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地前的最後抗爭 — 日軍進城

一八九五年四月的台灣，春天降臨，然而充滿了惶惑與不確定感。台灣巡撫唐景崧，鎮日在布政使撫衙裡(位於目前台北市中山堂土地)，愁眉不展，自從去年渤海戰役失敗，到今年三月間，已不斷聽到各種流言，儘管他不斷拍電到京城求證，然而朝廷遲遲不做肯定的答覆。

 

官員內渡，富紳避難

 

反而住在板橋林家花園的富紳地主林維源，消息比較靈通，他從洋行朋友手中接獲外電，得知台灣割日之約業已簽訂，趕緊乘轎穿過他所捐建的小南門城門(即目前台北市愛國西路小南門)，跑進撫衙晉見唐巡撫。

據考試院副院長林金生回憶，林家後人告訴他這段故事，唐景崧一見電文就暈了過去。林副院長的女兒，亦即雲門舞集林懷民的姊姊，嫁給板橋林家後代子孫。

唐景崧甦醒後，立即打電報去京査證，兩天後才回音，叫他以及所有文武官員內渡晉謁朝廷，只需留下行政用品給日本人使用即可。

於是道、府、縣各級官員相繼繳印離去，富紳階級如台灣首富林維源也紛紛回大陸避難。

廣告

無力遷徙，或家產龐大不願放棄的人，開始為茫茫前途想辦法，「一時哭聲四起，」三十年後台南詩人連橫在「台灣通史」上描述這時情景。一些居民湧到巡撫衙門，鳴鼓罷市，要求廢止條約，死守台灣，如果打敗再談割地；畢竟中日甲午戰爭，在遠離台灣兩千里以外的渤海發生，為何戰爭結束後，朝廷卻要將台灣割給日本？唐景崧向北京報出民情，卻苦無答覆；請求援軍，也没回音。

 

學生上書請願

 

這時正好有一群台灣人在北京應試進士，以康有為、梁啓超(那時才二十二歲)為首的維新人士也對清廷的處置激憤不平，於是就聯合了一千三百位考生上書抗議馬關條約，不要放棄台灣。後又擴充為三千名學生聯名上書光緒皇帝，要求維新變法：「棄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國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舉。」梁啓超日後曾為文：「中國之有『群衆的政冶運動』，實自此始。」這或許也是歷史上第一次的知識份子群衆運動。然而清廷已無心無力再戰。

廣告

既然清廷置之不顧，台灣住民又趕緊商議，打算依恃外國力量來對抗被別人擺布的命運，紛紛向英、德、法籍商人申請保護，願將台灣生產的煤、金、茶、樟腦、硫磺奉送，做為酬謝。然而國際人士各有各的利益打算，全都袖手不顧。

 

「台灣民主國」成立

 

撫衙裡，甲午戰役為加強海上備戰而臨時從大陸雇用來的兵士，很擔心唐景崧如果返回大陸，就没人付他們糧餉，這與想保障身家財產的仕紳，以及一些不甘為異族統治的抗日人士如丘逢甲立場一致，於是大家要求唐巡撫不內渡，並宣布台灣自主：「……伏查台灣已為朝廷棄地，百姓無依，只有死守，據為島國，……。」成立「台灣民主國」，以「永清」為年號，「藍地黃虎」為旗幟，唐景崧任大總統，南部軍備劉永福為民主大將軍。

廣告

歷史常會出現令人錯谔之感的演變，兩百年前一部份中國東南沿海人民隨鄭成功「反清復明」來到台灣，卻不料子孫們會在這時，擎舉「永清」年號，遙奉清朝，以示不忘祖國。

五月下旬，傳言日本文武官員已出發向台灣而來，主張民主政治(例如民選官吏)的台灣民主國發表獨立宣言，從宣言內容可知，這是迫於局勢(中國與國際間都無人聲援)，無可奈何的獨立，然而仍然心向中國，漢人意識強烈：

