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職安問題應回歸本質，「警消比較特別」實際上只是在卸責與模糊焦點

文：蕭仁豪（台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

在2023年底再度發生消防員殉職事件，於2024年初就有基隆市派出所遭衝撞、數起警察人員自殺以及槍戰事件，公務員要不要直接納入《職業安全衛生法》的議題再起。

雖然各基層公務員權益組織主張應全體納入職安法，但目前政府的態度是公務員與勞工不同、消防的職安比較特別，採取二元制模式，對消防部分專法式處理，並對於其他職種公務員不聞不問。

公勞二元，不代表基本權也可以二元

幾乎所有的公務員保障修法，都會聽到「公務員跟勞工不同」這句話，但二元制模式的缺陷，最典型的案例就如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85號，消防員徐國堯案中關於健康權的解釋。

在這個案件的過程，就要提出一個疑問：「健康權」是一個人，不論是一般人民或公務員，自始就有的基本權利，那怎麼會整個案件的救濟過程，從行政權的消防機關、考試權的保訓會，到司法權的行政法院都對此沒有闡述，非要等到大法官做出釋憲，才好像恍然大悟，突然發現公務員也是人類，也應該要有健康權保障。

究其原因，我國所謂的「公務員與勞工不同」，其實是源於五權憲法模式中「行政權間考試權制衡」的機制，也就是主要著重如何選拔公務員、避免人事裙帶的問題。但同時，在起初的設計中「沒有考量公務員個體的保障問題」。

所以當遇上權益保障問題的時候，我國的制度型態就會出現不足與爭議。因為，或許可以說公務員的選拔、任用、管理要跟一般勞資關係不一樣，但像是當徐國堯案這樣的「基本權問題」，就必須回到人權保障的共有標準。事事都可能二元，但到基本權問題，則無法二元。

而自此也能看到目前的修法方向的最大問題：二元化的修法，並沒有達成職業安全衛生保障的理想標準，甚至沒有行政罰鍰、刑罰、賠償歸屬，形成更寬鬆與更低的責任。

職業安全，無從劃分

公務員的職安，大多數國家其實是一元化規範，適用同個制度，但目前我國政府選擇忽略這個事實，而通常拿跟我國一起「世界唯二」的日本來舉例。

但筆者在蒐集資料的時候發現，其實曾有日本公務員於網路論壇發了一個問題，大概是說，他的工作要操作割草機，但是如果在一般勞工，應該要先上課培訓，但是他沒有上課，這樣如果出問題的話會不會不被認為是工作災害，這跟過往在民間公司工作的經驗差很多。

而有個前公務員回答，根據日本的職安法規，其實行政機關也負擔機具操作前培訓的責任，但問題也在實務上，大多數的行政機關沒有這個意識。

也就是說，政府賴以倚仗的日本，反而就是一個鮮明反例。一來，日本的公務員其實事實上仍會受一般的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保障，二來，所謂的保障二元化，不會促進保障，反而造成機關懈怠。

再從一樣的案例延伸，為什麼職業安全應該是「一體化」的規範，這其實是很自然的事實，何謂安全與危險、甚麼樣的工時長度跟壓力狀態是健康或不健康的、工作環境與職災風險的關係，這些事情不會因為是公務員或是一般勞工而有區別，因為職業安全問題，在於「人」與職場工作風險的問題，以及管理者應負的責任。

「警消的職安比較特別」，實際上只是在卸責與模糊焦點

除了我國的二元制慣例，另一個另立規範的理由是「警消比較特別」。

但這很顯然是一種以偏概全。所謂的警消工作的特別，在消防主要是救火行動等、警察主要是關於強制力實施，但除此之外，其實警消的工作大多樣態與一般勞工有諸多重疊，在法規上，就是《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幾乎是現行《職業安全衛生法》的複製貼上——但《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沒有行政罰鍰甚至刑事罰則。

有處罰不代表就有健全保障，但沒有處罰，就不會有保障責任的意識。

例如，早些幾年有個警察勞動議題是「為了績效而追車」，這個問題被反覆提起，直至發生了新北汐止分局薛定岳殉職案，才真的「痛定思痛」。

但如果以職業安全責任的角度來說，建立促發追車的績效制度、在管理實務上的暗示或直接績效要求，這個殉職，同時是職業災害事件，相關機關的促發責任因果是能被舉證、在過去其實也有發生過類似職業災害事件而可能預先遏止。但就是沒有處罰，所以非要等到有人殉職，才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

例如，在近期的警察自殺議題，則充分體現警察的職業安全保障不足，在監察院今年度發布的調查報告，重批我國警察機關對於心理健康、自殺防治資源的不足，而除此之外，前年甚至有發生國道警察受霸凌而自殺的事件，監察院對於警察職場霸凌問題，亦有調查檢討。

在職業安全衛生的角度，可說警察機關顯然普遍違反數種類（身心健康、防範職場不法侵害等）的措施建立責任。但就是沒有處罰，所以即使到像今年的多次自戕發生的狀況，我們仍不知道，政府有沒有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

例如，今年的基隆八堵分駐所蘇昱鴻遭衝撞殉職事件，其實比諸國外警察研究早有探討廳舍設計與安全的方法；在鐵路警察李承翰殉職案之前，就已經有人力不足的呼聲；在台南市凃明誠與曹瑞傑殉職案的裝備或勤務派遣等問題；早年國道警察郭振雄與葉家豪殉職前就多有發生遭車輛追撞事件，各個可能有上媒體版面或無人聞問的名字......看起來是太多太多。

然而現代所謂職業安全系統概念的萌發，是因為問題不只在於事後的調查追究，而是在持續的應對與彙整每個可能因子，而達到預防，但就是沒有處罰、缺乏健全化機制的動力，警察職業安全問題，才會一直都只能踩著前人的血前進。

如果真要逐一追究起來，警察人員的職業安全問題繁多；但目前的修法方向，與其說要進一步健全化基層保障，不如說這種刪刪減減、推三阻四的修法過程，看到更多的是政府機關對自己是如此「體貼」。

職業安全，在於以人為中心，亦在於雇主責任的省思

我國公務員職安制度，除了應該擺脫二元制的迷思，也在於對於職安問題，調查釐清得多深入、措施的建置要投入多少資源，對於這些事件，願意負起多少責任。

有人說，公務員保障比勞工好、現將卸任的內政部長林右昌面對基層的改革訴求，回應是「公務人員保障非常完整」。但如果真的是這樣，那在警消圈內就不會有「今天公祭，明天忘記」這句話、就不會在議題推動的路上，需要這樣年年復年年的細數死者的名字。

這些，只不過是基層公務員們非常基本的訴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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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昭宏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