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洛克時期作曲家。雖然巴哈在他的同時代人中主要是以一位出類拔萃的大鍵琴家、管風琴演奏和製作專家而倍受讚佩,時至今日他已被公認為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作曲家,以創作《布蘭登堡協奏曲》(Brandenburg Concertos)、《平均律鋼琴曲集》(The Well-Tempered Clavier)、《B小調彌撒曲》(Mass in B Minor),以及其他大量教堂音樂與器樂傑作而著稱。巴哈出生在音樂史上一個有利時機,得以全面概括前幾代人發展的一些主要風格、形式和民族傳統,集各家之大成,並通過綜合使之更為豐富多采。
約翰‧塞巴斯蒂安‧巴哈是一個著名音樂家家族中的一員,這些音樂家均以家族的成就而自豪。約1735年他繪製了家譜《巴哈音樂家庭起源》(Ursprung der musicalisch-Bachischen Familie),尋根溯源至太曾祖法伊特‧巴哈(Veit Bach);法伊特是一位信奉路德教的麵包師(或磨坊主),16世紀末因受宗教迫害被從匈牙利驅逐到位於德國歷史名區圖林根(Thuringia)的韋希瑪(Wechmar),1619年去世。在那以前,這一地區已住有姓巴哈的人;因此,法伊特之遷居韋希瑪,很可能是回歸故土。他去磨坊時常隨身攜帶西特琴,一邊磨粉,一邊撥弄樂器。約翰‧塞巴斯蒂安說過:「這兩者結合,聲音想必妙不可言!不管怎麼說,他學會了打拍子,這顯然是我們家族出現音樂之始。」
在約翰‧塞巴斯蒂安出生以前,他那一支系是這個家族中最不突出的,其家族成員中有過一些稱職而有實際經驗的樂師,但不是作曲家,例如約翰‧克裡斯托夫(Johann Christoph)和約翰‧路德維希(Johann Ludwig)。在他之後,家族中最重要的音樂家是約翰‧塞巴斯蒂安的兒子威廉‧弗裡德曼(Wilhelm Friedemann)、卡爾‧菲利普‧埃馬努埃爾(Carl Philipp Emannel)和約翰‧克裡斯蒂安(Johann Christian,人稱「英國巴哈」)。
此後不久他即變嗓,但仍在呂訥堡逗留一段時間,什麼事都做,並在學校圖書館博覽大量最新的教堂音樂。他可能聽過約翰尼斯教堂(Johannis Church)管風琴師博姆(Georg Bohm)的演奏;又到漢堡去聽著名管風琴師兼作曲家賴因肯(Johann Adam Reinken)在卡塔琳妮教堂(Katharinen Church)的演奏,還設法聽了采勒公爵(Duke Von Celle)所供養的法國樂團。
可以確定的是這一時期的作品為數不多,包括《兄弟離別隨想曲》(Capriccio sopra lalontananza del suo fratello dilettissimo, 1704)、眾讚歌前奏曲《陽光多燦爛》(Wie schon leuchtet, 1705?)以及《G小調前奏與賦格管風琴曲》(Prelude and Fugue in G Minor,作於1707年以前)。
米爾豪森時期
1707年6月巴哈在圖林根地區米爾豪森(Muhlhausen)的布拉西烏斯教堂(Blasius Church)獲得一個職位,不久便遷居該地,並於10月17日與堂姐瑪麗亞‧芭芭拉‧巴哈(Maria Barbara Bach)在多恩海姆(Dornheim)結婚。在米爾豪森,情況好像一度比較順利。他寫了幾首教堂清唱劇,均屬保守模式,取材於聖經或眾讚歌合本,未見他後來的清唱劇中所出現的「新式」義大利歌劇形式的影響。