「照得日本欺凌清國，要求割諜我國土台灣，台民曾向朝廷請願，未克奏效。吾人聞知倭奴不日將至，吾人如屈從，則吾土吾家皆將命於夷狄，知吾人抗拒，以實力較弱，恐難持久。屢與列強磋商，成謂台民應先自立，然後可予援助。

廣告

吾台民，誓不服倭，與其寧敵，寧願死亡。爰經會議決定，台灣全島自立，改建民國，官吏皆由民選，一切政務從公處置。但為禦敵及推行政事，必須有一元首，俾便统率，以維秩序而保安寧，巡撫兼署台灣防務唐景崧，為人民所敬仰，故由會議公推為民主國總統。公印業已刻成，將於初二日(五月二十五日)巳時由全台紳民公呈，凡我同胞，無論士農工商，務須於是日拂齋籌防局，隆重行禮。幸勿遲誤。

全台人民公告。」

 

軍艦上移交台灣

 

然而台灣民主國器命極短，總共才一百四十八天。設在台北的政府，被日軍武力逼迫，八天後崩潰；而後以劉永福為首，設於台南的新政府，持續一百多天後，也在十月十九日宣告滅亡。

廣告

有關日軍即將登陸的謠傳四起，台北社會治安陷入紊亂。從大陸雇來的士兵，倉促招募渡海而來，並無保衛「鄉土」的觀念，遑論紀律，雖然名為正規軍，一旦局勢丕變、即搖身為盜寇，反而給前途未卜的台灣，增添內亂。

中日雙方已到辦理交接的時刻，交接方法充分暴露清廷官員的性格。根據日本史學家伊能嘉矩在「領台始末」所述，中方代表李經芳(李鴻章之子)，很擔心台灣住民報復，特地在船上懸掛德國國旗，以保自身安全，他與日本第一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在基隆三貂角外海會合，兩度登上樺山的「橫濱丸」會談，要求為顧及他的安全，改在海上交接。

 

海上仙鄉成殺戮戰場

 

樺山接受李經芳的要求，把對日本而言，最值得誇耀，原本想在台北大肆慶祝的交接儀式，改在軍艦上簡單行事。

樺山資紀與日皇的親戚北白川宮各率軍艦，在基隆外海會合攻打台灣，原本預定從淡水登陸，但遭遇岸上砲擊，就改到澳底，殺光僅四百兵士的防備，繼續攻打瑞芳，準備從背後攻進基隆。

前任北一女校長呂少卿的父親與祖父，這時住在三貂嶺附近，日後寫下幼時聽聞的殺戮戰場：「海上仙鄉成鬼域，黎民遺恨卻何之。」

根據喜安幸夫指出，這批登陸的日軍，原本要去中國東北打仗，臨時改來接收台灣，戰鬥意念高，造成在台灣燒殺劫掠，反而燃起台人復仇意志，在佔有台灣後十餘年間，部份台灣居民仍不斷轉戰反抗，使日本殖民台端前期，疲於「治安」。

光是日軍登陸到佔領有全台的五個月內，台灣總督府報告台灣人被殺戮一萬多人，但日軍死亡僅二七八人，「可説是毎五十個台灣人賠葬一名日本兵，」伊能嘉矩説。

等到基隆也陷落時，台北城內已成人間地獄。搶、殺、放火。這時搶著要離開台灣的人都遭不走的人襲擊，被勒索交出銀錢才能到碼頭搭船。

等於是被劫留在台的唐景崧，已經束手無策，只得喬裝難民攜眷出城，仍被士兵識破，據傳他被迫交出錢財，才准搭上外國商船逃到廈門。

 

台北商人請軍進城

 

