臨的問題是，經濟多樣化需要法治的幫助。他曾在聖彼得堡大學學習法律，並聲稱尊重法律。事實證明，權力才是他的磁石。

著名法西斯歷史學家蒂莫西·斯奈德有這樣的描述：「將一個威權主義的法治國家玩弄於股掌之間後，他乾脆變成首席寡頭，把國家變成了他這個寡頭氏族的執行機制。」

儘管如此，地球上最大的國家想要再次屹立不倒，需要的不僅僅是經濟復甦。普丁成長在一個蘇聯世界中，這個世界認為，只有成為周圍鄰國的統治者，俄羅斯才稱得上是大國。但鄰國傳來的動靜挑戰了這種理念。

2003年11月，喬治亞的玫瑰革命使該國堅定地走上了西方的道路。2004年，北約在冷戰後第二次擴張，納入了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亞。在那一年，烏克蘭爆發了被稱為橙色革命的大規模街頭抗議活動。這些抗議也源於對莫斯科的拒絕，並想要擁有西方那樣的未來。

普丁與西方從合作開始轉向對抗。這會是個漫長的過程，但總體方向已經確定。

從2004年起，普丁領導的俄羅斯明顯變得強硬。

普丁總統在2004年底取消了地區州長的選舉，改為由克里姆林宮指定。在純粹的宣傳運動中，俄羅斯電視台越來越像蘇聯電視台。

儘管普丁將烏克蘭向西方靠攏描述為對俄羅斯安全的威脅，但它更直接地是對普丁威權體制本身的威脅。波蘭前外交部長拉德克·西科爾斯基說：「一個民主制的烏克蘭與歐洲融合併取得成功是對普丁主義的致命威脅，在這一點上，普丁當然是正確的。比起是否成為北約成員國，這才是問題所在。」

這位俄羅斯總統不喜歡致命威脅，無論是真實的還是想像的。如果有人懷疑普丁是否真的冷酷無情，2006年證實了他們想錯了。普丁對軟弱的厭惡決定了他的暴力傾向。然而，西方民主國家遲遲沒能吸取這一基本教訓。

它們需要俄羅斯，不只是因為它的石油和天然氣。這位俄羅斯總統是後來被稱為全球反恐戰爭的重要潛在盟友。這正好符合他自己在車臣的戰爭，以及認為自己在戰爭中代表基督教文明的傾向。

但普丁對布希在2005年1月的第二次就職典禮上宣布的「自由議程」並不滿意，該議程承諾在世界範圍內促進民主以追求新保守主義的願景。

2005年作為美國大使抵達莫斯科後，現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的威廉·伯恩斯發出了一份嚴肅的電報，冷戰後的所有樂觀情緒都煙消雲散。「俄羅斯太大了，太驕傲了，對自己的歷史太在意了，無法適當地融入一個『完整而自由的歐洲』，」他寫道。

幾年後，當法國前總統弗朗索瓦·歐蘭德會見普丁時，他驚訝地發現普丁稱美國人為「美國佬」——而且用的是批評的語氣。普丁告訴他，這些美國佬「羞辱了我們，把我們放在第二位」。

2007年，普丁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了激烈的演講，令這種怨恨達到了頂點。「一個國家，當然，首先是美國，已經在各個方面越過了它的國界，」他向震驚的聽眾宣告。一個「單極世界」被強加給冷戰結束後的世界，帶來「單一權力中心，單一力量中心，單一決策中心」。

其結果是一個「只有一個主人，一個主權者的世界，到頭來這是有害的」。不僅有害，而且「極其危險」，導致「人人自危」。

慕尼黑演講之後，德國仍然對普丁抱有希望。梅克爾在東德長大，說俄語，與他建立了關係。「他們之間有一種親切感，」海斯根說。「一種理解」。

然而，與普丁合作並不意味著能對他發號施令。「我們深信，讓喬治亞和烏克蘭加入北約不是什麼好事，」海斯根說。「它們會帶來不穩定。」海斯根說指出，《北約條約》第十條規定，任何新成員國都必須能夠「為北大西洋地區的安全作出貢獻」。梅克爾不確定這兩個受到爭議的國家如何能夠做到這一點。

但是，隨著布希總統進入任期的最後一年，美國沒有心情做出妥協。布希總統希望在2008年4月在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舉行的北約峰會上宣布烏克蘭和喬治亞的「成員國行動計劃」，即讓兩國加入北約的具體承諾。

作為大使的伯恩斯對此表示反對。在當時發給萊斯的密電中，他寫道：「烏克蘭加入北約是俄羅斯精英階層（不僅僅是普丁）所有紅線中最亮的一條。」

2008年2月，美國及其許多盟國已經承認科索沃從塞爾維亞獨立，俄羅斯拒絕承認這一單方面主張，稱其為非法，並認為這是對另一個斯拉夫民族的侮辱。

在布加勒斯特，法國和德國一起反對喬治亞和烏克蘭加入北約的計劃。

最終達成的妥協不明不白。北約領導人的聲明說，烏克蘭和喬治亞「將成為北約成員」。但它沒有批准一項使這種成員資格成為可能的行動計劃。烏克蘭和喬治亞只得到一個空洞的承諾，而俄羅斯立刻被激怒了，並看到了它日後可以利用的分歧。

普丁在布加勒斯特發表了被萊斯形容為「極為情緒化的講話」，暗示烏克蘭是一個虛構的國家，指出該國有1700萬俄羅斯人，並稱基輔是俄羅斯所有城市之母——這種說法後來發展成了他的一個執念。

