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是歷史的初稿。」
——Alan Barth
上世紀二〇年代，有學者形容是一個時代變遷、份外關鍵的時刻：當西方國家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洗禮，亞洲企業因此急速冒起；當中國軍閥混戰接近尾聲，許多內地文人和商人紛紛南下來港。香港，一百年前早已深受中外局勢影響，第一代的商業報紙《華僑日報》和《工商日報》受惠於經濟蓬勃而出現，連帶繁盛的「塘西」風月行業，亦衍生大量色情小報。報業看起來百花齊放，與此同時，早已訂立控制出版內容法例的香港政府更開始設有報紙審查處，所有中文報紙須通過審查才能出版。究竟約一百年前的香港正經歷一個怎樣的時代？報紙又怎樣反映夾縫中的香港？
一、塘西風月與色情小報
相信不少電影《胭脂扣》的影迷，至今對戲中一幕仍有印象。由張國榮飾演的十二少，為了討好倚紅院的當紅妓女、由梅艷芳飾演的如花歡心，揮霍地在妓院裏放炮仗，甚至從底層吊了一張當年售賣二百多元的大床到妓院頂層。電影中「倚紅院」的原型，應為參考當年四大妓院之一「綺紅」，另外三間為：詠樂、賽花和歡得。
電影《胭脂扣》由李碧華的同名小說改編，故事背景是上世紀三〇年代的香港，不過，俗稱「塘西」的石塘咀一帶的風月行業早於二〇年代已十分盛行。香港歷史博物館榮譽顧問鄭寶鴻指出，電影中張國榮所做之事以該年代來計，並不誇張。二〇年代，達官貴人到「塘西」尋樂子，需先進行一次「霸王夜宴」，即宴請全間妓院的妓女差不多共七、八十人飲宴，卿卿我我好一段日子，才能要求妓女陪他度春宵，而且也僅僅一夜或兩夜，但所需花費的銀兩，按今天的標準接近八至十萬元辦一回宴席。
「塘西」最繁榮的時期，鄭寶鴻說大概是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二年，因為內地軍閥互相爭鬥，大量人才和資金南下到港，尤其南北行、米商、藥材商、海味商等，他們賺到大錢後，普遍都會到「塘西」消費。
在「塘西」，雖則光顧一級或二級妓院較昂貴，但仍有一款名為「石騎樓」的最低級妓院。鄭寶鴻指出，「石騎樓」每次收費由一至三毫不等，當年有不少嫖客在門口排隊等侯。「石騎樓」的位置，便是今天石塘咀電車總站對面、業昌大廈再往西行的建築物。
正正因為不論任何階層都對「塘西」的最新動態感興趣，二〇年代開始，香港出現大量色情小報，售價也十分相宜。以小報當中最有名的《骨子》為例，一九二八年創刊時，售價一仙。那時，乘搭一程電車，三等收費為五仙。
《骨子》十分流行，在電影《胭脂扣》可見一斑。當梅艷芳回到一九八七年的香港，希望與張國榮相認，萬梓良及朱寶意便跑到舊雜貨店裏找《骨子》，並憑《骨子》有關妓女的報道，找到梅艷芳的身世。
二、一九二〇年代的其他小報
除了色情小報，上世紀二〇年代還有一類小報，名為「政論報」。專門研究香港報業史、 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教授黃仲鳴指出，這類小報就好像英國的小報，專門揭露社會及官場的黑暗面。
那段時期，香港出現了具不同黨派背景的小報，例如汪精衛派系的《胡椒》、李宗仁與白崇禧派系的《正報》等，各自宣揚政見，亦互相攻訐。資深傳媒人鄭明仁說，一九二〇年代國內許多政治勢力均在香港辦報。「因為這些所謂革命性的報紙，在國內很難生存，更早時的滿清政府固然可以使用高壓手段，即使到了軍閥時期，他們都受到壓制。」
中國各黨各派利用香港作為宣傳基地，並非新鮮。早於一九〇〇年，孫中山便委派陳少白在香港創辦《中國日報》。根據李谷城所著的《香港報業百年滄桑》，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後，曾對粵報記者發表演講，第一句便這樣說：「諸君：此次中國推倒滿清，固賴軍人之力；而人心一致，則由於各報鼓吹之功。」
《香港報業百年滄桑》中亦引述由台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的一批專家教授所撰、由曾虛白主編的《中國新聞史》提到：「國父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黨，最初只注重實際的革命工作，不注重文字的宣傳。革命黨開始注意到文字的宣傳，而以報紙爲革命的言論機關，是以《中國日報》的創刊爲起點。」