採用北方狂想曲風格的著名管風琴曲《D小調托卡塔與賦格》(Toccata and Fugue in D Minor)和《D大調前奏與賦格》(Prelude and Fugue in D Major)可能均作於米爾豪森時期;管風琴的《C小調帕薩卡利亞》(Passacaglia in C Minor)亦是如此;巴哈對於大型結構有著天賦的才能,此曲是一早期範例。1708年2月4日創作的清唱劇No.71《上帝是我王》(Gott ist mein konig)由市議會出資印刷,是巴哈第一首出版的作品。在米爾豪森時期,巴哈謄抄樂譜以擴充唱詩班的資料,努力在附近鄉村贊助音樂,並且由於非常得寵,得以使他的僱主同意了一項改建管風琴的規畫(1708年2月)。他於1708年6月25日辭職,真正的原因不詳。他本人的說法是,他為「井然有序的教堂音樂」所定的規畫受到米爾豪森環境的限制,而且他的薪水也不高。人們則普遍猜測他捲入了牧師弗羅內(Frohne)和瑪利亞教堂副主教艾爾馬(Eilmar)之間的一場神學論爭。無可否認的,他與艾爾馬友情甚篤,艾爾馬曾提供他歌詞,並是他長子的教父;而他與弗羅內則似乎很不投契,弗羅內是一位虔誠派信徒,不贊成精美的教堂音樂。不過,也有可能是因為米爾豪森的音樂生活死氣沉沉,才促使巴哈想另謀出路。不管怎麼說,他的辭職被接受了,不久即遷居位於爾姆河畔(Ilm River)耶拿(Jena)以西相隔數哩之遙的威瑪。但他與米爾豪森的一些上流人物繼續保持良好關係,因為他監督著管風琴的重建工作,據信1709年10月31日的落成典禮也由他主持,並為1709年2月4日創作清唱劇一首,該曲雖經印行,但現已佚失。
威瑪時期
巴哈在威瑪一開始就擔任宮廷管風琴師和樂團團員。在威廉‧恩斯特鼓勵下,他在任期的前幾年中集中精力於管風琴,間或去魏森費爾斯(Weissenfels)訪問;1713年2月在那裡參加一次宮廷慶祝會,演奏他的第一首世俗清唱劇《何事使我愉快》(Was mir behagt),或稱《狩獵清唱劇》(Hunt Cantata)。
1713年末,巴哈本來有機會可以在哈雷的聖母堂接替察豪(Friedrich Wilhelm Zachow),但公爵給他加薪,他便繼續在威瑪留任。1714年3月2日昇任樂長,職責是每月創作清唱劇一首。他與親戚瓦爾特(Johann Gottfried Walther)友好相處,瓦爾特是一位音樂辭典編纂者、作曲家和市鎮教堂管風琴師。巴哈像瓦爾特一樣,也參加在當時由威廉公爵的侄子恩斯特‧奧古斯特(Ernst Angust)和約翰‧恩斯特(Johann Ernst, 兩人均為巴哈的學生)佔用的「黃色城堡」(Gelbes Schloss)中舉行的音樂活動。約翰‧恩斯特是一位天才作曲家,曾以義大利風格創作協奏曲,1715年19歲時去世。巴哈將他的某些協奏曲改編為鍵盤樂曲。
1716年12月1日威瑪的音樂指導德雷澤(Johann Samuel Drese)去世,由他的庸碌無聞的兒子繼任。巴哈未獲提拔,大概心存芥蒂,因此不久便應聘擔任克滕(Kothen)的利奧波德(Leopold)親王的音樂指導,這一任命於1717年8月確認。但威廉公爵拒絕接受他的辭呈——原因之一可能是巴哈與公爵的兩個侄子情誼深厚,而公爵與他們則關係極為不和。9月前後在德勒斯登舉辦了一場巴哈和著名法國管風琴家馬爾尚(Louis Marchand)的比賽。事情的詳細經過不得而知,但馬爾尚在比賽舉行前幾小時離開德勒斯登表示棄權,巴哈自然獲勝。這事也許使他鼓起勇氣再次提出離開威瑪的請求;不管怎麼說,他終於成功了,但條件是公爵把他監禁了一個月(11月6日~12月2日)。巴哈被釋放沒幾天後,就移居到哈雷以北約48公里(30哩)的克滕。
