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置内史，掌治京师。汉代沿置。 [1]
西汉太初元年（前104年），改右内史置（改右内史为京兆尹），分原右内史东半部为其辖区。职掌相当于郡太守。因地处畿辅，故不称郡。为“三辅”之一，治长安县（今西安市西北），辖境约当今陕西秦岭以北、西安市以东、渭河以南及河南灵宝市西部地区。 [2]“京兆”与“京师”意同，绝高曰“京”，十亿曰“兆”，因为是天子所居，大众所聚，故称“京兆”。《春秋公羊传·桓公九年》：“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又《说文》：“尹，治也，握事者也。”京兆尹即治理都城之官。 [1]
三国魏辖区改称京兆郡，官名改称太守。 [2]
后周都关中，置京兆郡，长官复称京兆尹。隋代沿置。 [1]
唐开元初，升雍州为京兆府，往往以亲王领雍州牧。而改雍州长史为京兆尹，并增置少尹，以理府事。 [2]
北宋京兆府置牧、尹、少尹，但不常置。尹缺，则由知府理府事。 [2]
西汉京兆尹中可知入仕方式者共37人，主要集中于察举和其他，察举入仕方式有有道、贤良、笃行、郡文学、明经、茂才、察廉、尤异、少修黄老术、治剧、习文法、贤良方正、举直言、孝廉、光禄四行、以清行征用、敦朴、有材行18种，其他方式有博士弟子课试（射策）、军功、公府辟除、私人荐举、任子、声闻梁楚间、皇帝征召、地方州郡辟除、以高弟入、家世忠孝、纳訾、自街鬻、以方技为官13种方式。在这些方式中多集中于明经、察廉、私人荐举、任子、皇帝征召分占统计人8%、9.2%、6.9%、9.2%、12.64%。 [4]
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迁入京兆尹者，以诸卿及其属官最多，占70.59%，而地方职官迁入京兆尹者则较少。地方职官又以郡守迁入者最多，达15人，其次为诸侯王国相与县官，再次为刺史迁入者。 [4]
东汉京兆尹入仕方式仍以察举为主，其中常科主要以孝廉、茂才、光禄四行为主，又以孝廉最多达10人。此时期京兆尹中出现了以图谶入仕的情况，还有以佞辩、明天文历数和博闻旧习入仕的，这是东汉京兆尹入仕方式的一个特点。 [4]
东汉京兆尹由中央机构迁入者共13人，其中中朝官最多达10人，占76.92%，分别为侍中、尚书令、尚书、左仆射、屯骑校尉、讨虏校尉、匈奴中郎将。由地方机构迁入者涉及了州郡县各级，但不见有诸侯王国官吏迁入者。其中以郡守迁入的最多，共有6人，且主要集中于桓帝时期。 [4]
汉代京兆尹的选任与一般郡国守相一样，都需要经过一个严格的选拔过程。总体上来看，东汉由于定都洛阳，京兆尹地区已不再是京畿重地，因而京兆尹的选任也就显得与一般郡国守相无异。西汉京兆尹的选任则不同，由于京兆尹在西汉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比较特殊的地位，因而西汉京兆尹的选任是国家非常严格和慎重的事情。西汉京兆尹的选任既有来自地方的行政官员，也有来自中央的朝官。 [3]
- 西汉
一、地方官员
地方官员被选任为京兆尹，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刺史、郡国守相和京辅都尉等。西汉由地方官员选任为京兆尹的大都是郡国守相，只有三例不是，而是从刺史和京辅都尉选任的。正如《汉书》记载：“郡国二千石以高弟入守，及为真，久者不过二三年，近者数月一岁，辄毁伤失名，以罪过罢。”可见，西汉京兆尹的选任是很严格的，它有一个试用期，即“守京兆尹”，合格方可为京兆尹，不合格则被贬黜。由郡国守相出任京兆尹属于升迁，因为西汉京兆尹的秩级是中二千石，但从史料上看，都不长久，这可能是因为“京兆典京师，长安中浩穰，于三辅尤为剧”。刺史的秩级是六百石，京辅都尉的秩级是比二千石，比一般郡国守相还要低，因而由此出任京兆尹也属于升迁。 [3]
二、中央朝官
中央朝官被选任为京兆尹，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光禄大夫、司隶校尉、少府、丞相司直、大鸿胪、宗正、羲和、大司马司直、长信少府和宰衡护军。西汉由中央朝官出任京兆尹的大都是内朝官和九卿之类，或是三公的司直，只有四个例外。在出任京兆尹的中央官员中，光禄大夫是内朝官，秩级为比二千石；少府、大鸿肪、长信少府和宗正属于九卿之列，秩级为中二千石；丞相司直和大司马司直，是丞相和大司马的主要助手，秩级为比二千石，由此出任京兆尹，足见西汉王朝对这一官职的重视程度。四个例外中，两个由司隶校尉选任，剩下两个是王莽改制后的官制，分别是羲和和宰衡护军，其中，司隶校尉秩级是六百石，羲和和宰衡护军秩级为二千石，由此出任京兆尹，是一种升迁。 [3]
