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說的「文明衝突論」的文本，是基於美國政論家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相關文章。此一論點，就杭廷頓自己的說法，其要旨大概如下（Huntington，pp20-21）：
一、 世界各文明正在進行非西化的現代化，文明差異無法消除；
二、 文明之間的「平衡」正在轉變，西方在衰弱，亞洲在政經軍方面都在上升，而伊斯蘭文明的人口爆炸會導致擴張；
三、 以文明為基礎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同一文明之間的合作遠比非同一文明之間的合作成功；
四、 伊斯蘭與中國對西方構成挑戰，而伊斯蘭與非伊斯蘭之間的文明界線上會發生戰爭；
五、 西方在此挑戰下必須團結在美國周圍才能倖存，而若欲避免文明衝突，則有賴世界領導人接受不同文明間的共存與合作。
至於朱文莉則認為杭廷頓提出六點主張，包括一、文明的衝突不僅實際存在，且是根本性的；二、世界的距離正在縮小，相互影響加深了人們的文明意識，以及敵對情緒；三、經濟現代化削弱了民族國家的屬性，宗教成為最重要的認同，原教旨主義氾濫；四、西方的作用；五、文化特點和差別不易改變，不像政治和經濟特點那樣容易消除；六、經濟區域化的發展。（王緝思，頁4）
這裡的一個分析基礎是現代化與西化之間的關係。杭廷頓指出，至少有四種可能，有西方但無現代化，或有現代化但無西化，或兩者同時進展，或先西化後逐步降低西化色彩，但實現現代化。（Huntington，p.75）具有生命力的文明如中國、伊斯蘭，都在現代化過程中或早或遲逐步遠離西化，而追尋自身的文明認同，因而使文明的差異無從消弭，使文明衝突成為可能。
杭廷頓的文明分類，與其他主要國際政治學者的「強權」分類頗有可比之處；例如杭廷頓將其分類與季辛吉的五至六強分類相比擬，指出美、歐、俄、中、日、印六強權，分屬五個文明。但杭廷頓特別強調，還必須加上「諸伊斯蘭國家」，因為這分裂的許多伊斯蘭國家的戰略位置、人口、資源，都對世界有重大影響。（Huntington，p.28）
杭廷頓又將其理論與其他主要國際政治理論做比較，認為其他的主要理論包括：（Huntington，pp31-35）
（一） 一個世界：西方主導的歷史終結說，杭廷頓指出與現實的國際政治相距太大，忽視了俄國、中國等的挑戰；
（二） 兩個世界：西方與非西方，發達與不發達，杭廷頓指這種區分忽視了非西方諸文明的差異；
（三） 一八四國左右：現實主義「主權國家」觀點下的說法，忽視了「權力平衡」不足以界定「國家利益」；
（四） 純然的混亂：布里辛斯基的「大失敗」描繪了一幅現實圖像，但杭廷頓指出混亂的背後有著文明衝突的影子。
不過，王緝思則將國際政治的分析框架，分成列寧主義、依附理論、相互依存、國家系統、文明衝突等范式，並對此有所闡述（王緝思，頁185）。從王緝思的分析來看，若再向前推一步，就可以得出只要中國與伊斯蘭沒有結盟，西方也沒有擴大結盟的必要。
杭廷頓指出，雖然其文明衝突論也非完美，但可以幫助國家領導人善用資源。例如1993年上半將近一半的族裔衝突是文明間的衝突，可見文明界線是衝突多發之地，而美國在「維和」行動上，就應該對那些會造成衝突上升的焦點，投入更多資源，以避免事態擴大。（Huntington，p.37）
對文明衝突論的批評，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一、 文明定義不清，是許多人對杭廷頓批評的重點，但以錢乘旦的語意學與「想像共同體」的討論比較深刻，指出衝突必須有利害，必須有文明的利益基礎才能產生衝突（王緝思，頁20329-339）。但杭廷頓可以辯稱，一個典範必須有其操作性定義，此定義只要合乎理論需求、能夠加以應用，就是好的定義。
二、 「文明衝突論」是唯心論觀點，缺乏實際的利害作分析（王緝思，頁23）。但這種片面的唯物論批判，無異於否認精神層面的獨立作用，似乎流於「機械唯物論」觀點。
三、 對「文明」與「民族」衝突的混淆、凌越，或民族國家多種利益的取捨（王緝思，頁25，100-102，327）。此種批評忽視了文明衝突論的綱舉目張的作用，忽視了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的差異。因為一般的民族衝突，不會導致其他民族的大舉介入，但文明之間的民族衝突，會導致同民族之間的介入，這是杭廷頓的重要觀點。
