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開門，何潔泓小疾步地迎向我，連忙說不好意思，比預定時間遲了少許。她身穿一襲鮮紅色長裙，領上有民族風的刺繡，戴著象牙色復古耳環，塗了明亮的口紅，皮膚白皙眼睛很大。

去年夏秋之間，還在羅湖女子監獄時，她一直都穿素色衫，淺啡慘白縱橫的格子上衣，因太侷熱而衣服充斥汗濕——那時已快十月下旬，她在寄給好友洪曉嫻的信中，談起不能為自己梳裝之苦。更難受的是，外面人為了換季張羅秋衣，獄中卻仍然是酷暑。

身體不由自主，這是監獄從人拿走的第一項權利：沒有個性，只有編號；沒有自我，只有從眾；沒有美觀，只有工整。何潔泓直言，這裡更加沒有時鐘、沒有正常的窗戶，磨砂窗只容微量陽光透進來，是那種安裝在廁所的抽氣窗，拉起來僅一個2、30度角的窄隙。

「它不讓你看到出面的世界，無鐘，不讓你知道時間，日常就是麻木運作，不停重覆生活。」囚犯按時間表起居作息，卻不自知時間；何潔泓喜歡從窗隙看出去，常見到邊境的牛兒走過，而鄰近就是她奮力保衛的古洞村——那個入獄的原點。

但何潔泓最在意的，還是更抽象意義上的「打開一扇窗」：圖書館的外語書足夠嗎？紀載社會近況的書為何停留在20年前？監獄提供進修課程，但為何無甚配套？說起這些，她難掩氣憤，說自己熬過數個月就好了，但囚友的刑期以數年計，值得更多資源。

photo credit: 陳娉婷

她流淚：為了社會、公義、戰友、囚友

問起何潔泓她的痛苦，她總會說到別人的難處。問她判刑前怕不怕，她說不太驚，因為這件案件是13個人一起面對，很多更是同行多年的戰友。

去年八月，上訴庭改判反新界東北抗爭者入獄13個月，何潔泓在庭上聞訊淚下。一年以後，她直面舊傷口，說淚水為一整代年輕人而流，為社運形勢愈漸險峻而流，為後來者的無力感而流。

「上庭的人有100個以上，大家都承受漫長的司法程序折磨。我們13個已備受認識和關注，那麼其他人會怎樣？」她激動道：「我們的案件（衝擊立法會）都判13個月，佔中和魚蛋點算？」

她直言，流淚除了憤怒，還有很震驚。以往在香港，因抗爭入獄多被囚數月，沒想過刑罰超過一年。當日法庭的嚴詞判決，狠心不放過年輕抗爭者，標誌新高壓時代的來臨。

何潔泓抵達監獄後，頭兩天也禁不住流淚。一開始她為與外界失聯而擔憂，與囚友相處久了，她聽到太多苦難，發現監獄是一個大熔爐，裝載著一格格新聞背後的邊緣人物：有非洲人吞毒下肚，來港販毒被擒；有中國黑工被騙來香港工作，被抓了才知道不合法；也有菲傭為了賺快錢，業餘打黑工賺錢被逮個正著，而同樣身陷囹圄，這名菲傭曾經安撫何潔泓，靜伴著她至淚水竭止。

「平日我都在質問一格格新聞後面的脈絡，突然去了一個地方匯聚所有問題，被放置在很有重量很沉重、很多社會現象大融合的密封空間。好震撼，即時反應是哭，好黑暗，但好真實。」她想了想，投來堅定的眼神：「當然也有掛念屋企人，但最直接的，還是這種震撼。」

被隔離至圖書館工場，一個香港人也沒有

這兩年多來，何潔泓深耕細作做社區版記者，後來更專門採訪弱勢社群、不滿或不適應主流價值的邊緣人，入到監獄後，她更緊密地與這些被社會遺忘的人相處，由記者變成同是天涯淪落人。

她笑道：「怎形容與她們的關係呢？我會說是江湖的友誼、落難的情誼。」獄中光陰難過，大家只可互相陪伴，畫畫、背歌詞、唱歌、吃零食，而她最記得被調倉時，有位囚友歡迎她：「招呼唔到，無咩嘢俾你！」聽來好笑，何卻銘記在心：「就是這種情誼，大家都匱乏，沒擁有什麼，只想令對方舒適點。」

但何潔泓透露，懲教署不讓她接觸太多囚友，初入獄頭3個月，她被派往圖書館的工場，裡面一個香港人也沒有，只有內地人和外籍人士。「圖書館是一個將我隔離的policy，工場僅4、5個人，不能散播什麼（思想），他們怕我搞事。」

