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的問題並不僅僅是認同錯亂，它選擇的路線本身就是絕路

文：劉仲敬

台灣認同轉移

馬基維利總結僭主的藝術：要麼不做，要麼做絕；樹敵而不能剝奪敵人報復的能力，世界上沒有比這更愚蠢的策略了。北京的威脅有足夠的惡意而沒有足夠的能力，為台灣命運共同體送來了恰到好處的死亡恐懼，大大加速了劃清邊界和鞏固認同的進程。二○一五到二○一六之間，台灣的政治生態面臨重大調整的可能。如何利用或引導暗流和伏脈，足以影響主要政治勢力、乃至台灣本身在今後幾十年的路徑。

二○一四的地方選舉是國民黨的失敗，但並不一定是民進黨的勝利，只是製造了一個有利於民進黨勝利的機會。國民黨喪失人心的跡象極為明顯，而民進黨對民情和國際形勢的反應也相當遲鈍，只是比更加僵化的國民黨略勝一籌而已。二○一四年的勝利毋寧說是台灣民族的護國戰爭，缺少領袖的台灣人民強迫民進黨事後充當領袖，拖著他們的領袖拯救了他們的命運方舟。與此同時，缺少傳統政黨形態的第三勢力小團體開始積蓄政治資本。流俗的意見認為，蔡英文躺著也能贏得二○一六。其實，民進黨的前途面臨重大挑戰。

如果你的勝利主要依靠敵人的弱點，就說明最大的困難還在以後。失敗的國民黨人揚言：民進黨一旦上台，就會像他們一樣曖昧。如果民進黨應驗了他們的預言，使選民覺得他們只是一個褪色版的國民黨，就會發生對民進黨和台灣都是最危險的前景。第三勢力反對民進黨，分割起選票，使國民黨捲土重來。民進黨在自我定位上達不成共識，試圖用曖昧的語言遊戲敷衍人民，失去了引導第三勢力和民間團體的道德威望，導致台灣政治生態香港化，眾多相互爭執的泛民小黨比兩大黨更加脆弱，更難抵抗滲透和顛覆，在潛在的同盟者眼中喪失了大部分利用價值。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如果民進黨重視同盟者超過基本教義支持者，特別容易促使這種危險實現，反而特別可能因此同時失去同盟者和支持者。

因此，如果有人建議民進黨效法成熟民主國家的共識政治，壓制基本教義支持者，爭取中間道路騎牆派選民，依據北京華盛頓共管的原則處理國家的前途命運問題，換言之，實現一個沒有馬英九的馬英九政府，那麼他實際上是在毀滅民進黨和台灣的未來。我們一刻也不能忘記：台灣命運共同體是一個繈褓中的嬰兒，躺在粗心大意的護士和處心積慮的惡狼之間。適用於成熟共同體的政治法則，對台灣異常有害。這些共同體早已度過了生死未卜的危險視窗期，而台灣尚未完全度過這段時間。台灣的政黨政治仍然屬於塑造共同體的生死鬥爭，不是共同體內部的俱樂部鬥爭。在成熟共同體的共識政治中，根本問題是政策。在塑造共同體的鬥爭時期，根本問題是認同。台灣不是今天的歐盟，而是獨立戰爭時期的美國、二十世紀的波蘭和今天的烏克蘭。

怎樣的政策調整能夠讓北美的保王黨人滿意呢？除非美國不復存在。怎樣的政策調整能讓頓巴斯的哥薩克人滿意呢？除非烏克蘭重新變成小俄羅斯。美國的國本之所以能夠穩固，就在於占菁英人口三分之一的保王黨逃亡加拿大。波蘭民族之所以沒有從世界歷史上抹去，就在於號稱自由聯盟的親俄派大貴族逃亡聖彼德堡。這些大貴族反對波蘭獨立的理由酷似馬英九支持服貿的理由，夢想獲得沙皇的特殊政策和歐亞內陸的廣大市場，把獨立的波蘭視為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的反動。烏克蘭原本是東歐比較富裕的國家，因為認同和路線的分歧而搖擺不定，結果在鄰國已經接近歐洲水準的十幾年後仍然跟前蘇聯時代一樣貧困，最終導致了今天的戰爭。

如果台灣在太平洋路線和亞洲大陸路線之間長期搖擺不定，並非不可能落到某種類似烏克蘭的下場。大黨的義務就是將路線和方向放在具體利益之上，否則很快就會喪失引導國民的資格，淪為仰人鼻息的分贓小團體。絕大多數民族共同體都誕生於認同和路線的邊界分割，因為共同體的定義就是邊界。劃定邊界的過程通常是殘酷的，以致於大多數成熟民族都寧願忘記這段歷史。然而，我們不能忘記：即使美國這樣得天獨厚的共同體，都必須迫使保王黨人在歸化和流亡之間做出選擇。