歷史學家楊雲萍後來評斷説：唐景崧固然顓預無能，但平心而論，當時的客觀條件，「即使子房再世，諸葛復生，也要束手，無能為力。」

日軍進入台北城，其實是未發一槍一彈，並且被一批市民視為維持治安，開門請進城的。

當日軍紮營基隆時，台北城內治安敗亂，富商、仕紳就以李春生、李秉鈞、吳聯元、陳舜臣為首，群聚於艋舺龍山寺討論生存之道，舊政府已逃跑，對新政府摸不清底細，而眼前匪寇正在打家劫舍，台北已成無政府狀態，會議結論是：面對這不確定的未來，不妨派代表謀和，等日軍平定內亂，再做打算。然而無人膽敢出任代表。二十九歲的鹿港人辜顯榮於是挺身而出。

他舉著白布條獨自到基隆的日軍司令部，把台北現況告訴民政長官水野遵。日本人大感意外，半信半疑向台北出發，走到半路，向三個外國人求證屬實。這三個人(德國商人、英國商人與美國記者)，也是受台北人之託，前來説項的。

 

辜顯榮兩面評價

 

日本人興奮之至，立即請辜顯榮引導軍隊，六月七日清晨，快速走到北門城下(即今台北市北門)，一名老婦人陳法與她兒子，冒著城內槍彈呼嘯的危險，快手快腳登上城牆，放下梯子，日軍於是進城。

辜顯榮後來受日本人信賴，三十歲到東京受勳，三十一歲就做台北保良總局長，一九三〇年代還被選派為日本貴族院議員。同時也得到日方所給的鹽和樟腦等專賣的經濟特權，奠定辜家富裕的經濟基礎。

現在鹿港辜宅改為民俗博物館，是日據時代，日本人派名設計師建築的豪邸。在台北迪化街附近的宅邸，現在改為榮星幼稚園。

特殊的歷史發展，為辜顯榮帶來不同的評論。一些民族意識強的台灣人批評辜顯榮出賣了台灣。但也有人認為，許多人歡迎日軍進城，獨他享受最大利益，譏蔑者出於嫉妒。辜家子孫常為父親解説，例如他的長子辜振甫就解釋父親當年動機為：「保護台灣人的生命財產。」

民間對於辜顯榮的傳聞故事也很多。例如八十三歲的國寶級布袋戲藝人李天祿，講述民間傳奇故事説，辜顯榮由於生活無著，有一天對人生失望，醉酒躺在澳底海過，打算任令海浪捲噬，不料大海龜三番兩次撩撥腳丫，只得爬起來，舉手遮陽眺望海面。日本軍艦看到岸過居然有人「敬禮」歡迎，狂喜不已，從此賜他「榮華富貴」……。

進城十天後，滿心狂喜的樺山資紀，就在布政使署衙，舉行始政式，開始日本長達半世紀(五十二午)的殖民統治。十三年後大興土木建總督府，也就是在今天台北市重慶南路、介壽路口，目前中華民國總統府所在的那棟建築物。

 

殖民政府始政

 

一九六九年，當台灣已光復二十三年，以輕工業為主的經濟起飛，國民所得三百四十三美元，而國際間姑息主義盛行，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地位岌岌可危時，三十四歲的加油站工人康寧祥在萬華地區競選台北市議員，就在龍山寺講述這段歷史，打動選民有感於台灣孤苦無依的命運，當選市議員，成為當時市議會最年輕議員。

康寧祥認為先前台灣住民想反抗被倭人統治的「漢人意識」，在日軍進城這段想辦法自求生存時，有一些人已模模糊糊開始轉變為「台灣人意識」。

「管理台灣住民的統治者已逃走，台灣人生死無人管，只是一群浮浮沈沈的孤兒，有誰是他們的老闆，照顧他們呢？」埋藏在台灣子孫骨血裡，長達九十六年的悲痛，在康寧祥以沙啞聲音喊出時，淚水幾乎奪眶而出。

 

台灣義勇摶鬥日軍

 

輕易即擁有台灣北部，使日本人以為今後統治會越來越容易，未料反而在中南部遭到頑強抵抗。使得一八九五年，日本統治階層終年都在從北到南征戰。也就是説，這一年在台灣島上，有兩個國家權力在做殊死拉鋸戰，直到台灣民主國被一寸寸消滅掉為止。

