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世谦，号兑庵，又号蜕庵[2]，广东南海（今属佛山市南海区）人。澳门三井洋行燕梭代理人、诗人。 父亲经商。1912年，潘世谦移居澳门，1918年赴香港读书，在圣士提反英文中学毕业，受业于赖际熙、区大典等耆宿。[2] 抗战时期，潘世谦开始习诗词，好文酒会，参加辅仁学社、清游会、硕果诗社[3]、狮子山雅集，并成为创办“锦山文社”十老之一。[2] 潘世谦著有《蜕庵诗存》、《浮生梦影》[3]、《蜕庵诗续浮生梦影合刊》（1981年刊印）等文献。[4] 20世纪30年代，潘世谦代理澳门三井洋行燕梭（保险）；[5]晚年时候，返回香港居住。 1967年7月9日9点多，陈君葆到赤柱海滩散步，遇见潘世谦夫妇。潘世谦是庆广的妹夫。大家聊起来，原来世谦嫂与冼玉清是圣士提反书院时的同学，她颇怪冼玉清不把百万的遗产移到外边来，办一所医学校来纪念自己，留传于后！陈君葆对世谦嫂的说法，大为不解。[6] 现录潘世谦作于1917年的诗两首： 《南湾远眺》 爱看秋色独登台，蔓草斜阳迤逦开。[7] 几片风帆成点缀，一条雪浪破天来。 《春日南湾》[3] 烟水迷濛细雨天，柳堤湾处泊渔船。 春潮微涨三竿绿，寒树低迷隔岸烟。 帆影远来香雾里[8]，钓丝摇曳晓风前。 归来已是春将尽，典却轻裘作酒钱。 [1]方宽烈：《澳门当代诗词纪事》（下册），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第495页。 [2]邹颖文：《香港古典诗文集经眼录》，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236页。 [3]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06-207页。 [4]潘世谦：《蜕庵诗续、浮生梦影合刊》，2013年8月20日，http://books.google.com.hk/books/about/%E8%9B%BB%E5%BA%B5%E8%AF%97%E7%BA%8C_%E6%B5%AE%E7%94%9F%E5%A4%A2%E5%BD%B1%E5%90%88%E5%88%8B.html?id=VZa-GwAACAAJ。 [5]黄启臣、郑炜明：《澳门经济四百年》，澳门：澳门基金会，1997，第309页。 [6]陈君葆、谢荣滚：《陈君葆日记全集卷6：1967-1971》，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第75页。 [7]迤逦：曲折连绵。 [8]香雾：带有芬芳气息的烟雾。张泌词：“花满驿亭香雾细，杜鹃声断玉蟾低。”

卢光裕，字圣珍，号舜渠，讳光裕，广东省新会潮莲乡（今属江门市蓬江区潮连街卢鞭村）人。澳门富商。卢九的长兄卢华锦第三子。[1] 卢光裕少年老成，勇作敢为，深得叔叔卢九所器重，待之如子。他经营商业，逐步致富。卢光裕与堂兄卢廉若多次承充澳门闱姓生意。1899年，他和卢廉若、葡人伯爵‧飞难地合作，承充澳门闱姓。1901年，内地义和团运动兴起，恩科奉旨延迟，以致所收银票，全部退回。 1886-1896年，卢九与林西、何连旺连续三届承充澳门番摊生意，担保人是亚纳伯爵妻子晏拿爹厘士‧飞难地，每年上交规银升为150000元。新合同是旧合同期满后延期。 1897年7月28日，各股东与新三记公所签订合同，经营澳门闱姓生意。该项生意分成300股，每股1000元，李升占80股，卢光裕占17股，何连旺占40股，尤勉之占30股，卢九占43股，Lu-Lau-Shan和卢廉若占60股，飞难地妻子（Anna Thereza Ferreira）占30股。卢氏家族共占120股，控制着新三记公所和此项生意。 1897年，卢光裕、卢九与另一名赌商柯六合作创立恒和公司，承充包售仁慈堂彩票，合作经营十年。卢光裕担任该公司司事，“卢光裕做该公司司事多年，所有公司所得每百元票价一十二元之利益及中票不到收银之遗彩，均由其一手收存”；宝行银号是卢九一手创建的最重要的家族企业之一，1905年初，卢九委任卢光裕为该银号司事，掌管银号日常事务。可见卢九对卢光裕的倚重。[2] 1906年1月，卢光裕和卢廉若成为澳门业钞公会副会员。 1907年3月，卢光裕与萧登合作，承批位于马蛟石炮台相连之山脚一块空地。 1909年1月2日，卢光裕被柯六控告，暴露经营仁慈堂彩票的内幕。恒和公司三大股东，卢家占了两个，而且卢光裕长期担任公司司事。但卢光裕已去世，该案不了了之。 同年11月20日，柯六登报请求将恒和公司解散。[1] 卢光裕是澳门第一批的住宅电话使用者。[3] 卢光裕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后，通过捐钱做官。前清时为候选道，赏戴花翎，诰授中宪大夫。卢光裕去世时，女儿卢梅君14岁，妻子侯氏是女儿代理人。妾秦氏，儿女卢亚苏、卢芳姑不到14岁，秦氏是儿女的代理人。妾伊氏，女儿卢波详不到14岁，伊氏是女儿的代理人，都不在澳门。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62-173页。 [2]林广志：《卢九家族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28-29页。 [3]程惕洁：《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185页。

黄豫樵，香山县（今属中山市）人。[1]清末民初澳门资本家。 父亲黄焯恒。黄豫樵幼时在石岐萧阆潮馆读书，喜欢作诗，擅长书法；[2]先后创办永康置业澳门有限公司、澳门得利公司、澳门广利公司、澳门广裕盛什货、澳门国华戏院、泅德银号[3]；成为澳门早期华人富商之一。 1911年前，澳门商人没有成立团体。1911年，华商萧瀛洲等发起筹备组织“澳门商会”，拟定纲领，1912年12月14日获澳葡政府批准立案。1913年，澳门商会正式成立，公推萧瀛洲为首届总理。当时没有会所，暂借同善堂为临时办事处。同时，以“旅澳华商总会”名义，获得中国政府工商部批准立案。1916年，正式定名为“澳门中华总商会”。1930年，卢焯担任总理，黄豫樵担任副总理，购入议事亭前地十八号作为会所。[4] 1935年，濠江中学由前校长黄健接办，黄仲榆为董事长，黄柱记、黄豫樵、黄渭霖等组成校董会。几年后，学校发展为完全小学，1936年开设初中一年级，学生达二百余人。[5]现在澳门云泉仙馆，在抗战前是旅澳西樵道侣的联谊处。抗战期间，西樵沦陷，云泉仙馆同门四散，道侣来到澳门暂避。1940年，黄豫樵、何海科等召集道侣成立联谊处。[6] 1947年，黄豫樵通电全国机关及参议会，提倡恢复读经，并择简要编入高小以上课程，得到五省参议会来电赞同。 民国时期，杨子毅等人倡建中山纪念图书馆，黄豫樵捐国币350万元。[7] 澳门东望洋山“白头坟场”与上松山的斜坡间，有座著名的“焯公亭”，扼守幽径咽喉，背山面海。亭为六角，古朴典雅，两柱嵌有对联，为黄豫樵所撰： 悦耳沸松声，仰瞻乔木高枝，恍忆鲤庭趋对日； 停纵看海景，感到长风巨浪，应多鹏翮奋飞人。 在澳门松山凉亭，黄豫樵撰写（木质）对联一副，白底红字，楷书：[8] 风和日丽，健体强身宜晨运； 花香鸟语，舒胸畅怀乐谈天。 1949年春，黄豫樵出资建立焯公亭，以纪念父亲九秩冥寿。当时，他自行堪舆，选此建亭。他认为此亭选位恰在“松山东南两翼之中”，为吉位名曰鹏背，这样既尊先人宾天，又主后人生发。他对风水术数颇为精通，在澳门文人圈中素有名气。 然而，澳门康公庙前的一众风水师却认为，白头坟场立后山界碑，犹如为白头夷守孝，更有说焯公亭得窥天葬，是大不吉的。据说，焯公亭建后，黄豫樵百病缠身。之后家族四散流离。[9] 20年代，黄豫樵在中山石岐开设泗德银号时，向来稳扎稳打，不做投机买卖。当时石岐广衡银号的倒闭，它由一个有名的资本家开设。因司理人郭炽云炒买币，损失很大，他以欺骗的手法，向泗德银号借了很多金币和黄金。黄豫樵误信同业，致被拖累，损失了几十万元，同时拖累瑞升银号损失了42万元。泗德银号东家从澳门汇回20余万元还债，瑞升银号交出产业，开投变价得款37万元还债。[10] 黄豫樵历任澳门六和自来水有限公司、澳门电灯有限公司、澳门永康有限公司董事长，岐关车路有限公司董事、澳门永廉置业有限公司总司理等职；出任澳门商会副主席及监事长。 他热心教育事业，创办澳门粤华学校、澳门孔教学校，并出任校董；后出任澳门孔教会会长及监事长；著有《孝友齐家集》数种。[1] 1956年3月26日，澳门工商界名流组团赴穗参观展览，黄豫樵任团长，全团共22人。黄豫樵之子黄仲良担任澳门同善堂主席，继承祖父、父亲的优良传统，积极参与公益慈善活动，贡献良多。[11] 1963年癸卯兔年，澳门孔教会、同善堂于10月14日（农历八月二十七日）下午1时举行隆重的祭孔典礼，数百人出席，纪念孔子诞生2514周年，仪式古雅，气氛热烈。当日，孔教会在圣堂举行祀圣典礼，该会主席何贤因事未能到会主祭，改由该会副主席莫培樾任主祭。并由崔德祺、黄仲良、胡煜荣、冼永就、陈伯墉、刘明新、林文照、萧俊钦等知名人士参加。[12]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7页。 [2]《澳门名胜楹联辑注》，载“中国对联集成编校室＂网，2013年6月6日，http://china-liand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4060。 [3]中山政协：《中山文史》（第1-3辑选刊），中山：中山政协，1989，第93页。 [4]《濠江中学史略》，载“濠江中学＂网，2012年12月20日，http://www.houkong.edu.mo/intro/history/before2004.htm。 [5]《澳门中华总商会史略》，载“澳门中华总商会＂网，2012年12月18日，http://www.acm.org.mo/intro/history.htm。 [6]李长莉、左玉河：《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440页。 [7]《中山市石岐区文物古迹介绍——赓建图书馆三楼碑记》，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2年12月1日，http://www.zsda.gov.cn/plus/view.php?aid=5072。 [8]《澳门名胜楹联辑注》，载“360doc个人图书馆＂网，2014年5月6日，http://www.360doc.cn/article/9731268_351566854.html。 [9]《东望洋山白头坟场成澳门巴斯人天葬台》，载《新报》，2013年3月16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31787。 [10]缪文雨、高焕章：《石岐银业的回忆》，载《中山文史》（第3辑），中山：中山政协，1965，第12-19页。 [11]《澳工商界名流组团，今日赴穗参观展览，黄豫樵任团长全团共二十二人》，载“海外华人华侨剪报资料库＂网，2013年11月20日，http://libproject.hkbu.edu.hk/was40/detail?record=8&&channelid=4935&searchword=%E6%97%A5%E6%9C%9F%3D1956.03.26&ispage=yes。 [12]《附件四：同善堂祝圣庆典》，载《澳门日报》，1963年10月15日。