四、 認為杭廷頓不瞭解其他文明追求現代化的良善願望，例如不瞭解中國的善意，或儒家精神的現代性轉換，或勸告杭廷頓認清各文明的問題都以內部問題為主等等（例參：王緝思，頁249-280，313-321）。對杭廷頓來說，這不是問題，問題在於文明之間仍然大有差異，且非西方文明對西方的霸權心懷不滿。
五、 認為杭廷頓太過於片面強調文明的差異的作用，把文明衝突視為國際衝突的主要動因而非眾多動因之一（王緝思，頁29）；這種批評無異於要求一個理論要包山包海，但任何理論都必然要有所取捨，因此此種批評亦不足取。
六、 批評杭廷頓把伊斯蘭視為一個整體的錯誤觀點（王緝思，頁37-40，150-177）。然而，若從網路化的整體觀點來看，說伊斯蘭世界有某種特別聯繫，也非過甚其詞。
七、 認為杭廷頓忽視地緣經濟問題，而此一問題將使美、歐、日這主要幾個貿易中心產生競爭。（王緝思，頁84-85）但且不以典範的必然限制來迴避問題，從杭廷頓的觀點來說，同一文明可以妥協的經濟衝突，在不同文明間就可以引起強烈的權力爭執；只要這樣的觀點成立，杭廷頓的論點仍然有效。
八、 一些批評認為現在將是文明融合的全球化時代，或強調西化的力量仍然強大（王緝思，頁30，147，182，212-236）。但問題在於文明間的差異仍然存在，且還將長期存在；同時不同文明間的衝突，也確實仍是當前國際紛爭的主要亂源之一。只要有這個現象，此種理想性的批評，就不具說服力。
九、 種種指責杭廷頓的鷹派立場，包括其反對融合、忽視文明間合作的可能等等。對此的分析，以王緝思所提及「相對獲益」與「絕對獲益」的觀點較為深刻，認為前者偏向鷹派，是杭廷頓的思路（王緝思，頁196-198）。但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本來就強調零和權力的競逐，因此此類批評，只能夫子自道了。
十、 從動機論批判杭廷頓，例如徐國琦的「美國文化心理情結與文明衝突論」，甚至認為美國世風日下、道德淪喪（王緝思，頁281-300）；此種批評，在學理上也缺乏申辯的價值。
對於批評的反批評，其實王逸舟、王勇也有所表示；他們指出任何理論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要有所啟發就已是貢獻（王緝思，頁65，68，124）。因此諸如一些與現狀不符的細節的指責，例如徐國琦稱台灣反對中國申辦奧運會（王緝思，頁83），就顯得太過瑣碎；因為杭廷頓的說法，不過是說台灣將愈來愈與中國整合，愈來愈尋求與中國大陸的合作，而非相反。只要這個「趨勢」成立，就只能肯定杭廷頓的見解，而非相反。當然，也有提出建設性的相對意見的，例如石中（王緝思，頁138），其以潛在發展潛能當威脅的判準得出與杭廷頓一般的「敵視中國、伊斯蘭」的結論，但也許更有說服力。但這又太過疏忽杭廷頓的豐富論點，例如人口的影響。
筆者認為，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是一個以「大國關係」為基礎，用「文明」作包裝的現實主義論文。王緝思也指出，杭廷頓「在衝突的形式和實質方面，是徹頭徹尾的傳統現實主義者」（王緝思，頁193），而杭廷頓對經濟問題的看法，也是經濟民族主義的看法（王緝思，頁198）；因此可以說，杭廷頓「並未提出新理論，而只是在國際關係分析中，引入了一個新的視角與思路：文明」（王緝思，頁358）。而提出這種思路，乃因其他文明已經有了更清晰的自我定位，擺脫了對西方文明的片面依附。
如果按照杭廷頓的觀點，中國當然得自立自強，但就如同王緝思、汪暉等所警覺到的，在美國的文化脈絡下提出的文明衝突觀點，有其自身的語境，因而與其在中國的作用將頗有不同；為此必須提防此種文化衝突論點，刺激了中國狹隘民族主義的發展（王緝思，頁36，205）。穩紮穩打的發展，才是正路。
參考書目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Y, Touchstone, 1997.
王緝思主編，文明與國際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