1721年12月3日巴哈與魏森費爾斯一名小號手的女兒安娜‧瑪格達勒娜‧維爾肯(Anna Magdalena Wilcken)結婚。要不是第一個妻子去世,在克滕的這最初4年也許是巴哈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他和親王關係十分融洽,親王的音樂天賦確實很高。1730年巴哈說他曾希望在那裡終享天年。但親王於1721年12月11日結婚後,情況急轉直下。王妃——巴哈說她是一個"amusa",意即「反對繆斯的人」——要求丈夫對她體貼入微,於是巴哈開始覺得自己受到冷落。他還必須考慮兩個大孩子(分別出生於1710和1714年)的教育問題。當庫鐃(Johann Kuhuau)於1722年6月5日去世而使指揮一職空缺時,他可能立即想到遷往萊比錫。巴哈於12月提出申請,但這一職位遭到巴哈的朋友泰勒曼(Georg Philipp Telemann)的謝絕,他已把機會給予當時的另一位傑出作曲家、在達姆斯塔特(Darmstadt)任音樂指導的格勞普納(Christoph Graupner)。由於格勞普納尚未肯定是否能接受這一聘任,巴哈便於1723年2月7日舉行一次試演,演出了清唱劇No.22《耶穌召喚十二門徒到身邊》(Jesu nahm zu Sich die Zwolfe)。當格勞普納宣佈放棄(4月9日)時,巴哈正一心熱衷於去萊比錫,因此,雖然王妃已於4月1日去世,他還是提出了離開克滕的申請。4月13日獲准,5月13日便在萊比錫宣誓就職。不過,他還是被任命為克滕的名譽音樂指導,和安娜兩人還不時應邀去那裡,直到1728年11月19日親王去世為止。
萊比錫時期
巴哈身為萊比錫城教堂音樂的音樂指導,必須為四所教堂提供演奏(唱)家。在彼得斯教堂,唱詩班只領唱讚美詩。在新教堂、尼古拉教堂(Nikolai Church)和托馬斯教堂(Thomas Church)則要求有多聲部合唱;不過巴哈只在後兩座教堂指揮,他自己的教堂音樂也只在那裡演出。第一次正式演出是在1723年5月30日,即三一節後的第一個星期日,演出曲目為清唱劇No.75《窮人嗷嗷待哺》(Die Elenden sollen essen)。這一年上演的新作包括清唱劇多首和《聖母頌歌》(Magnificat)的第一稿。《約翰受難曲》(St. John Passion)於1724年上半年演出,後又經修改。這一宗教年中上演的清唱劇總數約為62首,其中約39首為新作。
舉例來說,有些旋律類型的所有作品就都是根據一種明確的「修辭學」製作的,這在音樂方面創造了和修辭藝術中的修辭相等的東西。和這些「修辭」緊密相關的是一些描繪性象徵手法的例子,當歌詞表達「死而復活」內容時,作曲家就配以上行的音階,而憂傷的歌詞則配以下行的半音音階(刻畫痛苦的哀號)。這類描繪性象徵手法只在與歌詞有關時才出現——在聲樂或是在眾讚歌前奏曲中(眾讚歌的歌詞銘刻在聽眾心中)。在《平均律鋼琴曲集》中尋找復活主題是沒有意義的。視覺形象的運用,即使尚未系統化為一種學說,看來已成一種基本的音樂本能,一種基本的表情手法。不過,它可能變得比較抽像,例如像在數字象徵手法(number symbolism)中所見的那樣;這種現象在巴哈的作品中屢見不鮮,不能等閒視之。數字象徵手法有時是描繪性的;在《馬太受難曲》(St. Matthew Passion)中,「主,是我嗎?」這一問題竟然問了11次(忠實的門徒每人各問一次),這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處心積慮地在巴哈作品中尋索這類象徵手法,卻可能走得太遠。幾乎任何數字都可視為「象徵性」(3、6、7、10、11、12、14和41不過是少數幾個例子);此類數字的任何倍數本身也是象徵性的。調號中的升號數、旋律中的音符數、作品中的小節數等等,都可認為是意味深長。這樣一來,象徵性數字似乎無往而不在,但是,如果認為這類發現必然都有一定意義,則是荒謬可笑的。