林炳炎，原名林福新，英文名Lam Bing Yim，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田寮村人。恒生银行创办人之一、港澳知名富商。 父亲林寿汝是一位老实的农民，生育子女多个，炳炎居长。炳炎童年时入读私塾、小学，因家境困难而辍学，在广州一家小钱庄做学徒；后被老板的好友赏识，推荐到汕头的钱庄做店员，负责外出收送汇单和钱币，工作量很大。几年后，炳炎基本学会经营钱庄的本领，就携眷前往上海，自办大昌钱庄。他坚持“顾客至上、服务第一”的宗旨，经过多年努力，仅在常德路街内，就开设多家店铺；又与孔祥熙、宋子文等上层社会名流交往，成为上海颇有名气的富商之一。 抗战初期，炳炎向前线捐献飞机，并购买粮食救济广东旅沪灾民，知名度越来越高。 1933年3月，炳炎与挚友何善衡、盛春林、梁植伟、何添等集资十万港元，在香港中环路创办恒生银号，自任董事长。炳炎在上海拥有产业，在广州十三行开设昆昌银号（抗战胜利后改为汇隆），经常来往于香港、广州、上海等地开拓银号业务。恒生银号是华资银行，从事金银、外币买卖和汇兑、押汇业务，主要为中小客户服务，生意越做越大，入股人越来越多。1937年，恒生银号成为香港银行、银号大户之一，当时《粤华报》称炳炎为“金融钜子”。 1941年12月，日寇侵占香港，炳炎把资金转移到澳门开办“永华银号”。他受到澳门总督的热情接待，让出澳督将军府给炳炎居住，并声言免收房租。[1] 当时，正值澳门镜湖医院因长期性高强度的施济而面临财源枯竭，炳炎受澳门众华商推举出任镜湖医院主席。他除弊革新，促使镜湖医院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他建立自己在澳门社会的影响，推动澳门华人社区的新权力核心的形成，创下了造福万民的功绩。 炳炎接任镜湖医院值理会主席后，认为值理会处理医务行政事务应有医生参加，为此，次年推行领导制度改革，院长专责医务，聘请柯麟医生担任镜湖医院首任院长。 一是改值理制为董事制，医务方面由院长负责。 二是抗战爆发后，镜湖医院施济激增，入不敷出，加上连年捐输，民穷财竭。炳炎不畏困难，除带头捐款外，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银行界发起为镜湖医院捐款，仅1945年募得经费13万余元，创下历年筹款的记录；1948年，他一次捐赠镜湖医院手术室价值1.5万余港元的设备。 三是向澳葡当局争得中国医师与葡籍医师同等待遇。镜湖医院手术室建立后，中国医师尚未取得手术权。按照澳葡政府规定，必须聘请葡籍医师为外科主任，只有得到该主任授权，华籍外科医师才能手术。对此，炳炎无法容忍，与澳葡当局据理力争，终获得澳督同意，使华籍医师与葡籍医师拥有同等的手术权；此举彰显了炳炎的民族气节，华人无不赞佩。 四是以镜湖医院为阵地，形成澳门华人社团新的权力中心。镜湖医院建成后，成为澳门华人集议之地。 1912年，华人社区的权力中心开始从镜湖医院转移到商会。1930年代中期，柯麟进入镜湖医院担任义务医师，设法提高共产党在镜湖医院的影响。太平洋战争期间，镜湖医院成为共产党保护下的进步文化人士撤出香港中转回内地的地下交通站。炳炎入主镜湖医院前，向前任值理会提出与柯麟一起加入值理会的条件，得到同意。 为使柯麟顺利进入值理会，炳炎亲自游说澳督，希望澳督批准柯麟加入值理会。当时澳督顾虑柯麟是共产党员，炳炎对澳督坚称，如果柯麟是共产党，自己也是共产党。终于，迫使澳督同意炳炎的要求。 不久，炳炎主持董事会，决定聘柯麟为镜湖医院院长，使柯麟顺利取得镜湖医院医务的领导权。20世纪40年代末，炳炎逐渐将镜湖医院慈善会会务委托时任副主席何贤来主持，形成何贤主持镜湖医院慈善会会务、柯麟主持镜湖医院院务的权力格局，使镜湖医院成为中华总商会之外澳门华人社团新的权力核心。炳炎有胆有识，敢作敢为，领导镜湖医院慈善会顺利地渡过危机并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个人品德和功绩获得澳门各界人士的敬佩和赞赏。[2] 抗战胜利后，炳炎将资金从澳门转回香港复办恒生银号，并率先拓展南北物资交流及汇兑业务，致力香港经济复兴。1946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国统区货币贬值，香港黄金、外币炒卖业高潮迭起，恒生银号与同行一样从中获利，资金倍增。 炳炎知人善任，主张“凡能者举之”。有不合条件的亲友要求进入恒生银号工作，他婉言拒绝：“你做生意不够本钱，尽管说，但要求入恒生做事就难了。”多年来，在恒生担任高级职务的不下数十人，却没有一个是靠他私情提拔上去的。有位友人因缺资金办学而愁眉苦脸，炳炎知道后说：“钱还是要捐的，再穷也要办学校。你做一个计划，看要多少钱，我来帮你。”事后，还叮嘱那位朋友不要告诉别人钱是他捐的。 三、四十年代，清远县多次遭受水灾，炳炎向灾民施粥分米、赠医施药；抗日战争期间，资助香港同乡疏散回内地。他捐献钜款支持清远师范、清远中学、清远方便医院、香港东华医院、澳门镜湖医院等建设。在家乡田寮村，他出资建有东兴小学，教学设备完善，当地孩子免费入校读书，教师在校免费用膳。 兴建兴仁小学时，他捐资1000元白银。在兴仁墟、石龙头村、东村，他捐资建三座钢筋水泥桥。修建石泉坑水库，他捐助白银3000元。他成立林炳炎基金会在香港荃湾葵青区大厦街33号；建设洁心林炳炎中学在香港九龙横头磡富美街；建设岭南大学林炳炎楼；帮助在粤港澳一带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等。 1946年，炳炎先后担任香港清远同乡会、清远公会名誉顾问，讲一口石角蛇话。[1] 1947年2月15日，炳炎坐在沙发上因心脏病发而去世，年仅56岁。[2] 送葬之日，香港的花圈被购一空，护棺送葬的人群长达一公里之多。 “文革”期间，林炳炎在乡的祖墓被破坏，房产和没收。“文革”结束后，当地政府一度修复林炳炎祖墓。 林炳炎生育四子一女：长子林秀梁、次子林秀峰、三子林秀荣、四子林秀棠及女林丽冰。林秀梁是美国化学博士，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回港后进入恒生银行，负责外汇业务；后升为副总经理，并进入董事局，1976年5月，因一场小病去世；其妻林李翘如为大学资助委员会主席，当律师和任教于中学，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前房委会主席王鸣及商业电台高层俞琤等都是她的学生。 在兄长去世不久，林秀峰和林秀荣辞退工作。林炳炎逝世后留下三亿港元的遗产，指定其中两亿港元用于文化事业。1976年林秀峰入股佳艺电视台，成为董事之一；他热烈追求港姐出身的无线电视台当红艺人缪骞人；但佳视倒闭后，两人就分手。 四子林秀棠一直保持低调，任职于大昌贸易行。[1]林丽冰嫁与陈姓人家，是岭南教育机构有限公司主席，岭南大学校董及校友。[3] [1]向耀佳：《恒生银行的创办人——林炳炎》，载《广东史志》，1998年第10期，第52-53页。 [2]清城区档案局：《近代金融钜子——林炳炎》，载“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政府＂网，2013年12月30日，http://www.qingcheng.gov.cn/info/73876。 [3]《林炳炎》，载“维基百科＂网，2012年11月26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7%82%B3%E7%82%8E。