2012年5月7日，隨著30響禮炮在莫斯科上空迴響，身著迷彩服的防暴警察圍捕抗議者，普丁再次回到俄羅斯總統的位置上。他在許多方面都已變成一個不同的人，日益確信西方的背信棄義和墮落，並且心懷憤怒。

五個月前，俄羅斯爆發了大規模街頭抗議活動，遊行者舉著寫有「普丁是小偷」的標語，這使他更加確信美國決心給俄羅斯帶來一場顏色革命。

普丁指責時任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是主要的煽動者。

儘管如此，華盛頓當時專注於擊敗基地組織，有關普丁對美國利益構成嚴重威脅的說法基本上沒有受到重視。

2011年，在美國的壓力下，俄羅斯在聯合國安理會軍事干預利比亞的投票中投了棄權票。該決議授權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護平民。在普丁看來，這一任務演變成了推翻後來被利比亞軍隊殺死的穆阿邁爾·卡扎菲，他感到非常憤怒，認為這進一步證實了美國在國際上的無法無天。

還有別的東西在起作用。「幹掉卡扎菲的殘酷行動困擾著他，」柯林頓總統任內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俄羅斯、烏克蘭和歐亞事務高級主管的馬克·梅迪什說。

前法國駐敘利亞大使、現為巴黎蒙田研究所智庫特別顧問的米歇爾·杜克洛認為，普丁最終「選擇兩極再分化」是在2012年。「他已經確信，西方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正在衰落，」杜克洛說。「現在的出路是對抗。」

2013年7月，普丁前往基輔，紀念基輔羅斯的弗拉基米爾王子皈依基督教1025週年，他誓言要保護「我們共同的祖國，大羅斯」。

普丁行使權力的22年歷程在很多方面都顯示出他是如何變得越來越大膽。起初，他的目的是恢復俄羅斯的秩序，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後來他開始相信，一個擁有豐富石油收入和高科技武器的俄羅斯可以昂首闊步地站在世界前沿，部署軍事力量，並且幾乎不會遇到抵抗。

如果普丁像他現在似乎相信的那樣，象徵著神秘的俄羅斯大國命運，那麼所有的限制都不存在了。

2014年2月，烏克蘭在一場血腥的民眾起義中推翻了莫斯科支持的領導人，從而實際上拒絕了普丁數十億美元的利誘，拒絕加入他的歐亞聯盟，轉而尋求與歐盟達成聯合協議，這對普丁來說是犯下了不可原諒的罪行。普丁堅稱，這是美國支持的「政變」。

隨後，普丁吞併克里米亞，精心策划了烏克蘭東部的軍事衝突，形成了兩個由俄羅斯支持的分離地區。

20年前，即1994年，俄羅斯簽署了一項名為《布達佩斯備忘錄》的協議。根據該協議，烏克蘭放棄了其龐大的核武庫，以換取尊重其主權和現有邊界的承諾。但普丁對這一承諾毫無興趣。

海斯根說，當梅克爾向普丁問起2014年3月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之前出現的「小綠人」——蒙面的俄羅斯士兵，普丁做出了毫無說服力的回答：「我和他們沒有任何關係。」這成了梅克爾的一個轉折性時刻。

「他對她說謊——謊言，謊言，謊言，」海斯根說。「從那以後，她對普丁更加懷疑了。」

美國和大多數歐洲國家繼續相信——而那些與俄羅斯關係最近的國家則不那麼認為——俄羅斯的威脅雖然在增長，但已經得到了遏制；普丁是一個理性的人，他使用武力時總會進行嚴肅的成本效益分析；歐洲的和平是有保證的。

不可思議的事情是可能發生的。俄羅斯在烏克蘭的非必要戰爭就是證明。

在新冠疫情的隔離狀態下，普丁對蘇聯解體時失去祖國的2500萬俄羅斯人的所有執念似乎都固化了。

上個月，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宏與普丁會晤，兩人之間隔著一張六米長的桌子，後來他告訴記者，和他們在2019年的上一次會晤相比，他發現如今的普丁顯得更加僵硬、孤立，在意識型態上也更加頑固。

烏克蘭令普丁深感不安，這一點在他去年夏天隔離期間撰寫的5000個單詞長文《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歷史統一》當中顯而易見。這本小冊子被分發給俄羅斯武裝部隊成員，書中他整理了可以追溯到九世紀的論點，稱「俄羅斯無疑是被打劫了」。

事後看來，他的意圖在入侵好幾個月之前就已經很清楚了。

但為什麼是現在？普丁早就得出結論，西方軟弱、分裂、頹廢，沉溺於個體消費和濫交。德國有了新的領導人，法國即將舉行選舉。與中國的夥伴關係得到鞏固。糟糕的情報讓他相信，至少在烏克蘭東部的大片地區，俄羅斯軍隊會被當作解放者得到歡迎。

普丁這一舉動刺激了北約，結束了瑞士的中立和德國的戰後和平主義，團結了經常四分五裂的歐盟，使俄羅斯的經濟在未來幾年內步履維艱，令受過良好教育的俄羅斯人大規模出走。並且，他還以一種無法抹去的方式加強了一種他曾否認其存在的東西：烏克蘭的國家意識。他在計謀上輸給了機敏勇敢的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那個他曾經嘲笑過的人。

對於「與西方融合的俄羅斯」這個新想法，今年將滿70歲的普丁對它只有一時的短暫興緻，如今他彷彿又退回到了他心靈更深處的東西：偉大的衛國戰爭勝利後的童年世界，他腦海中的俄羅斯又要把烏克蘭人從納粹手中解放出來，史達林又恢復了英雄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