地方官员 | 中央官员 | ||||
|---|---|---|---|---|---|
姓名 | 任前官职 | 任后官职 | 姓名 | 任前官职 | 任后官职 |
青州刺史 | 无（以病免） | 光禄大夫 | 大司空 | ||
京辅都尉 颍川太守 | 无（腰斩） | 光禄大夫 | 御史大夫 | ||
胶东相 | 冀州刺史 | 光禄大夫 | 中大夫 | ||
太原太守 | 廷尉 | 申屠博 | 光禄大夫 | 不详 | |
广汉太守 | 大司农 | 司隶校尉 | 无（诛死） | ||
颖川太守 | 执金吾 | 司隶校尉 | 大司空 | ||
——太守 | 少府 | 少府 | 丞相 | ||
不详 | 不详 | 丞相司直 | 丞相 | ||
一成 | 广陵相 | 不详 | 大鸿胪 | 御史大夫 | |
一遗 | 彭城太守 | 不详 | 宗正 | 无 | |
宋平 | 弘农太守 | 不详 | 刘歆 | 羲和 | 国师 |
甄遵 | 河东太守 | 河南太守 | 大司马司直 | 光禄大夫侍中 | |
楚相 | 东莱都尉 | 长信少府 | 丞相 | ||
逢信 | 弘农太守 | 陈留太守 | 武襄 | 宰衡护军 | 不详 |
邓义 | 太原太守 | 巨鹿太守 | — | ||
刘威 | 陇西太守 | 卒 | |||
宗正 | 信都太守 | 河南太守 | |||
王建 | 广陵太守 | 不详 | |||
王尊 | 守京辅都尉 | 东郡太守 | |||
黄霸 | 颖川太守 | 颖川太守 | |||
20人 | 14人 [3] | ||||
- 东汉
东汉定都洛阳，京兆尹地区已不是京畿重地，因而京兆尹的选任也就显得与一般郡国守相无异。相对于西汉来说，东汉京兆尹的选任大都是出自有官职的地方官员，但也有来自中央的朝官。 [3]
一、地方官员
地方官员被选任为京兆尹，见于文献记载的有郡国守相、京兆虎牙都尉、屯骑校尉和讨虏校尉。东汉时期京兆尹大都是由郡国守相来出任，此时京兆尹的秩级也是二千石，因此由郡国守相来出任京兆尹属于平级调动。只有三例不是由郡国守相出任京兆尹，分别为京兆虎牙都尉、屯骑校尉、讨虏校尉。按东汉时期已经取消郡级都尉一职，建武六年，“是岁，初罢郡国都尉官”。但“安帝以羌犯法，三辅有陵园之守，乃复置右扶风都尉，京兆虎牙都尉，皆置诸曹掾史”。京兆虎牙都尉秩级为比二千石，由此出任京兆尹属于升迁。而屯骑校尉、讨虏校尉的秩级似乎和都尉的一样，都是比二千石。因为校尉一职始由武帝初置，凡八校尉，秩皆比二千石，这是西汉旧制，东汉似乎没做改动。因而由这两个职位出任京兆尹，也属于升迁。 [3]
二、中央朝官
中央朝官被选任为京兆尹，见于文献的有侍中、尚书令和尚书。虽然这些职官均为中央职官，但秩级却是不一样的。侍中、尚书令为千石，尚书为六百石，由这些职官出任京兆尹，是一种升迁，因而是“擢”。因东汉定都洛阳，长安虽地位仍很重要，但已远不如西汉时期，此时中央朝官出任京兆尹，就如同被外放为一般郡国守相一样。 [3]
西汉京兆尹迁向中央官者共有21人，其中御史大夫最多，共7人，占1/3。迁向宫官者其次，共4人。迁向地方机构者共15人，以郡守最多，达9人，加上诸侯国守相的2人，计有11人，占73.33%，其他的出任刺史和都尉。可知，京兆尹迁出机构已经涉及到民政、军政、监察等方面，可见京兆尹迁出职官无特殊性的要求。 [4]
东汉京兆尹中以郡守迁入者后都位列三公和诸卿。可见，京兆尹乃是一个由地方升任中央的跳板。东汉京兆尹迁出职官中，迁向中央者共有14人，其中中朝官最多，有9人，占了64.29%。迁向地方机构者较少，仅有2人。 [4]
西汉时，“三辅皆秩中二千石，号为卿也”，京兆尹秩级为中二千石。东汉时，因为“其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人，汉初都长安，皆秩中二千石，谓之三辅。中兴都雒阳，更以河南郡为尹，以三辅陵庙所在，不改其号，但减其秩。其余弘农、河内、河东三郡。其置尹，冯翊、扶风及太守丞奉之本位”，京兆尹秩级减为二千石。 [3]
唐代，京兆尹初为“从四品上”，景云二年（711年）加秩为从三品。 [12]
- 西汉
秩别 | 中二千石 |
|---|---|
月俸（钱） | 20000 |
相当于谷物（斛） | 200 [8] |
- 东汉
秩别 | 二千石 | |
月俸定额（谷/斛） | 120 | |
实际内容 | 谷/斛 | 60 |
钱 | 6000 [7] | |