萧瀛洲，又名萧登，葡人称为“亚登”，广东省香山县人。清末民初澳门著名赌商、澳门华人领袖。[1] 父亲萧五，母亲杨氏。[2]1898年，萧瀛洲加入葡籍。 1903年7月，萧瀛洲承充澳门白鸽票生意，五年为期。1905年11月，他与卢廉若、崔寿宸合作，承充澳门半岛、氹仔、过路湾（今路环）闱姓生意，五年为期，每年缴承充规银62000元。1906年6月，他与卢九合作，承充澳门半岛、氹仔、过路湾（今路环）白鸽票、山票生意，五年为期，每年缴承充规银162900元。 1907年3月，萧瀛洲与孔咏裳、黄大经、卢廉若合作，承充澳门半岛、氹仔、过路湾（今路环）一期闱姓生意，每月缴规银5167元。同年，他与卢光裕合作，承充澳门番摊生意，五年为期，每年缴规银450000元。萧瀛洲经营白鸽票、闱姓、番摊等赌博项目，经营时间十年以上。同时，他与林莲等华商创办时丰银号。1896-1903年，他与各个股东合作七年。1909年，他投资创办宝裕银号，并担任司事。 1909年5月，澳葡政府将鸦片经营权收回，由政府统一经营，同时委托萧瀛洲代理。此次，他代理煮卖鸦片，时间不长，至同年7月22日。当时，因他不依时将鸦片存项呈交，澳葡政府库务司催逼甚急。 1910年8月，澳门鸦片专营权重新出投，以三年为期。萧瀛洲与李世桂以139500元报价，结果不敌吴广、马池龙，后者以148750元竞得。[1]1911年，萧瀛洲以德成公司名义向澳门政府承投澳门番摊总公司。由于经营有术，颇有发展，成为各摊馆之首。 1911年，澳门纳公钞至多之人，在30人中，他以纳业钞1367.4元、息钞12.24元，共1379.64元，名列榜首。[2] 萧瀛洲与人合股组建澳门时丰银号、三记号，承批土地构筑物业。经商之余，他积极参与澳门时事政务及华人事务，是澳门最早期慈善机构同善堂创办人之一。 1903年，萧瀛洲出任澳葡政府业钞公会副会员；1905年出任澳葡政府业钞公会会员等职；1909、1910年以宝裕银号司事“未挂号商人”身份，成为当年度澳门理商局局绅候选人。 1909年5月，萧瀛洲等20多人代表澳门华商，出席在议事亭大堂召开的中葡政商各界会议，此次会议鉴于中葡勘界及香洲开埠对澳门构成的影响，与会者着重讨论改良澳门治理政策问题，“华商薛棠、萧瀛洲等则演说前三十年澳门兴盛，近三十年之衰败”。 会议再次提出华人设立商会问题，从而萧瀛洲初步奠定华商领袖的地位。[1]1911年，署理澳督马揸度（Á1varo de Melo Machado）宣布成立庆祝葡萄牙民主革命成功周年的“总办盛典大公会”，萧瀛洲被推定为副会长，兼负责“办理华人公众礼节”第一分会会长，成为所有任职华商中地位最高者。[2]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5月下旬，他回到阔别17年的家乡香山，顺道访问澳门三天。他先往萧瀛洲府第（今澳门百老汇大厦），下榻卢园春草堂，与园主卢廉若等人合照，会见澳门各界人士。[3] 萧瀛洲一直是革命党人采购洋军火发动武装起义的负责人之一，惠州起义、广州起义等大部分枪支弹药，都是他出钱出力购买。他给港澳同盟会首领谢英伯“药商兼赌商经纪”身份和金钱，以便他在两地活动。他出资帮助澳门同盟会员、疍家人梁镜清开鱼栏和摊馆，掩护采购和走私军火。[4] 1912年12月14日，澳门华商组织获葡萄牙政府批准立案，名为“澳门商会”。1913年1月8日，该商会正式成立，萧瀛洲担任第一届总理。[1]1930年，以他为首组建的“澳门番摊总公司”专营番摊承充到期，他担任澳门华商总会主席兼镜湖慈善会值理，因身体欠佳，决定退出赌坛，之后退出商场。[5] 他爱好古玩、珠宝钻翠，清末在澳门、香港、上海、北京等地，收买不少古瓷和翠钻等古物，收藏有宋钧窑、汝窑瓷器和明清官窑瓷器等。他的长女与上海新惠人梁培（字植之）结婚。梁培青年时留学法国，回国后在上海寓居。受岳父的影响，梁培也喜爱收藏古玩。[6] 民初时期，澳门卖草地街巷口的“胜记”，凭“丝苗白粥”和“胜利牛脷酥”出类拔萃。老板萧姚氏是萧瀛洲族侄媳妇。她原是萧瀛洲家中厨妇，长得漂亮，擅长烹饪，被萧瀛洲堂侄娶为妻子。据说胜记生意红火，与萧瀛洲关系很大——胜利牛脷酥的“神奇翻胜”功效，就是萧氏旗下的赌场散布出来的。[7] 澳门十月初五街12号有间金风烧腊栈极为有名，出品金银膶（肝）尤其矜贵，猪膶甘香起砂又细腻无筋，肥猪肉如冰似玉，鲜爽不腻，肉香中带出酒香。金风栈的创店老板黄元鑫是新宁（今台山市）人，从小跟师傅学厨，厨艺不出色，却学到著名的新宁腊味制作技艺。后黄元鑫来到澳门谋生，辗转进入萧瀛洲、卢廉若等经营的澳门番摊总公司当厨师，卢廉若大为赞赏黄元鑫制作的腊味，就叫他到卢园专门制作腊味。 黄元鑫嗜赌，欠下不少赌债。萧瀛洲暗中将他的赌债全部承揽下来，又暗中唆使黄元鑫辞工，出来帮自己搞腊味作坊，以抵偿赌债。于是，十月初五街金风栈创立。几年后，金风栈腊味创出口碑，生意大好，黄元鑫欠萧瀛洲的债还清了。之后两人合股经营金风烧腊栈，萧瀛洲占大股，但一切经营全交黄元鑫管理。 1917年金风烧腊栈停业。因黄元鑫见赌心喜，旧瘾发作，无心做腊味生意，多次央求萧瀛洲给他打理一间摊馆。萧瀛洲细算后答应了，他将金风烧腊栈的三层楼作坊店铺物业，改作金风摊馆，交由黄元鑫打理，分红提成，赌馆收入比腊味生意要多。 30年代，萧瀛洲等大赌商去世。黄元鑫受到高可宁等排挤，金风摊馆不得不将结业。十月初五街12号整幢楼又改回经营金风烧腊栈生意，黄元鑫当时是业主兼老板，亲力亲为，使金风腊味再度声名鹊起。[8] 教育家萧悔尘毕业后，经奔走募捐得款30多万美元，回到香山觅址筹建医院。当时得到萧瀛洲后人支持，自愿割让水关街的“兰陵别墅”，使院址扩大。1922年，萧悔尘把医院建成，定名为“侨立医院”，成为当时珠江三角洲一流的医院。[9]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80-181页。 [2]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270页。 [3]邓开颂、谢后和：《澳门历史与社会发展》，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第129页。 [4]金英杰：《灵芝药房秘密搞革命》，载《新报》，2012年12月1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92090。 [5]《新中央酒店僭建开赌》，载《新报》，2013年8月11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257427。 [6]陈重远：《鉴赏述往事》，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296页。 [7]金英杰：《胜利牛脷酥民初领风骚》，载《新报》，2013年6月1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202765。 [8]金英杰：《金风栈烧腊滋味一世纪》，载《新报》，2013年2月12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214749。 [9]赵荣芳：《拓展中山教育事业的萧悔尘》，载《中山文史》（第22期），中山：中山政协，1991，第80-82页。