後來何潔泓因故提出調倉，多聽了香港人的故事：「4個人變80人同倉，我才看見真正的秩序。」「圖書館那邊是短刑期，大家乖乖聽話便過了，但來到（刑期）5、6年起跳的倉，大家會爭取一些東西，會思考：教育和膳食有什麼問題？」

在羅湖懲教所，囚犯按工種分倉，圖書館猶如冷宮，封閉得來又僅小貓幾隻。不同倉的女孩在走廊碰頭，大家各自列隊前進時，何潔泓一次瞥見被派往廚房、反新界東北撥款的戰友周豁然，興奮得向對面招手，卻落得被罵的下場。職員還命令所有人面壁，等對面隊的人走過了，才能回轉頭來。

「這與我們是政治犯無關，應用在每一個囚犯身上。職員驚你們交流，好像會煽動什麼。」社運人的身分，有時惹來森嚴對待，但何潔泓亦坦言，這換來某種保護網，職員怕他們出獄投訴或把事情鬧大，更怕議員把不公義的事情拿上議程對質：「我睡的倉那邊好多人，幾乎每一個人都說：阿泓來了後madam不鬧人啊！好有禮貌啊！見到有香港人阿泓，就不夠膽咁惡對我哋。」

她不諱言，社運人看見的是被「漂白」的秩序，職員對她的態度也有禮貌，更加沒見過暴力或侮辱性事件，但她總會聳聳肩：「可能我看不到啦。」

書信被懲教署審查，少數族裔及內地人被欺壓

坐牢期間，何潔泓鮮少寄出獄中書，公眾讀到的篇幅也較短，問她為何沒有多寫信，她嘆道，信的內容被偷看及審查：「我怕懲教不讓我寄，驚被他們扣起。我有寫過兩封好mild，一定不會有事。」一向喜歡寫作的她，沒有寫過一頁日記，把鬱悶留在心底。

快要出監的幾天，懲教職員「驗屍」般檢查她的筆記簿，揭到一張無聊亂畫的草圖，竟懷疑起來並即時沒收，連番質問她：「這張是什麼？」何無奈說：「我只是畫了一格格，一邊寫日期一邊是內容，還沒寫任何東西……她們卻以為我畫下監獄設施的格局。」

不能透過書信道出獄中困境，有次議員朱凱迪來探監，何潔泓忍不住投訴。原來眾多倉中，圖書館、清潔、指模房倉的囚友，連一小時「放風」權利（到操場散步）也沒有——換言之，這三個工場的倉友，欠缺休息時間，被困在狹小工場。

何潔泓憤言，懲教職員欺壓這三班小眾，他們的共通點是人數少、不能操流利廣東話，溝通上有障礙，有女生自稱連續5個月沒有出過戶外，與外界隔絕，沒見到藍天和樹木。

不過，議員向獄長反映後，職員行動力突然變強，翌日立刻放行，圖書館倉的囚友終能「放風」，但每個倉都要排更表散步，她們剛好被派至時段最差、最酷熱的中午12時。

獄長把時段定在12時，惹來不少迴響。有職員怪責何潔泓向議員投訴，弄得大家要熱天在戶外暴曬，少數囚友則寧可留在有冷氣的圖書館。但也很多囚友支持她，認為終於可以散步，輕鬆一下身心。「聽到職員的難聽說話，很不服氣，因為這是基本權利。」何不忿道。

她認為自己作為唯一的香港人，有責任為少數族裔、內地人發聲，但她感嘆整個制度非常人治，獄長或職員害怕更高權力的人。囚友曾對何潔泓說：「太好了，你來了後我們有得放風，你估你走了後，我們還有得放風嗎？」

photo credit: 陳娉婷

同一本書借無數次、社會學書停留在近20年前

在圖書館工作了三個月，何潔泓最心酸的是，看見一名非洲女孩，來來回回把同一本書借了無數次，而她的刑期以8至10年計，不知道借書紀錄上，還要填上多少次她的編號。

「非洲人有好多，但圖書只有不超過20本。菲律賓文挺多書，但絕大多數是愛情小說。」「外籍囚犯沒有親人探，全部靠圖書館，為何沒有更多選擇？」她翻箱倒櫃，發現某些國籍的外籍書的數量稀少，還要來自同一間出版社，同一個系列，每本都像兒童書般稀薄。

另一名非洲女孩，借來社會學書籍閱讀，何潔泓好奇翻了翻內容，發現書中介紹的是將近20年前的異國風情：「他們每日閱讀的是一個怎樣的世界？」把所有書籍分類一次，更會發現社科書籍本來就少，大多都是中或英文小說，政治學的書更加是極少。「真係無乜，他們不想你有意識形態的滲透，你整本傘運實死得啦！」