當時台灣缺乏軍備，只能以鐵鍬、竹槍、木棍，以及義勇精神來與現代化裝備的日軍搏鬥。據黃昭堂教授指出，日軍士兵，個個都操縱村田槍，這種連發式火器最遠射程可達三千多公尺，還有海上的艦隊發砲射擊：「台灣民軍可以説是奮勇地投入一場没有勝算希望的戰鬥。」

一位日本駐台的戰地記者記錄下當時台灣人民不分男女老幼都參與戰鬥的景況：「我們從潛伏處暗中窺伺敵人的動靜。只見毎二十人或三十人成群，集在這裡，聚在那處，其中還有婦女執槍的，也有老幼執槍的，糧餉多由婦女在搬運。」

在諸多武裝抗日隊伍中，以曾經出征越南聞名的黑旗將軍劉永福，最受人民推舉，來到台南重整旗鼓，率領將士歃血為盟，以「不要錢、不要命、不要官、甘苦相共、戮力同心」相誓，以示決心，他向當時正在守父喪的連橫商借一部份屋宇，做為軍事指揮部。

 

連橫撰台灣史

 

連橫認為自己所親歷的這場動亂，將來必會成為台灣史重要一頁，因此留意收集有關「台灣民主國」的文告，以及其他種種第一手資料，從獨立宣言，往返電文，到劉永福缺錢時，代替銀票所發行的郵票。自從十三歲時，父親連永昌送他一本台灣史書，教導他，「汝為台灣人，不可不知台灣事」開始，連橫即已立誓寫一部更完備的台灣史。

胡適的父親胡鐵花正在治理新成立的台東州，等到戰後割讓，他好不容易從糧源與對外電訊都斷絕的台東，來到台南，不料腳氣病發作，左腳已不能動，劉永福苦苦留他，不肯放行，直到六月底，胡鐵花雙腳無法動彈，才獲返回大陸，隨即病死在廈門。

胡鐵花在台東任官三年，曾力求圖治。台東人為紀念他，在台東鯉魚山立了塊石碑，但原本古樸簡單的石碑，近年卻被漆上刺目粗俗的人工漆。

在甲午開戰時就已被叔叔從台灣帶回徽州老家的胡適，這時才三歲零八個月大，依稀只記得「死訊傳來，一屋子哭聲，母親連人帶椅往後翻倒在地，我只覺得天地全都翻覆了。」胡適從此與母親(胡鐵花的續弦妻子)相依為命，受盡族人與兄嫂嘲諷，生活費幾至斷絕。胡適發憤讀書，民國初年，他在北大任教時，主張新文學與白話文，為中國帶來思想與文學劇變。

 

黑旗將軍難支應

 

黑旗將軍雖勇猛，卻難於應付無人無錢支應的局面。本來答應替他籌措錢與糧的鹿港、彰化富商，繼桃園、中壢、苗栗、新竹、彰化城相繼陷落後，見事不可為，紛紛偃旗息鼓。而原本兩江總督張之洞允諾撥銀支援也未見匯到，歷史學界後來追査史料才知，張之洞被李鴻章攔阻。劉永福只好發行公債、紙幣、甚而郵票代替兵餉，答應士兵將來以一比四倍償還，但很快都變成廢紙，無法抵充貨幣。

分析民間的抗日失敗，除了武器不足，並且缺乏戰略與戰術，更受限於地域觀念，組織鬆散始終未能形成全島聯線陣營，只有各地頻傳孤軍起義，旋即被滅。

日軍最後緊急召集援軍從中國大連趕來，從海面與陸地合擊台南，一路格殺，現在台南縣佳里鎮，原名「蕭壠」，不幸田舍人畜全被夷平，因而後來地名改稱「消人」。

十月十七日劉永福見勢不可為，也化裝逃回廈門，台南城民開門揖日軍進入。日本完全佔有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