柯正平，又名柯平，广东省海丰县人。澳门富商、社会活动家。柯麟弟弟。 正平出身于一个小商家庭，1927年，在广东省海丰县参加工农革命军；1929年在香港从事爱国进步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香港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为当时东江纵队提供后勤服务。 1934年，正平到澳门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创办南光公司，为解放海南岛和抗美援朝、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作出重要的贡献。1936年，正平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澳门共产党组织机构的创建人之一。 1945年，正平领导和主要参与澳门同胞“光复回归祖国运动”，1947年“澳葡和中国渔船事件”、“澳葡打死单车工人朱文彬事件”，1948年“澳葡颁布工会合法化事件”，1947-1948年“澳门各界为粤省灾民赈灾捐款运动”等。 正平是中共在澳门的最高负责人，成为原中央港澳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是分治后的中共澳门工委的第一把手。20世纪30年代始，他参与澳门历史上社会政治的一切大事件，并且都身处在关键位置。从营救失陷在港澳的数十位中国文化精英，到组建澳门抗日救亡队伍，组建东江纵队港澳支队，他都是组织者和主要干部。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正平策动澳门社团在澳门升起了五星红旗。 1951年，正平发起澳门各界，开展庆祝“十一”国庆活动。 1953年“澳葡驱逐国民党势力出澳门”，就是正平运筹帷幄的结果。1955年澳葡企图藉“澳门开埠四百年纪念活动”宣布澳门改称“葡国澳门省”，他领导澳人举行大规模的抗争行动，使澳葡的阴谋不能得逞。 1963年，他参与决策“中澳边界划定谈判”。 1966年，他实际领导了澳门爆发著名的“一‧二三”运动。1967年澳葡向中共无条件妥协后，全赖于他主导澳门的善后稳定工作。 正平参与推动澳门回归的历史进程。 1975年1月葡国与台湾国民党政权断交；年底撤走驻澳门军队，解散葡国驻澳陆军和海军司令部。1976年葡国公布《澳门组织章程》，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 1977年，葡国开始与北京进行建交谈判。1979年2月8日中葡正式建交。 70-80年代所有有关中葡、澳葡政治大事，都是他主要参与推动。1984年开始中葡谈判澳门回归问题；1986年中葡正式谈判，这其中的中方官方代表团名单中，第一名团员就是正平。 经过三轮谈判，1987年3月26日，中葡两国正式签署《中葡联合声明》，正平在场见证这个历史时刻；1988年开始起草《澳门基本法》；1993年3月31日正式颁布《澳门基本法》，期间，他就是主要立法者，他的地位和作用，远超那些法律专家、草委。 在澳门回归祖国的历程中，正平先后担任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谈判中方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参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制订和宣传工作。在任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期间，为筹建特区、实现澳门政权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澳门回归后，正平努力推动“一国两制”的实践，坚决反对“台独”，关心祖国经济建设，支持特区依法施政。1999年12月20日，他以极为重要的位置见证了澳门回归。[1] 建国初期至60年代初，正平先后主持创办南通银行、澳门中国旅行社，它们和南光公司成为澳门最早的三家中资公司，至今一直重要影响着澳门经济发展。 南通银行开办初期，不过是一家小银号，行址仅数十平方米，职工20余人，只能经营存款、汇款和小额贷款等银行业务，运作中困难很多。正平作为董事长，多方奔走呼吁，终于换来澳门同胞的理解，纷纷以到南通银行储蓄的实际行动来支持爱国银行开办。1987年，南通银行全行职工670人，分行15家，总资产100多亿元。 为适应澳门主权回归的需要，澳门南通银行全部资产无偿转让给中国银行，并于1987年完成法律程序，澳门南通银行改名为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中葡两国签订联合声明，1995年，澳门政府通过法律授权中国银行可发行澳门钞票地位。 正平积极为内地的经济发展“牵线搭桥”；为推动广东基础建设发展，1981年，他多次与广东省长刘田夫同志磋商，决定与广东省人民政府合作，参与投资兴建广珠公路的沙口、洪奇、容奇等大桥；为此成立澳门联合发展公司，向广东方面投资港币1.5亿元，他被推举为董事长；1984年11月，四座大桥全部竣工，令全长137.6公里的广珠公路畅通无阻，不仅促进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繁荣与腾飞，同时在全国创立“集资建桥、过桥收费、以桥养桥”的范例。[2] 1956年，正平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1984年春节，邓小平同志视察广东，在中山温泉宾馆听取他和有关人士汇报澳门工作；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再次接见他；1997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广东厅，江泽民总书记与他亲切握手。 2003年1月，正平荣获澳门特区政府授予大莲花荣誉勋章。 正平被选为全国人大第四至九届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柯正历任澳门南光公司总经理、南通银行董事长、澳门中国旅行社董事长、新华社香港分社顾问、南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银行常务董事、新华社澳门分社顾问等职。在澳门回归历程中，先后担任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谈判中方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等职；在澳门工作60多年，生平犹如一部澳门近代史书，人称“澳门王”。[1] 2005年9月30日，正平在澳门逝世，享年94岁。 近百位前任和现任的国家领导人发唁电悼念柯正平。 柯正平夫妇生育两子两女，但他创造的财富、地位并没有代代相传。女儿柯琼说，父亲从小对孩子特别严厉，我和妹妹从来都没有甚么特权，父亲配有车，小时遇到刮风下雨，我想坐一下，但父亲不肯，呵斥说这是国家配给的车，是用来开展工作的。二哥一直在做一名义务兵，大哥也只是在农村当干部，都没受到特别照顾。她自己毕业后在南光公司工作12年，后辞职出来。[2] [1]《不能忘记澳门的柯氏二兄弟——柯麟与柯正平》（转“人民网＂），载“广东省柯麟医学教育基金会＂网，2012年3月20日，http://www.gdkelin.org/view.php?id=777。 [2]余彦君：《柯正平：心系祖国造福澳门的“地下澳督”》，载《晶报》，2010年5月18日。

李镜荃，字镜荃[1]，又名李光、李镜全、李镜泉，新会县七堡乡（今属江门市新会区七堡镇）人。澳门富商、澳门商会副总理。 李镜荃家族很早投资银店生意。其父碧光堂于1881年，与卢九、蔡康等人合作经营宝行银号生意。 除经营闱姓生意外，李镜荃多次承充经营澳门火水（煤油）、火药生意，成为当时著名的硝商。 1897年1月，李镜荃承充澳门半岛、氹仔、过路湾（今路环）及其属地售卖出口入口火水生意，为期两年。1897年3月，他承充澳门半岛、氹仔、过路湾及其属地出口入口、制卖火药硝及硫磺生意，为期两年。 李镜荃与妻子陈氏生育三子：长子李际唐（翘燊）生于1882年；次子李翘庆（保榕），又名李子农，生于1884年；三子李耀伦生于1901年。 据说，1904年，李际唐参加光绪甲辰科（清朝最后一科）会试，当时李镜荃在经营闱姓，以十万元的代价，觅得“枪手”入闱作弊，把李际唐“扛”成一名翰林。李际唐成为澳门史上唯一的一位翰林学士。[2] 1908年，澳门举办卖物赈灾会，李镜荃积极参与其中，购买绣品、烟仔等物品。[3] 宝行银号多个股东去世后，其后人掀起了一场浩大的诉讼，李镜荃被卷入案中，但其经营的银号属于家族生意。在经历宝行银号风波后，1910年，李镜荃另外投资宝得银店，担任司事一职，并以“未挂号商人”身份，参与当年理商局局绅的竞选。 1911年，成为李镜荃事业的鼎盛时期，年初，他出任公钞会副会员；3月担任公钞会会员，同时被公钞局列为“纳公钞至多之人”。1913年1月，澳门商会成立，他被选为副总理，成为新一代华商领袖。[2] 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时，李镜荃积极支持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不顾长子李际唐等亲友反对，义无反顾地资助革命党人，公开为孙中山等革命活动撑场；长期接济孙中山在澳门的家眷十多年。他多次在澳门和广州与孙中山会晤，每次一定赠送孙中山金钱逾千元，大力支持革命。[4] 李氏家族在澳门的龙头生意是“富而贵闱姓彩票厂”，位于草堆街船澳口七号（今“永安号”铺位），是当时澳门“五大闱厂”之一，专做省城五邑（新会、台山、恩平、开平、鹤山）籍人士的彩票生意及五邑各乡镇的彩票生意，生意兴隆。 在李际唐“扛”得翰林后不到一年，“富而贵闱姓彩票厂”结业了，因大清朝乡会岁科试一律停止而停业。澳门人都说“李光（镜荃）标到科举会试标尾会了”。[1] [1]《澳商“标尾会”子成进士》，载《新报》，2013年3月16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34291。 [2]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81-183页。 [3]汤开建等：《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记实：近代报刊澳门资料选粹》，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第218-219页。 [4]金英杰：《灵芝药房秘密搞革命》，载《新报》，2013年3月16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92090。

冯成，又名冯凤韶，南海县官窑乡（今属佛山市南海区官窑镇）人。[2]澳门富商、澳门近代工业的开拓者之一。[1] 冯成早年因往返澳门做丝茶生意，接触到天主教，后来定居澳门，加入葡国籍和天主教，教名为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2] 1880年6月17日，冯成与曹有同时获得葡萄牙王室御赐圣母金星，当时成为最早获此殊荣的晚清澳门华商。 冯成先后经营澳门多项专营生意，其中以赌博为主，1875年、1878年、1881年成为澳门闱姓承充人。1874年、1875年、1878年，冯成承充氹仔、过路湾（今路环）卖鸦片烟和番摊揽头生意。1877年，冯成承充澳门白鸽票生意两年。 1875-1882年，冯成是一位善于承充专营生意的商人。1882年4月，以冯成和何桂、陈六、何德昌、黎才、林含莲、胡衮臣、卢九、何连旺等为首的一众商人，承充专营生意的华商联名，向澳门总督察控华政衙门，“缘商等如遇有人违反承充合同条款，即行察控华政衙门，惟该官屡次阻碍承充之益等情”，为此，众华商请求严查违反承充合同者，华政衙门对此应严加处置，“商等深知大人可能伤令将商等与贵公物会所立各合同之各款而行，是以特为联察，伏乞设例防备，庶免商等再加受亏可也”。 冯成是澳门近代工业开拓者之一，1882年4月，他向澳葡政府申请在蒲鱼地和隆园西边设立两间缫丝厂。 冯成与何连旺、卢九、陈六等人合作创办另一间较大的织造匹绸厂，男女工人八百多名，每人每日工资八九分。同时，冯成投资多家工厂。 1882年农历六月初五，冯成去世。 冯成居住大堂坊医人院街第一号屋，妻子亚纳‧若敬纳‧梁‧沙勿略（Anna Joaquina Leong Xavier），生育三子：冯洛泉、冯嘉端、冯嘉恩，其中长子冯洛泉生于1878年。 冯成去世时，三个儿子尚小。[1] 冯成生前的“十友”，即陈六、罗澄波、胡衮臣、潘礼臣等及其弟冯觉芬代理代管生意。[2]冯成早年投资金融业，成为著名的泰和银店股东之一。 之后，冯成的两个儿子与潘三益（礼臣）共同拥有营地大街四十六号泰和银店，该银店于1908年3月倒闭。1889年，冯洛泉接管父亲的银业等生意。[1]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4-176页。 [2]马光：《论近代澳门鸦片专营、贸易与禁烟问题（一）》，载“碧云飘鹤＂网，2012年6月18日，http://www.maguang.net/archives/116。