香港作為《中國日報》創立的基地，同時又容納了另一份立場跟《中國日報》完全相反的報紙——康有為派系的《商報》。鄭明仁指出，康有為是保皇派，孫中山是革命派，兩份報紙鬥得十分厲害，不過當年只有少數港人會看這些報章，因為中文報紙的主要市場都是內銷，黨派希望藉此影響國內輿論。
李谷城於《香港報業百年滄桑》統計，從一九〇〇至一九一一年，共有二十六份革命報刊在香港創辦。
「只有當時香港這樣的土壤，才可以孕育這兩類立場截然不同的報紙，接着數十年如是。回看歷史到六、七〇年代，香港可以同時出現不同立場的報紙，全世界沒有哪一處可以，只有香港，香港是一個很獨特的地方。」鄭明仁說。
然而，隨着一九二五年孫中山去世，國民政府北伐後，政治色彩如此強烈的報紙在香港愈來愈少見。
三、報紙當年扮演推動經濟的角色
除了色情小報及革命政治小報，香港經濟起飛也令市民及商界對報紙有一定需求。
上世紀二〇年代初，歐洲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還在復元，亞洲企業卻十分興盛，香港作為亞洲的轉口港，趕上這趟順風船，貨運業務欣欣向榮。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周佳榮指出，二〇年代香港不管是去上海還是去日本，航運均十分方便，大量商人進出本港，對國內外各種經貿資訊需求甚殷。一九二五年，兩份商業報紙《華僑日報》及《工商日報》先後出現，有學者定義這是「社經報業」的開始。
以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一日出版的《華僑日報》為例，刊有數間不同公司的船期資料廣告，由此可見，該年代對船運資訊極為重視。黃仲鳴指出，《華僑日報》是首份如此重視刊登航訊消息的報章，詳細記載那些輪船來港即將卸下甚麼貨物，又將盛載甚麼貨物到倫敦和其他亞洲地方等等。其他報紙後來紛紛效法，直到七、八〇年代為止。
正因為航運發達，資訊有價，《華僑日報》後來的總編輯胡惠民尤其重視廣東省及上海的新聞。根據李家園所著《香港報業雜談》，胡惠民原在廣州任英文報《DAILY-SUN》(該報由孫科和李祿超經營)任記者，後升總編輯。胡惠民相信，「新聞要爭取時間」，遂親自到上海物色「訪員」（當年還未稱為「記者」），隨後將上海當天即日發生的新聞，第一時間以電報方式發送到香港。
周佳榮指，《華僑日報》的誕生令本港報業出現了一個新的現象，既有自己的採訪隊伍撰寫獨家新聞，又重視外電，加上那時各國的通訊社愈來愈發達，因此報紙出現了一個現象：既重視本地，又擁有世界觀。
四、當年的新聞審查
小報、大報同時出現，香港新聞界看似百花齊放，浪濤之下卻潛藏暗湧。
一九二〇年代，香港已訂立《中文出版物（預防）條例》與《煽動刊物條例》，分別用來針對「引起中國騷亂」及「反對殖民政府」的出版物。
一九二二年，海員大罷工，香港曾實施新聞檢查及禁止報紙出版；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香港正式開始實施報審，規定所有中文報紙必須通過審查才可以出版。
不過，數到新聞審查最厲害的時段，鄭明仁指出，應是三〇年代開初日本開始侵華那段時間。英國與日本那時簽訂同盟條約，香港的中文報紙一旦出現抗日的言論，均會被刪除或漏空。「英國人抱着一個幻想，希望日本人不要攻擊你，不要激怒日本，所以香港的傳媒不能提日本人的壞事，不能提日『寇』、日『敵』，如果要提及，便會變成日『X』，所以從前很多報紙都是充滿『交叉』，甚至乎成段文章被抽起，即『開天窗』，這就是報紙審查處的『傑作』。」
這種審查，無論在甚麼年代，難免會讓人批評，這是對新聞自由的壓制。黃仲鳴說：「你也可以說是壓制，你只要不超越那條紅線就沒事。」鄭明仁則指：「有另一個說法，為甚麼港英政府容許你抽了一段稿？開天窗可以說是一種無言的抗議，她都容許你這樣做，也算不過不失。」
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這種新聞審查便不復存在。鄭明仁說：「在香港新聞史上，從沒有絕對的自由，只有相對的自由」。
報紙，周佳榮說，往往是研究歷史的第一步，也是毋庸置疑十分重要的一步。「香港史的研究，是在戰後大約六、七〇年代才慢慢興起，你不借助報紙，你是不會知道香港一百年前發生甚麼事。報紙填補了香港歷史文化研究的不足，這是報紙值得我們重視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