國民黨的未來就是沒有未來

民主國家的簡單常識是：拒絕認同的政黨長期佔據國會四分之一以上議席，不可能不干擾民主的正常運作。國本問題長期懸而未決，對國民的幸福和前途會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由於台灣命運共同體的形成和民主鬥爭同構，認同鬥爭也就偽裝成了政黨政治。作為過渡時期的策略，這是無可厚非的。然而，過渡時期的特點就是不進則退。人民總是厭惡隨波逐流，缺乏方向感的領導人。曖昧者失去未來，這是一定的。今天的形勢已經給了民進黨巨大的機會，可以結束不健康的偽兩黨制，開闢沒有認同錯亂的真正民主政黨政治。

這種政治有兩種最為有利的形式：其一，民進黨轉型為審慎型綠色大黨。台聯或其他小黨吸收第三勢力和民間團體，形成理想型綠色大黨。國民黨親民黨化。兩大政黨分別吸收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元素，逐漸發展為波蘭式的兩黨政治──保守民族主義黨和自由民族主義黨輪流執政。其二，民進黨扮演以色列建國初期的工黨角色，周圍環繞大批沒有能力單獨執政的小黨。小黨由第三勢力、民間組織和泡沫化的國民黨組成。在這兩種情況下，台灣的國本將會堅如磐石。國家安全、民主權利和太平洋願景結成不可分割的三位一體，發揮相互支持的作用。這樣的未來需要民進黨的遠見和審慎、台灣人民的勇氣和德性、國民黨和北京的自我毀滅性。在這三者當中，最後一項幾乎肯定會成為現實。前兩項則有賴於當事者的決斷。

國民黨的問題並不僅僅是認同錯亂，它選擇的路線本身就是絕路。它在南京執政的短期內，迅速將自己引向毀滅，一點都不是偶然的。數千年來，亞洲內地一直是血腥殺戮的現場。任何深陷其中的政權都將面臨選擇：或者用最野蠻的手段維持統治，或者滅亡。即使沒有共產黨存在，這一基本格局仍然無法改變。即使沒有美國日本和自由世界，朝鮮越南這樣外邦至少也得以逃避改朝換代的大屠殺，保存了在中原早已滅絕的明朝以前居民後裔。

國民黨的特洛伊木馬工作也許能破壞台灣，但怎麼也挽救不了自己。路線的失敗就是最根本的失敗，國民黨的未來就是沒有未來。它在兩條路線之間搖擺不定，而兩條路線共同的特點都是越走越窄。第一條路線就是依靠北京的支援，用戰爭恐嚇自己本應效忠和保護的人民，越來越像香港地下黨。第二條路線就是趕末班車，依靠地方派系向淺綠發展，多半會導致國民黨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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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追求霸權

北京政治核心的認知圖景包括兩種關鍵元素，中國革命史敘事和大國復興敘事，兩者相互構成對方的合法性基礎。前者是弱者（中國共產黨）依靠高明的馬基維利主義，征服其前任盟友和保護人的故事。弱者首先要取得強者的保護，但不能誠實地忠於強者，而要在表面忠誠的掩飾下，尋找強者的弱點和敵人，利用保護人的敵人攻擊保護人的弱點，再利用雙方兩敗俱傷的機會，推翻或取代原先的保護人。

從北京的角度看，國民黨、蘇聯和美國相繼扮演了愚蠢的保護人角色。他們首先以國民黨附屬勢力的身份，爭取到生存的權利；然後利用國民黨的弱點和日本對國民黨的進攻，在蘇聯的保護下取代了國民黨。他們仍然以蘇聯附屬勢力的身份，依靠在朝鮮戰場和其他地方為蘇聯服務，爭取了獨立政治實體的身份；然後利用蘇聯的弱點和蘇美鬥爭，在尼克森和雷根的保護下推翻了蘇聯的霸權，盡力將蘇聯勢力從第三世界驅逐出去，直到蘇聯解體。

他們最後以美國合作者的身份，以免費搭車方式分享反恐戰爭和世界貿易的利益，用韜光養晦掩護了大國崛起的戰略；同時以機會主義的方式聯絡美國敵人，即使這些勢力同時也是中國的敵人，例如二○○一年的石原慎太郎和塔利班，當然還有失敗的俄羅斯，希望這些勢力的反美活動能夠給自己提供更多的機會，修改近代以來一直由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從北京的角度看，九一一事件、克里米亞戰爭和「伊斯蘭國」都有效地發揮了牽制美國的作用。這種策略極其有效，將中國共產黨由沒有寸地尺天的小團體變成了割據一方的諸侯，再變成東亞大陸的統治者，如今又要變成平行世界體系的創造者。