卢光裕，字圣珍，号舜渠，讳光裕，广东省新会潮莲乡（今属江门市蓬江区潮连街卢鞭村）人。澳门富商。卢九的长兄卢华锦第三子。[1] 卢光裕少年老成，勇作敢为，深得叔叔卢九所器重，待之如子。他经营商业，逐步致富。卢光裕与堂兄卢廉若多次承充澳门闱姓生意。1899年，他和卢廉若、葡人伯爵‧飞难地合作，承充澳门闱姓。1901年，内地义和团运动兴起，恩科奉旨延迟，以致所收银票，全部退回。 1886-1896年，卢九与林西、何连旺连续三届承充澳门番摊生意，担保人是亚纳伯爵妻子晏拿爹厘士‧飞难地，每年上交规银升为150000元。新合同是旧合同期满后延期。 1897年7月28日，各股东与新三记公所签订合同，经营澳门闱姓生意。该项生意分成300股，每股1000元，李升占80股，卢光裕占17股，何连旺占40股，尤勉之占30股，卢九占43股，Lu-Lau-Shan和卢廉若占60股，飞难地妻子（Anna Thereza Ferreira）占30股。卢氏家族共占120股，控制着新三记公所和此项生意。 1897年，卢光裕、卢九与另一名赌商柯六合作创立恒和公司，承充包售仁慈堂彩票，合作经营十年。卢光裕担任该公司司事，“卢光裕做该公司司事多年，所有公司所得每百元票价一十二元之利益及中票不到收银之遗彩，均由其一手收存”；宝行银号是卢九一手创建的最重要的家族企业之一，1905年初，卢九委任卢光裕为该银号司事，掌管银号日常事务。可见卢九对卢光裕的倚重。[2] 1906年1月，卢光裕和卢廉若成为澳门业钞公会副会员。 1907年3月，卢光裕与萧登合作，承批位于马蛟石炮台相连之山脚一块空地。 1909年1月2日，卢光裕被柯六控告，暴露经营仁慈堂彩票的内幕。恒和公司三大股东，卢家占了两个，而且卢光裕长期担任公司司事。但卢光裕已去世，该案不了了之。 同年11月20日，柯六登报请求将恒和公司解散。[1] 卢光裕是澳门第一批的住宅电话使用者。[3] 卢光裕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后，通过捐钱做官。前清时为候选道，赏戴花翎，诰授中宪大夫。卢光裕去世时，女儿卢梅君14岁，妻子侯氏是女儿代理人。妾秦氏，儿女卢亚苏、卢芳姑不到14岁，秦氏是儿女的代理人。妾伊氏，女儿卢波详不到14岁，伊氏是女儿的代理人，都不在澳门。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62-173页。 [2]林广志：《卢九家族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28-29页。 [3]程惕洁：《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185页。

林炳炎，原名林福新，英文名Lam Bing Yim，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田寮村人。恒生银行创办人之一、港澳知名富商。 父亲林寿汝是一位老实的农民，生育子女多个，炳炎居长。炳炎童年时入读私塾、小学，因家境困难而辍学，在广州一家小钱庄做学徒；后被老板的好友赏识，推荐到汕头的钱庄做店员，负责外出收送汇单和钱币，工作量很大。几年后，炳炎基本学会经营钱庄的本领，就携眷前往上海，自办大昌钱庄。他坚持“顾客至上、服务第一”的宗旨，经过多年努力，仅在常德路街内，就开设多家店铺；又与孔祥熙、宋子文等上层社会名流交往，成为上海颇有名气的富商之一。 抗战初期，炳炎向前线捐献飞机，并购买粮食救济广东旅沪灾民，知名度越来越高。 1933年3月，炳炎与挚友何善衡、盛春林、梁植伟、何添等集资十万港元，在香港中环路创办恒生银号，自任董事长。炳炎在上海拥有产业，在广州十三行开设昆昌银号（抗战胜利后改为汇隆），经常来往于香港、广州、上海等地开拓银号业务。恒生银号是华资银行，从事金银、外币买卖和汇兑、押汇业务，主要为中小客户服务，生意越做越大，入股人越来越多。1937年，恒生银号成为香港银行、银号大户之一，当时《粤华报》称炳炎为“金融钜子”。 1941年12月，日寇侵占香港，炳炎把资金转移到澳门开办“永华银号”。他受到澳门总督的热情接待，让出澳督将军府给炳炎居住，并声言免收房租。[1] 当时，正值澳门镜湖医院因长期性高强度的施济而面临财源枯竭，炳炎受澳门众华商推举出任镜湖医院主席。他除弊革新，促使镜湖医院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他建立自己在澳门社会的影响，推动澳门华人社区的新权力核心的形成，创下了造福万民的功绩。 炳炎接任镜湖医院值理会主席后，认为值理会处理医务行政事务应有医生参加，为此，次年推行领导制度改革，院长专责医务，聘请柯麟医生担任镜湖医院首任院长。 一是改值理制为董事制，医务方面由院长负责。 二是抗战爆发后，镜湖医院施济激增，入不敷出，加上连年捐输，民穷财竭。炳炎不畏困难，除带头捐款外，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银行界发起为镜湖医院捐款，仅1945年募得经费13万余元，创下历年筹款的记录；1948年，他一次捐赠镜湖医院手术室价值1.5万余港元的设备。 三是向澳葡当局争得中国医师与葡籍医师同等待遇。镜湖医院手术室建立后，中国医师尚未取得手术权。按照澳葡政府规定，必须聘请葡籍医师为外科主任，只有得到该主任授权，华籍外科医师才能手术。对此，炳炎无法容忍，与澳葡当局据理力争，终获得澳督同意，使华籍医师与葡籍医师拥有同等的手术权；此举彰显了炳炎的民族气节，华人无不赞佩。 四是以镜湖医院为阵地，形成澳门华人社团新的权力中心。镜湖医院建成后，成为澳门华人集议之地。 1912年，华人社区的权力中心开始从镜湖医院转移到商会。1930年代中期，柯麟进入镜湖医院担任义务医师，设法提高共产党在镜湖医院的影响。太平洋战争期间，镜湖医院成为共产党保护下的进步文化人士撤出香港中转回内地的地下交通站。炳炎入主镜湖医院前，向前任值理会提出与柯麟一起加入值理会的条件，得到同意。 为使柯麟顺利进入值理会，炳炎亲自游说澳督，希望澳督批准柯麟加入值理会。当时澳督顾虑柯麟是共产党员，炳炎对澳督坚称，如果柯麟是共产党，自己也是共产党。终于，迫使澳督同意炳炎的要求。 不久，炳炎主持董事会，决定聘柯麟为镜湖医院院长，使柯麟顺利取得镜湖医院医务的领导权。20世纪40年代末，炳炎逐渐将镜湖医院慈善会会务委托时任副主席何贤来主持，形成何贤主持镜湖医院慈善会会务、柯麟主持镜湖医院院务的权力格局，使镜湖医院成为中华总商会之外澳门华人社团新的权力核心。炳炎有胆有识，敢作敢为，领导镜湖医院慈善会顺利地渡过危机并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个人品德和功绩获得澳门各界人士的敬佩和赞赏。[2] 抗战胜利后，炳炎将资金从澳门转回香港复办恒生银号，并率先拓展南北物资交流及汇兑业务，致力香港经济复兴。1946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国统区货币贬值，香港黄金、外币炒卖业高潮迭起，恒生银号与同行一样从中获利，资金倍增。 炳炎知人善任，主张“凡能者举之”。有不合条件的亲友要求进入恒生银号工作，他婉言拒绝：“你做生意不够本钱，尽管说，但要求入恒生做事就难了。”多年来，在恒生担任高级职务的不下数十人，却没有一个是靠他私情提拔上去的。有位友人因缺资金办学而愁眉苦脸，炳炎知道后说：“钱还是要捐的，再穷也要办学校。你做一个计划，看要多少钱，我来帮你。”事后，还叮嘱那位朋友不要告诉别人钱是他捐的。 三、四十年代，清远县多次遭受水灾，炳炎向灾民施粥分米、赠医施药；抗日战争期间，资助香港同乡疏散回内地。他捐献钜款支持清远师范、清远中学、清远方便医院、香港东华医院、澳门镜湖医院等建设。在家乡田寮村，他出资建有东兴小学，教学设备完善，当地孩子免费入校读书，教师在校免费用膳。 兴建兴仁小学时，他捐资1000元白银。在兴仁墟、石龙头村、东村，他捐资建三座钢筋水泥桥。修建石泉坑水库，他捐助白银3000元。他成立林炳炎基金会在香港荃湾葵青区大厦街33号；建设洁心林炳炎中学在香港九龙横头磡富美街；建设岭南大学林炳炎楼；帮助在粤港澳一带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等。 1946年，炳炎先后担任香港清远同乡会、清远公会名誉顾问，讲一口石角蛇话。[1] 1947年2月15日，炳炎坐在沙发上因心脏病发而去世，年仅56岁。[2] 送葬之日，香港的花圈被购一空，护棺送葬的人群长达一公里之多。 “文革”期间，林炳炎在乡的祖墓被破坏，房产和没收。“文革”结束后，当地政府一度修复林炳炎祖墓。 林炳炎生育四子一女：长子林秀梁、次子林秀峰、三子林秀荣、四子林秀棠及女林丽冰。林秀梁是美国化学博士，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回港后进入恒生银行，负责外汇业务；后升为副总经理，并进入董事局，1976年5月，因一场小病去世；其妻林李翘如为大学资助委员会主席，当律师和任教于中学，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前房委会主席王鸣及商业电台高层俞琤等都是她的学生。 在兄长去世不久，林秀峰和林秀荣辞退工作。林炳炎逝世后留下三亿港元的遗产，指定其中两亿港元用于文化事业。1976年林秀峰入股佳艺电视台，成为董事之一；他热烈追求港姐出身的无线电视台当红艺人缪骞人；但佳视倒闭后，两人就分手。 四子林秀棠一直保持低调，任职于大昌贸易行。[1]林丽冰嫁与陈姓人家，是岭南教育机构有限公司主席，岭南大学校董及校友。[3] [1]向耀佳：《恒生银行的创办人——林炳炎》，载《广东史志》，1998年第10期，第52-53页。 [2]清城区档案局：《近代金融钜子——林炳炎》，载“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政府＂网，2013年12月30日，http://www.qingcheng.gov.cn/info/73876。 [3]《林炳炎》，载“维基百科＂网，2012年11月26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7%82%B3%E7%82%8E。