巴哈在萊比錫的最初三年中緊張地從事清唱劇的創作,所作教堂音樂已足以供應未來常規的主日和節日禮拜儀式之需。因此,1726年以後,他的注意力便移向其他方面。不過,1729年他還是寫了《馬太受難曲》,從而在30年代中期重新開始對聲樂作品發生興趣(規模比清唱劇大);例如現已佚失的《馬可受難曲》(St. Mark Passion, 1731)、《聖誕神劇》(Christmas Oratorio, 1734)和《耶穌升天神劇》(Ascension Oratorio),即清唱劇No.11《上帝在天堂讚美》(Lobet Gott in seinen Reichen, 1735)。
非音樂職務
除擔任教堂音樂指導的職務外,巴哈還身兼托馬斯教堂附屬學校的主管,以及各種非音樂職務。他討厭這些職務,因此常常擅離職守,去演奏或檢查管風琴,或帶兒子弗裡德曼到德勒斯登歌劇院去聽他所謂的「美妙曲調」,還要履行他千方百計終生保持著的那些宮廷榮譽職位的義務。他多少是因為錢才會接受一些聘約,1730年他曾抱怨說,他的收入比他被告知可能有的金額少(他指出,當時葬禮不多);不管怎麼說,他的日常工作明顯受到影響。於是在他和僱主之間很快就起了摩擦。一方面,有關他的職位——特別是在萊比錫大學聖保羅教堂負責音樂活動的工作——所能提供的酬金和特權問題,巴哈最初的理解同市議會和大學管風琴師格納(Johann Gottlieb Gorner)有差距。另一方面,在他的僱主心目中,巴哈是他們為這一職位所作的第三(而且是熱情不高的)選擇,排在泰勒曼和格勞普納之後。不僅如此,有關當局堅持學校招收一些沒有樂感的男生,這就使巴哈難以保證他的教堂能招到合格的歌手,當局又拒絕撥款維持一個像樣的樂團。到了1730年,雙方的嫌隙嚴重惡化。接著新校長格斯納(Johann Matthias Gesner)上任,他在威瑪即與巴哈相識,對他景仰已久,由於他的斡旋,摩擦暫時消除。但格斯納只任職到1734年,接替他的是一位具有新式教育思想的青年埃內斯蒂(Johann August Ernesti),他的教育思想中有一條就是:音樂不是一種人文學科,而只是一種浪費時間的副業。1736年7月雙方關係重新劍拔弩張,這次爭論的重點是巴哈是否有權指派教務長,結果引起一場軒然大波。對巴哈來說,幸運的是他於1736年11月被聘為薩克森選帝候的宮廷作曲家。經過若干時間的耽擱以後,他便以此身份說服在宮廷中的朋友們舉行一次官方調查,而他和埃內斯蒂的爭論於1738年解決了。解決的具體條件人們不得而知,但是,在那之後巴哈就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了。
器樂作品
1726年在完成了絕大部分清唱劇之後,巴哈開始單獨出版他的鍵盤樂器帕蒂塔(Partita,組曲)1731年結成一集,目的也許是為了在萊比錫以外獲得賞識,從而在別處找到一份有職有權的差事。《鍵盤曲集》(Clavierubung)的第二部分包括《義大利風格協奏曲》(Concertoin the Italian Style)和《B小調法國序曲(帕蒂塔)》(French Overture〔Partita〕in B Minor),於1735年問世。第三部分為包括《降E大調前奏與賦格(聖安妮賦格)》(Prelude and Fugue〔"St. Anne"〕in E-flat Major)的《管風琴彌撒曲》(Organ Mass),1739年問世。約自1729至1736年巴哈任魏森費爾斯名譽音樂指導,自1729至1737年、然後又自1739年起有一、兩年時間,他主持萊比錫大學音樂社。他將自己的某些早期協奏曲改編為大鍵琴協奏曲供這些音樂會演出,從而成為最早為鍵盤樂器和樂團寫作協奏曲的作曲家之一(就算不是唯一,也是最早的)。同時,他也是最早使大鍵琴演奏者用右手在室內樂中彈奏真正的旋律聲部的人。現今日益引人重視的巴哈,基本上是因循守舊的,但在某些方面也是一位重要革新者;上述兩點便是其中的兩個方面。