何潔泓批評，囚友刑期高達8或9年，值得更好的教育機會。她曾提議讓囚友寫讀後感，增強閱讀風氣，職員卻說：「借書率已經高了，你這樣做無用㗎，邊度有人會寫？」

懲教職員「睇死」囚犯學歷低，覺得入輕鬆搞笑娛樂的書就好。但她觀察到，很多囚犯都好學，例如會堅持讀英文報紙，不太懂也要硬讀；也見過有人捧著太宰治的《人間失格》來讀。不少囚犯還有漫長時間服刑，卻已在翻報紙找工作，為沒有與時並進的技能而惆悵。

提供進修／DSE課程，卻沒有足夠的配套

多年來，報讀課程或公開試是監獄內熱門選項，表現好還能加分減刑。但何潔泓發現，在羅湖懲教所很少囚友讀書，一來囚犯教育水平不高，很難駕馭大學課程，二來是即使考DSE，也欠缺配套和溫習環境。「我們考公開試，也要日日去自修室溫書啦，但幾十人一個倉，嘈到拆天，點樣溫書？」

老師只會一至兩個星期來一次，圖書館欠缺工具書或參考書提供：「見到他們有學習的心，為何不做多點配套？做了課程，但無人教，又無足夠溫書時間，是否假更生？」

「社會和懲教的人也會覺得，囚犯不值得更好，夠食和瞓就可以。」何潔泓說，囚犯也會把歧視內化，覺得坐監就是罪人，不值得擁有教育權，最在意的反而是零食和膳食，「但我作為局外人，囚犯若要看到將來或作出改變，就是靠教育。」

做記者走近邊緣人，用另一種方式抗爭

談起囚權，何潔泓總會一邊為囚友的不公平待遇氣憤，一邊顧慮說出去會否影響還在監獄受罪的朋友，一邊衡量這個或那個論點夠不夠強。記者的理智與同理心，她同時擁有。

然而，九月初，她在網上發表一篇《懺悔與告白》，剖白自己退下火線，由社運人變做記者，這兩三年間不斷拷問自己是否成了逃兵，更曾一度在媒體前感到失語，不欲接受訪問。

何潔泓來受訪當天，她氣息很好精神爽朗，好像梳理了某些心結。說起舊日的傷痕，她坦言與傘後的創傷有關，特別這幾年社運情勢危急，整個陣營受重創，她自覺沒有足夠能力留在最前，為了令視野和想法更紮實，她跑去當記者。

然而，每次想起以前在鏡頭前的雄心壯語，看見戰友加入民間團體或政黨，繼續在前線抗爭，她總會有點內疚，卻無力再站在鎂光燈下：「現在的崗位也是吃力，但他們站在最直接的位置，被大眾期望要爭取什麼、要回應議題。」

她曾經介懷與戰友距離拉遠，不再日夜共處，後來細思之下，又發覺大家只是守著不同崗位，對社會仍然仰望著近似的想像，便稍稍釋懷：「無可能每人做同一件事，能力不同，我曾經自責過一段時間，但現在覺得，無人一定要在某位置。」

photo credit: 陳娉婷

何潔泓：世界本來是黑暗的，但需要人去發光

在監獄中，她從未停止閱讀，種類偏社會學或文學為多，主角很多都是奉獻自己的人，有在英國貧民窟幫助婦女接生的助產士，有專門幫黑人打官司的人權律師，也有不顧生命危險到戰地採訪的攝影師。「這些書讓我看見世界的真實性，很痛苦很殘酷。世界的真實性是黑暗的，這要認清，但仍有很多人，用盡畢生精力去發光。」

她很欣賞那名人權律師，放棄紙醉金迷的上流精英生活，與邊緣人同行。而她自身，也曾放棄了名牌大學的學位，轉了去嶺南大學哲學系，從此走上社運的路。何潔泓坦言，累積了7年社運經驗，坐過監又有案底，早知人生路不會易走，「不太想未來和前途了，反正不會光明。」

她把精力放在寫作上，刻劃種種不公義、邊緣人的困窘或反叛：「我想給他們一些助力，對社會提出挑戰和質問。」近幾個月，她第一次用文學手法，洋洋灑灑4000多字，把獄中省思寫出來。她一直想寫書但未動筆：「我要覺得（質素）好好才寫，我不想放過自己，不想輕易出到。」

這種多慮及深思，與她往日的熱血衝動不同。難怪早前出席港台活動時，幾個觀眾走來跟何潔泓說，她溫柔了很多，少了分剛烈。何說，這份溫柔令她沉實一點，這不關乎退後還是走前，而是經過歷練後，她有了一點微妙的改變。

核稿編輯：周雪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