黄豫樵，香山县（今属中山市）人。[1]清末民初澳门资本家。 父亲黄焯恒。黄豫樵幼时在石岐萧阆潮馆读书，喜欢作诗，擅长书法；[2]先后创办永康置业澳门有限公司、澳门得利公司、澳门广利公司、澳门广裕盛什货、澳门国华戏院、泅德银号[3]；成为澳门早期华人富商之一。 1911年前，澳门商人没有成立团体。1911年，华商萧瀛洲等发起筹备组织“澳门商会”，拟定纲领，1912年12月14日获澳葡政府批准立案。1913年，澳门商会正式成立，公推萧瀛洲为首届总理。当时没有会所，暂借同善堂为临时办事处。同时，以“旅澳华商总会”名义，获得中国政府工商部批准立案。1916年，正式定名为“澳门中华总商会”。1930年，卢焯担任总理，黄豫樵担任副总理，购入议事亭前地十八号作为会所。[4] 1935年，濠江中学由前校长黄健接办，黄仲榆为董事长，黄柱记、黄豫樵、黄渭霖等组成校董会。几年后，学校发展为完全小学，1936年开设初中一年级，学生达二百余人。[5]现在澳门云泉仙馆，在抗战前是旅澳西樵道侣的联谊处。抗战期间，西樵沦陷，云泉仙馆同门四散，道侣来到澳门暂避。1940年，黄豫樵、何海科等召集道侣成立联谊处。[6] 1947年，黄豫樵通电全国机关及参议会，提倡恢复读经，并择简要编入高小以上课程，得到五省参议会来电赞同。 民国时期，杨子毅等人倡建中山纪念图书馆，黄豫樵捐国币350万元。[7] 澳门东望洋山“白头坟场”与上松山的斜坡间，有座著名的“焯公亭”，扼守幽径咽喉，背山面海。亭为六角，古朴典雅，两柱嵌有对联，为黄豫樵所撰： 悦耳沸松声，仰瞻乔木高枝，恍忆鲤庭趋对日； 停纵看海景，感到长风巨浪，应多鹏翮奋飞人。 在澳门松山凉亭，黄豫樵撰写（木质）对联一副，白底红字，楷书：[8] 风和日丽，健体强身宜晨运； 花香鸟语，舒胸畅怀乐谈天。 1949年春，黄豫樵出资建立焯公亭，以纪念父亲九秩冥寿。当时，他自行堪舆，选此建亭。他认为此亭选位恰在“松山东南两翼之中”，为吉位名曰鹏背，这样既尊先人宾天，又主后人生发。他对风水术数颇为精通，在澳门文人圈中素有名气。 然而，澳门康公庙前的一众风水师却认为，白头坟场立后山界碑，犹如为白头夷守孝，更有说焯公亭得窥天葬，是大不吉的。据说，焯公亭建后，黄豫樵百病缠身。之后家族四散流离。[9] 20年代，黄豫樵在中山石岐开设泗德银号时，向来稳扎稳打，不做投机买卖。当时石岐广衡银号的倒闭，它由一个有名的资本家开设。因司理人郭炽云炒买币，损失很大，他以欺骗的手法，向泗德银号借了很多金币和黄金。黄豫樵误信同业，致被拖累，损失了几十万元，同时拖累瑞升银号损失了42万元。泗德银号东家从澳门汇回20余万元还债，瑞升银号交出产业，开投变价得款37万元还债。[10] 黄豫樵历任澳门六和自来水有限公司、澳门电灯有限公司、澳门永康有限公司董事长，岐关车路有限公司董事、澳门永廉置业有限公司总司理等职；出任澳门商会副主席及监事长。 他热心教育事业，创办澳门粤华学校、澳门孔教学校，并出任校董；后出任澳门孔教会会长及监事长；著有《孝友齐家集》数种。[1] 1956年3月26日，澳门工商界名流组团赴穗参观展览，黄豫樵任团长，全团共22人。黄豫樵之子黄仲良担任澳门同善堂主席，继承祖父、父亲的优良传统，积极参与公益慈善活动，贡献良多。[11] 1963年癸卯兔年，澳门孔教会、同善堂于10月14日（农历八月二十七日）下午1时举行隆重的祭孔典礼，数百人出席，纪念孔子诞生2514周年，仪式古雅，气氛热烈。当日，孔教会在圣堂举行祀圣典礼，该会主席何贤因事未能到会主祭，改由该会副主席莫培樾任主祭。并由崔德祺、黄仲良、胡煜荣、冼永就、陈伯墉、刘明新、林文照、萧俊钦等知名人士参加。[12]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7页。 [2]《澳门名胜楹联辑注》，载“中国对联集成编校室＂网，2013年6月6日，http://china-liand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4060。 [3]中山政协：《中山文史》（第1-3辑选刊），中山：中山政协，1989，第93页。 [4]《濠江中学史略》，载“濠江中学＂网，2012年12月20日，http://www.houkong.edu.mo/intro/history/before2004.htm。 [5]《澳门中华总商会史略》，载“澳门中华总商会＂网，2012年12月18日，http://www.acm.org.mo/intro/history.htm。 [6]李长莉、左玉河：《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440页。 [7]《中山市石岐区文物古迹介绍——赓建图书馆三楼碑记》，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2年12月1日，http://www.zsda.gov.cn/plus/view.php?aid=5072。 [8]《澳门名胜楹联辑注》，载“360doc个人图书馆＂网，2014年5月6日，http://www.360doc.cn/article/9731268_351566854.html。 [9]《东望洋山白头坟场成澳门巴斯人天葬台》，载《新报》，2013年3月16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31787。 [10]缪文雨、高焕章：《石岐银业的回忆》，载《中山文史》（第3辑），中山：中山政协，1965，第12-19页。 [11]《澳工商界名流组团，今日赴穗参观展览，黄豫樵任团长全团共二十二人》，载“海外华人华侨剪报资料库＂网，2013年11月20日，http://libproject.hkbu.edu.hk/was40/detail?record=8&&channelid=4935&searchword=%E6%97%A5%E6%9C%9F%3D1956.03.26&ispage=yes。 [12]《附件四：同善堂祝圣庆典》，载《澳门日报》，1963年10月15日。