1733年左右,巴哈開始為薩克森選帝候及其一家創作清唱劇,目的顯然是為了他後來於1736年獲得的那一宮廷任命;這些世俗樂章中,有許多配上宗教歌詞而重新用在《聖誕神劇》中。作於1733年的《B小調彌撒曲》中的「慈悲經」和「榮耀經」兩章也是題獻給選帝候的,但《彌撒曲》的其餘部分直到巴哈晚年才匯總在一起。在訪問德勒斯登時,巴哈曾得到俄羅斯特命全權公使凱澤林克(Hermann Karl von Keyserlingk)伯爵的器重,後者委託他創作了所謂的《戈爾德堡變奏曲》(Goldberg Variations),於1742年作為《鍵盤曲集》的第四部分出版,而「48曲」的第二集似乎亦彙編於同一時期。此外,他還寫了幾首清唱劇,修改了威瑪時期的幾首管風琴曲,並於1746年或其後出版《許布勒眾讚歌前奏曲》(Schubler Chorale Preludes)。
晚年
1747年5月他去波茨坦看望兒子埃馬努埃爾,並為普魯士腓特烈大帝演奏。7月,根據國王提供的主題而即興演奏的音樂定型為《音樂的奉獻》(The Musical Offering)。1747年6月他參加由他從前的學生米茨勒(Lorenz Christoph Mizler)創辦的音樂科學協會,並將根據《從天堂我來到人世》(Vom Himmel hoch da komm'ich her)而作的卡農式變奏曲的手稿交給協會,旋即出版。
有關巴哈最後的病情,人們知之不詳,只知道他纏綿病榻數月之久,並因而未能完成《賦格的藝術》(The Art of the Fugue)。一個英國江湖醫生泰勒(John Taylor)為他做的兩次不成功的眼部手術導致他的健康漸衰(泰勒的失敗病例中還包括韓德爾),1750年7月28日他在萊比錫與世長辭。他的僱主們如釋重負,著手選派繼任者;市長施蒂格利茨指出,「學校需要一位主管,而不是一位音樂指導,雖然他肯定應該懂音樂。」遺孀安娜‧瑪格達勒娜落得十分困頓。由於某種原因,巴哈和前妻所生的孩子一點也不接濟她,而她自己的兒子又太小,幫不了忙。她於1760年2月27日去世,殯葬簡薄。
未完成的《賦格的藝術》於1751年出版,沒有引起什麼注意,1752年重新發行,由柏林著名音樂家(後來主持皇家彩票事業)馬爾普格(Friedrich Wilhelm Marpurg)作序加以讚揚。儘管有巴爾普格的序,以及漢堡有影響力的評論家兼作曲家馬特森(Johann Mattheson)的一些好評,至1756年僅售出約30本,於是埃馬努埃爾提出將鉛版出售。據目前所知,這些鉛版是按廢銅爛鐵的價格賣掉的。
埃馬努埃爾‧巴哈和管風琴家兼作曲家阿格裡科拉(Johann Friedrich Agricola,塞巴斯蒂安的學生)寫了一篇訃文:米茨勒加了幾句結語,一起發表在他的協會刊物上(1754)。在《巴哈選集》(The Bach Reader)中有一篇英語譯文。這一訃文雖然不完整,也不精確,但是極其重要的第一手資料。
在有關巴哈的傳記性和評論性著作中,最重要的是德國音樂學家斯皮塔(Philipp Spitta)的不朽巨著《約翰‧塞巴斯蒂安‧巴哈》(Johann Sebastian Bach,2卷;1873~1880),不僅包含巴哈的生平和作品,而且涉及當時歷史背景。雖然在細節上頗多謬誤,仍不失為巴哈研究者必備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