只有至高無上的目標才能為這些馬基維利的手段辯護，大國復興敘事構成了這種目標。這種神話宣稱：西方勢力在十九世紀深入東亞以前，遠東的文明或天下體系曾經是世界的中心。西方中心的近代世界奪走了中國應有的地位，其存在本身就是對中國的侮辱和傷害。遠東文明即使沒有引進西方的因素，同樣有能力自己實現近代化。天下體系體現了家長制的溫情主義，比利益本位的西方國際體系優越。中國負有改造國際體系的天然使命，只是在實力不足的情況下不得不韜光養晦。實力一旦充足，大國崛起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大國崛起的目標是恢復天下體系，其標誌就是周邊小國的臣服和絲綢之路的復興。因此復興的中國必然會在內亞和太平洋推行擴張性政策，即使一切形勢都對它不利。只有中國共產黨的馬基維利能力才能實現天下體系的復活，其他勢力或原則都不可能做到，因此中國只能由中國共產黨統治。因此大國崛起是中國共產黨革命正當性和統治合法性的最終驗證，放棄無異於承認自己不僅無權統治中國，而且為篡位犯下了各種大逆不道的罪行。如果這種認知圖景是無法改變的，未來的悲劇就是無法避免的，不到資源枯竭迫使它修改認知圖景，鬥爭就不可能結束。在此期間，任何低於徹底投降的任何局部妥協都不可能誘使北京放棄顛覆和滲透。所以對於台灣而言，最能強化共同體認同的政策反倒是最明智的。

台灣面向海洋

小淵惠三時代，自民黨曾經策劃冷戰後的政黨格局演變，希望結束保守黨和社會黨對抗的局面，代之以兩大保守政黨對抗的局面。經過小泉和安倍，這種設想基本實現。目前民進黨需要的，就是這樣的戰略。以下幾項政策是值得考慮的。

國民黨長期掌握基層政權，與其並不正當的灰色資金流關係密切。二○一六以後的民進黨政府如果錯過了清算黑金的大好機會，就是對未來不負責任。黨產和腐敗問題不僅僅是轉型正義的問題，關鍵在於非清算不足以重建基層政治結構，非重建不足以穩定國本。台灣軍隊的現狀不大適合它的長遠安全需要，高級將領太多而中級軍官不夠多。好的軍隊應該有優秀和大量的中級軍官和士官生，足以為一支比正常情況大十倍的軍隊提供指揮官。高級將領人數多而在職久，對良好的指揮系統並不有利。未來十年幾乎肯定是美日聯盟軍事部署調整的時代，有必要及時加入軍事單位之間的磨合。共同體團結需要將以色列使命（出埃及）、命運方舟和太平洋願景結合起來，給人民提供認同和方向。

台灣的地緣和經濟形勢都最適合兩個世界的樞紐。一方是美日和技術來源，一方是印度南洋和勞動力來源。隨著北京的人口老化和挑戰政策，高速增長區肯定會移向印度和南洋。TPP完善後，世貿組織將會邊緣化。台灣把握這兩大調整，就能奠定數十年的基本路徑。芬蘭過度依賴容易到手的蘇聯市場，結果在一九九○年代損失慘重，有必要未雨綢繆，防範類似的損失。日本比任何其他國家更瞭解東亞，台灣附近水道的安全尤其是日本命運所繫。就亞洲大陸霸權國家造成的潛在不穩定局勢而言，日本和台灣有最多的共同利益。美國維護亞洲太平洋的平衡，不允許大陸強權改變均勢，是它的利益所在和長期政策，台灣做什麼或不做什麼都不會改變。

因此台灣在涉及自身安全和共同體塑造的關鍵問題上，完全可以先發制人，製造既成事實。如果必要，甚至可以訴諸美國選民的宗教和道德直覺，抵制少數專家和官員的現實政治。從過去幾十年的經驗看，台灣在這些手段上不是失之過度大膽，而是失之過度謹慎，錯過了許多維護國際地位的機會。韓國和以色列在類似的情況下，比台灣更善於利用美國的基本佈局。所以無論從台灣國內還是國際因素考慮，未來五到十年都是決定長期走向的關鍵時刻。民進黨如果僅僅以尋常政黨輪替的觀念考慮問題，就會辜負難得的歷史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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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遠東的線索：西方秩序的輸入與中國的演變》，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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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仲敬

劉仲敬在本書中，嘗試重新建立我們對於近代東亞歷史的認知，打破神話，重新理順東亞在世界文明體系中的位置、以及東亞地區的政治實體在當代國際體系中的真正位置。他以獨創的歷史模型和詮釋體系（秩序輸出論），分析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到現在，遠東秩序輸入和輸出的演化路徑，從而解構了「中國」的建國神話和黨國的歷史話語。

在他看來，秩序是不能容忍真空的。因為東亞世界並沒有內在生成強大秩序的能力，在歷史上，它一直被內亞輸出的秩序所主導；近代以來則是西方秩序。它排除一個秩序之後，到來的絕對不是理想王國或千年盛世，一定會有另外一種秩序繼承原有秩序的地位。遠東的歷史就像這樣在各方秩序（殖民主義、共產國際、泛亞主義、中華民族主義）的輪替、衝突之間持續演進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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