马万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今属佛山市南海区）。港澳著名实业家、杰出社会活动家，澳门知名爱国人士。 祖辈务农，父亲经商。万祺五岁时，开始学习国文，喜爱书法。稍长，参加学生运动，支持抗战。他15岁时，父亲去世。他17岁时，继承家业。 1938年，广州沦陷，万祺经营的信兴、信栈、升平、升昌、永和兴等粮食土产批发商行被日军炸毁烧光。之后，他离穗来到香港开拓事业。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很快恢复商业运作，经营进出口棉花、纱布和粮油食品生意，渐渐站稳了脚跟。 1938-1941年，他在香港成立泰生行、永裕昌等商行，并出任经理。1941年12月，日寇侵占香港时，他创下的一点基业，又被日寇掠夺。 为避战乱，万祺留居澳门。在澳门安顿下来后，他首先想到不是自己多赚钱，而是支持内地人民开展抗日活动。通过当时广州湾（今湛江）法国总督驻澳门的关系，他组织开办一家葡法洋行，专门将抗战物资中转运往内地；又开设大丰银行，加强澳门与内地金融业务来往。 1941-1944年，万祺名下有与友人合营的恒记公司、广生商行、和生商行等生意，都致力于抗战物资运输。1944-1946年，他担任镜湖医院慈善会董事、副董事长、董事会主席。[1] 40年代中期，万祺结识港澳文化界知名人士夏衍、茅盾、阳翰笙、冯裕芳、梅龚彬、柯麟、李一氓等人，交情甚深。 1943年1月15日，万祺与相恋多年的罗柏心喜结连理。结婚当天，嘉宾络绎不绝，其中不少是澳门工商界知名人士及政府官员。婚礼开始，证婚人是前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冯祝万，他告诉大家，这场婚宴原来准备五万大洋，一对新人说服双方父母，决定把这五万筵金捐出，全部电汇到广东省妇女会，作为抗战时期儿童教养院抚育孤儿的经费。话音刚落，在场所有宾客对这对新人及双方家长刮目相看，敬佩不已。之后，婚宴成为简单的茶话会。 婚后，万祺夫妻同心，相濡以沫，同心协力发展事业，从最初一家米铺的生意，发展成为澳门数一数二的商业王国。 当时在澳门，万祺要为祖国做事，经常会遇到危险。有个晚上，一家人晚饭后正在客厅小坐，突然屋外一声巨响。后来，他到院子一看，只见围墙已被炸去半堵，幸好当时没有人在后院。后破获了特务组织，才知万祺被列入了黑名单。 40年代末，万祺在香港认识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不久认识廖承志。1956年春，何香凝诚邀万祺夫妇到苏杭游览。万祺夫妇到达苏杭，只见到处花红柳绿，沿途都有廖承志为他们准备的新房，新房内香茶醇酒，糖果美点，彩帐红褥，喜庆的气氛犹如新婚。罗柏心感动不已，结婚13载，他们已是五男二女的父母了，如今欢度蜜月，真是没想到。 1946-1947年，万祺组建新中国银行；1947-1948年组建大华行，担任总经理、董事长；1948-1950年出任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副理事长、副会长、会长。 1950-1992年，万祺先后担任澳门中华教育会理事、理事长、名誉顾问，澳门劳工教育协进会主任，澳门篮排球总会、乒乓球总会、游泳总会、象棋总会会长，澳门东亚大学董事会主席、咨询会主席，濠江中学、培道中学、商训夜中学、广大中学、青洲小学、镜平小学校董会主席； 又任澳门中国土特产公司、大生建筑置业有限公司、联生发展有限公司、新建华建筑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华南企业公司、广东华侨投资公司、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广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国际投资公司董事（副董事长）； 担任暨南大学、南京大学、仲恺农业学院副董事长，广州大学、南海中学、何香凝纪念学校名誉校长，广东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委、名誉会长，广东省政协常务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澳门立法会议员，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等职。 1993年始，万祺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八届、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六届、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文革”期间，廖承志一家遭到迫害。万祺叮嘱在京工作的儿子在大是大非面前，分清是非，坚持正义。1968年，廖承志被“造反派”关押，年届九旬的何香凝心绪不宁。万祺和妻子知道后，带上何香凝喜欢的曲奇饼等食物及其所需的药物，毅然从澳门来到北京北新桥三条住处向老人问候，并看望廖承志夫人经普椿。万祺夫妇情真意切对待朋友，让廖家人倍感温暖。 1950年，万祺与叶剑英相识，交情深厚。1952年，叶剑英得知万祺肺病复发，马上把他请到北京医治，使他的病很快得到根治。“文革”开始，万祺夫妇得知叶剑英也受到冲击，冒险前往叶帅府上探望。叶剑英反而安慰万祺，希望他们在港澳地区继续做好团结人民的工作，消除“文革”在海外的不良影响。1967年初，叶剑英怕万祺在北京读书的两个儿子蒙冤受屈，不顾自己处境艰难，想方设法把两个孩子接到家中妥善保护，叮嘱他们好好读书。70年代初，叶剑英得知万祺的身体很不好，立即让他把病历送到北京请专家会诊。院方对万祺的治疗方案，叶剑英亲自过问，劝他采用内科新法治疗，效果十分理想。[1] 新中国成立后，万祺积极投身于祖国建设事业，1950年协助驻澳门国营机构抢运战略物资，支援大军解放海南和广西。抗美援朝期间，他与澳门爱国人士一起，从国外采购物资运进国内。他每年都积极组织和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活动，宣传祖国的建设成就。 万祺数十次参加港澳工商界代表团回祖国内地观光，为祖国建设献计出力。他联络广东、福建两省华侨投资公司及华南企业公司，使兴侨饭店很快落成，成为新中国首都的第一家现代化宾馆，适应对外交往的需要。他积极组织和推动澳门工商界回国，参加各类工商交流活动及一年两届的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他在澳门的投资和经营专案绝大多数与发展国内经济、拓展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相关，先后与爱国人士及国际友人组成以经销中国轻工业品、粮油产品为主的新中行，经销中国建筑材料、水泥、工艺品、抽纱刺绣及农副畜产品的大华商行、中国国华公司等。通过华南企业公司、广东华侨投资公司、广州和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参与国内投资，在香港、澳门参与中资公司投资，为国内产品在港澳开拓市场，并通过港澳转口把国内产品推向海外。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万祺与霍英东、何贤率先向珠江三角洲投资，兴建国内第一家合资的星级宾馆——中山温泉宾馆，兴建横跨珠江支流的四座大桥，使澳门广州之间交通得到有效改善。 万祺向家乡南海和内地捐款项目很多，涉及教育、体育、医疗、文化等领域。1991年华东水灾，他捐献港币100万，亲自到华东灾区慰问灾民。他担任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会长，积极为祖国文学事业出钱出力，如安徽合肥市文联的“文采大厦”，为资金所困，成为挖了地基、搁置五六年的“文艺大坑”。1992年，他率港澳捐赠代表团赴安徽灾区，了解实情后说，决定慷慨捐建，两年后，这座现代化的集餐饮、娱乐、商场、客房等于一体的“文采大厦”建成使用。 1987年4月，中葡两国签署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规定澳门将于1999年回归中国。万祺认为香港和澳门的问题，实行“一国两制”，解决得非常好。当时他在北京参加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兴奋激动，即兴赋诗抒怀。 根据联合声明，中国成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万祺就任起草委员会副主任。为此，他参加历时四年零五个月艰巨细致的基本法草案的起草拟定工作，全力以赴，奔走于北京、广州、澳门、珠海之间，与各位委员一起对基本法条文一条条、一句句反复推敲，期间，仅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就召开九次，而主任会议和各专题会议不计其数。 为了迎接澳门“九九”回归，万祺在地产、建筑和工业等领域加大自己在澳门投资份额，并参与澳门大型发展专案，带动澳门工商界，满怀信心迎接澳门回归。[2] 1993年，万祺和罗柏心庆祝金婚纪念，一家39人欢聚一堂。夫妇俩经常教导子孙们说，水有源头树有根，要多读中文，不论身居世界何处，都要常回祖国，常回澳门。几十年来，万祺的生活充实美满。他习惯早睡早起，心情开朗，不吸烟，不喝酒；平时打太极，散步，写诗，会友和看孙辈。 三子马有礼在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毕业，是澳门中华总商常务会董、澳门行政会成员、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会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 万祺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而且一位激情洋溢的诗人、书法家，其书法主要临习颜真卿、王羲之诸家墨迹及《泰山金刚经》等，工楷行书，所作楷书，端严雄秀，行书朴拙清逸。作品多次入选港澳地区大型书法展览，被收入作品集并发表于报刊，勒石于风景名胜区、碑林等处；著有《马万祺诗词选》一书，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3] 2014年5月26日，万祺在北京病逝，终年95岁。[1] 6月1日上午，马万祺先生公祭仪式在澳门综艺馆隆重举行，多位国家领导人以及澳门各界人士出席致哀。治丧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致悼词，盛赞马万祺先生爱国爱澳的一生，称他的逝世是国家及澳门的重大损失。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等国家领导人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等中央机构致送了花圈。中央有关部门和驻澳门机构、澳门特区政府和各界人士，香港、台湾以及海外各界人士、广东省政府及澳门各界人士都致送花圈。马万祺遗体安葬在澳门氹仔永远孝思墓园。[4] [1]《马万祺先生生平》，载“新华网＂，2014年6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6/01/c_1110951360.htm。 [2]吴跃农：《马万祺诗话祖国情》，载“光明网＂，2007年6月21日，http://www.gmw.cn/content/2004-11/21/content_133563.htm。 [3]金通达：《中国当代书法家辞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第504页。 [4]《马万祺公祭仪式在澳门隆重举行多位国家领导人出席》，载“中新网＂，2014年6月3日，http://www.chinanews.com/ga/2014/06-01/6234875.shtml。

冯成，又名冯凤韶，南海县官窑乡（今属佛山市南海区官窑镇）人。[2]澳门富商、澳门近代工业的开拓者之一。[1] 冯成早年因往返澳门做丝茶生意，接触到天主教，后来定居澳门，加入葡国籍和天主教，教名为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2] 1880年6月17日，冯成与曹有同时获得葡萄牙王室御赐圣母金星，当时成为最早获此殊荣的晚清澳门华商。 冯成先后经营澳门多项专营生意，其中以赌博为主，1875年、1878年、1881年成为澳门闱姓承充人。1874年、1875年、1878年，冯成承充氹仔、过路湾（今路环）卖鸦片烟和番摊揽头生意。1877年，冯成承充澳门白鸽票生意两年。 1875-1882年，冯成是一位善于承充专营生意的商人。1882年4月，以冯成和何桂、陈六、何德昌、黎才、林含莲、胡衮臣、卢九、何连旺等为首的一众商人，承充专营生意的华商联名，向澳门总督察控华政衙门，“缘商等如遇有人违反承充合同条款，即行察控华政衙门，惟该官屡次阻碍承充之益等情”，为此，众华商请求严查违反承充合同者，华政衙门对此应严加处置，“商等深知大人可能伤令将商等与贵公物会所立各合同之各款而行，是以特为联察，伏乞设例防备，庶免商等再加受亏可也”。 冯成是澳门近代工业开拓者之一，1882年4月，他向澳葡政府申请在蒲鱼地和隆园西边设立两间缫丝厂。 冯成与何连旺、卢九、陈六等人合作创办另一间较大的织造匹绸厂，男女工人八百多名，每人每日工资八九分。同时，冯成投资多家工厂。 1882年农历六月初五，冯成去世。 冯成居住大堂坊医人院街第一号屋，妻子亚纳‧若敬纳‧梁‧沙勿略（Anna Joaquina Leong Xavier），生育三子：冯洛泉、冯嘉端、冯嘉恩，其中长子冯洛泉生于1878年。 冯成去世时，三个儿子尚小。[1] 冯成生前的“十友”，即陈六、罗澄波、胡衮臣、潘礼臣等及其弟冯觉芬代理代管生意。[2]冯成早年投资金融业，成为著名的泰和银店股东之一。 之后，冯成的两个儿子与潘三益（礼臣）共同拥有营地大街四十六号泰和银店，该银店于1908年3月倒闭。1889年，冯洛泉接管父亲的银业等生意。[1]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4-176页。 [2]马光：《论近代澳门鸦片专营、贸易与禁烟问题（一）》，载“碧云飘鹤＂网，2012年6月18日，http://www.maguang.net/archives/116。

李镜荃，字镜荃[1]，又名李光、李镜全、李镜泉，新会县七堡乡（今属江门市新会区七堡镇）人。澳门富商、澳门商会副总理。 李镜荃家族很早投资银店生意。其父碧光堂于1881年，与卢九、蔡康等人合作经营宝行银号生意。 除经营闱姓生意外，李镜荃多次承充经营澳门火水（煤油）、火药生意，成为当时著名的硝商。 1897年1月，李镜荃承充澳门半岛、氹仔、过路湾（今路环）及其属地售卖出口入口火水生意，为期两年。1897年3月，他承充澳门半岛、氹仔、过路湾及其属地出口入口、制卖火药硝及硫磺生意，为期两年。 李镜荃与妻子陈氏生育三子：长子李际唐（翘燊）生于1882年；次子李翘庆（保榕），又名李子农，生于1884年；三子李耀伦生于1901年。 据说，1904年，李际唐参加光绪甲辰科（清朝最后一科）会试，当时李镜荃在经营闱姓，以十万元的代价，觅得“枪手”入闱作弊，把李际唐“扛”成一名翰林。李际唐成为澳门史上唯一的一位翰林学士。[2] 1908年，澳门举办卖物赈灾会，李镜荃积极参与其中，购买绣品、烟仔等物品。[3] 宝行银号多个股东去世后，其后人掀起了一场浩大的诉讼，李镜荃被卷入案中，但其经营的银号属于家族生意。在经历宝行银号风波后，1910年，李镜荃另外投资宝得银店，担任司事一职，并以“未挂号商人”身份，参与当年理商局局绅的竞选。 1911年，成为李镜荃事业的鼎盛时期，年初，他出任公钞会副会员；3月担任公钞会会员，同时被公钞局列为“纳公钞至多之人”。1913年1月，澳门商会成立，他被选为副总理，成为新一代华商领袖。[2] 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时，李镜荃积极支持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不顾长子李际唐等亲友反对，义无反顾地资助革命党人，公开为孙中山等革命活动撑场；长期接济孙中山在澳门的家眷十多年。他多次在澳门和广州与孙中山会晤，每次一定赠送孙中山金钱逾千元，大力支持革命。[4] 李氏家族在澳门的龙头生意是“富而贵闱姓彩票厂”，位于草堆街船澳口七号（今“永安号”铺位），是当时澳门“五大闱厂”之一，专做省城五邑（新会、台山、恩平、开平、鹤山）籍人士的彩票生意及五邑各乡镇的彩票生意，生意兴隆。 在李际唐“扛”得翰林后不到一年，“富而贵闱姓彩票厂”结业了，因大清朝乡会岁科试一律停止而停业。澳门人都说“李光（镜荃）标到科举会试标尾会了”。[1] [1]《澳商“标尾会”子成进士》，载《新报》，2013年3月16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34291。 [2]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81-183页。 [3]汤开建等：《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记实：近代报刊澳门资料选粹》，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第218-219页。 [4]金英杰：《灵芝药房秘密搞革命》，载《新报》，2013年3月16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92090。

朱梅官，原名朱作宁，字雪溪，西名Choo Mie-Kwa，广东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人。澳门早期著名华商。 清乾隆年间，朱梅官来到澳门开店经营丝茶贸易，逐渐致富，由监生捐官为纳州同职衔，时人称为“朱梅官”。 朱梅官在澳门开办商行，同时经营银号，成为澳门当时著名的华商之一。他与澳葡判事官眉额带呖关系密切。眉额带呖是当时澳门的重要葡商，担任澳葡判事官一职16年，与英国的大鸦片商比尔勾结，大规模地经营鸦片贸易。 在巨额利益的驱使下，朱梅官成为清嘉庆年间澳门主要的华人鸦片商。[1] 朱梅官等六人用布匹、茶叶兑换葡萄牙人安多利的胡椒、海参，除货抵外，安多利还应找回梅官番银3480元。安多利拟于1814年9月底回国，所乘之船停泊于香山县外海。朱梅官等人赶至逼索欠银。适逢有葡萄牙船驶到，安多利当向船长借银。该船长回答无银，仅有鸦片。结果，朱梅官等应允收下鸦片120筒（每筒约二斤七两）。因鸦片是禁品，朱梅官等担心不得上岸，碰巧有小舟经过，乘机把鸦片转卖给一伙不相识的人，得银3840元。 海盗张保仔被清廷招安，他深悉鸦片贸易实情。在缉获若干鸦片走私船后，通过审讯，他获悉澳门有个鸦片窝子。福建方面就把情报移送广东当局。1815年春，两广总督据此查拿涉案的澳门居民纪申官、王仑官、朱梅官等20人。 香山县官员乘机敲诈，透出口风：若交八万银元即可放人。勒索金额太大，鸦片商拒绝。于是，朱梅官等六人依法被解送到广州。在一番行刑逼供后，他们被迫供认贩卖鸦片的事实。[2] 朱梅官获罪充军后，致函眉额带呖借钱，照例赎罪。 朱梅官等人后被革去职衔，在犯事地方各枷号一个月后，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卖鸦片银两被充公。朱梅官一案，成为清政府禁烟政策变化的一个契机。 澳门华商走私鸦片，无不与澳葡有关，清政府对澳葡采取了较为严厉的管制措施。之后到澳门货船，均须逐船查验，如一船带有鸦片，即将此一船货物全行驳回，不准贸易。若多船皆带有鸦片，也必将各船货物全行驳回，都不准贸易，立即逐回本国。[1] 现今，澳门新马路炉石塘街口，1918年开辟新马路之前，有一条小巷弄名曰“赋梅里”，就是朱梅官大宅所在。因他极爱梅花，在家中花园植梅百株，为当时澳门华商津津乐道。朱梅官犯事被抄家后，香山县丞将他的大宅拍卖所得款项入库。“赋梅里”不复有梅花，但巷里名称仍存留至今。[3]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2006，第43-44页。 [2]雪珥：《腐烂的帝国》，载“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网，2012年8月11日，http://zgrmdx.dooland.com/wap/article.php?id=176747&verify=&m=。 [3]金丰居士：《卢氏娱园惨遭商家摧残》，载《新报》，2012年8月11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64897&scid=21。

潘礼臣，又名潘三益堂。澳门富商。 潘礼臣早年投资金融业，成为著名的泰和银店股东之一。[1]他参与投资炮竹生意[2]，又在沙梨头设复和隆缫丝厂，采用“内用水气机器”。 清光绪八年（1882），澳门有四家机械缫丝厂设立，除潘礼臣一家外，还有葡籍华商曹有设厂在白马行街，葡籍华商冯成设厂在蒲鱼地，两家都“用火器机器转动而为者”，另外一家是在花园马路的华商何连旺的粤和昌缫丝厂。[3] 光绪八年（1882），冯成去世。冯成生前的“十友”，即何桂（老桂）、陈六、罗澄波、胡衮臣、潘礼臣及冯成弟弟冯觉芬代何家管理生意。[4] 之后，潘礼臣和冯成的两个儿子共同拥有澳门大街46号泰和银店，该银店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倒闭。[1] 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十四日，经澳门按察司兼理商局判定，澳门大街46号泰和银店并股东潘三益堂即潘礼臣、冯萝川、冯宝川（冯成之子）、关澄川、李兰桂堂、卢焯之（卢九、已故）、蔡裕堂（已故）、张鸿景堂（已故）等准作倒盘办理。[5] 清宣统三年（1911）四月七日，恒和公司股东及司事柯六控告大街泰和银店东主及司事潘礼臣欠49106.46元及利息。之后，华商赵立夫、梁耀垣、卢直南、李业许、文凌州、周端甫、周继英亦相继控告潘礼臣亏欠帐目。而潘礼臣早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从澳门出外埠，所有其名下之产业移交李业许管理，李业许并代潘礼臣出资修整太平轮船。[6]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4-176页。 [2]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39页。 [3]查灿长：《转型、变项与传播澳门早期现代化研究鸦片战争至1945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179页。 [4]马光：《论近代澳门鸦片专营、贸易与禁烟问题（一）》，载“碧云飘鹤＂网，2013年1月20日，http://www.maguang.net/archives/116。 [5]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53页。 [6]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99页。

前中央驻澳联络办官员。陕西人。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国际金融专业、高级经济师。长期从事经济金融研究、实务和领导工作。历任广东省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副局长，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政策研究室主任、行长助理，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董事长，全国港澳经济研究会会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兼职教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5年来澳任新华通讯社澳门分社社长、2000年任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2001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