汉代京兆尹按时间顺序分为西汉京兆尹和东汉京兆尹，作为职官的京兆尹，在其行使的职能方面，西汉和东汉有很大的不同。西汉京兆尹在西汉王朝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作为京师长安及其附近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京兆尹既是地方行政官员，同时也是中央朝官，这些使西汉时期的京兆尹具有参与国家政务的权力。它的秩位也比一般郡国守相的高，“三辅皆秩中二千石，号为卿也”。同时，据《汉书》记载：“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属官有长安市、厨两令丞，又都水、铁官两长丞。”这说明西汉京兆尹还具有一般郡国守相所不具备的特种属官。因为在西汉时期，全国盐铁等事务都是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大司农，而只有三辅地区除外。东汉京兆尹则没有西汉京兆尹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那么高的地位。从东汉京兆尹的职能来看，它已经与一般郡国守相没什么差别了。东汉京兆尹既没有像西汉京兆尹那样参政议政的权力，又没有那么多的特种属官，由于东汉政府“故遗戒郡国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人税县官如故事”，对于盐铁事务采取下放到地方管理的做法，因而东汉京兆尹可能也具有关于盐铁等事务的属官。但可以肯定的是，东汉京兆尹的属官和西汉京兆尹的属官是不一样的，东汉京兆尹的属官配置与一般的郡级行政单位已经相差无异了。总之，东汉京兆尹的职能已经和一般郡国守相的职能一样了。 [3]
- 西汉
西汉京兆尹是京师长安及其畿辅地区的最高长官。因而，它对京畿地区的各方面行政事务都具有管理权。由于京师长安直接归京兆尹管辖，因此，京兆尹对于发生在京师长安城内的各种事务，便具有一定的处置权。这样便使西汉京兆尹不仅可以掌握和控制京师长安及其京兆尹地区，而且能够对这一地区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同时，维护京师长安及其京兆尹地区的治安秩序是西汉京兆尹的重要职责，因为这一地区是西汉王朝的核心区域，不仅是京师长安的所在地，而且还有三个陵邑，陵邑的管理虽不属于京兆尹的管辖范围，但它们都在京兆尹地区，所以作为这一地区的长官，京兆尹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再加之这一地区人口最为稠密，每过几年就有一大批山东的豪强大姓迁徙过来，因而这一地区的治安状况至关重要，是京兆尹职责的重要组成部分。 [3]
- 1.对下属各县发生案件的结果具有司法审核权。西汉时期的京兆尹所辖各县，按《汉书·地理志上》的记载，有“县十二”。据史书记载，隽不疑在任京兆尹期间，“京师吏民敬其威信。每行县录囚徒还，其母辄问不疑：‘有所平反，活几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为饮食言语异于他时；或亡所出，母怒，为之不食。故不疑为吏，严而不残”。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隽不疑其母根据他对下属各县案件的审核情况，而对他的态度迥然不同。这说明西汉时期京兆尹对下属各县的案件拥有审核权，对于冤案等，京兆尹有权予以平反，同时这也体现了京兆尹对属县官员施政行为的一种监督。 [3]
- 2.对京兆尹地区贤良方正的选举具有推举权。举贤良方正是西汉王朝自汉武帝以后所采取的一种人才政策，是西汉王朝官员的重要来源之一。据《汉书》记载，何武在任京兆尹期间，“二岁，坐举方正所举者召见辩辟雅拜，有司以为诡众虚伪。武坐左迁楚内史，迁沛郡太守，复入为廷尉”。从上述史料来看，京兆尹对于所举贤良方正要负责，所举人才不合格是要受到处分的。这说明京兆尹具有对京畿地区贤良方正的最后推举权，进而掌握这一地区的选举，加强对京兆尹地区的管理和控制。 [3]
- 3.对长安市的管理权。“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属官有长安市、厨两令丞，又都水、铁官两长丞”。从上可以看出，京兆尹的属官中有长安市、厨两令丞，这说明京兆尹具有对长安市的管理权。又据史书记载，由于“京师浸废，长安市偷盗尤多，百贾苦之”。这种情况甚至惊动了当时的天子，张敞被调任京兆尹以后，“上以问敞，敞以为可禁”。于是“敞既视事，求问长安父老，偷盗酋长数人，居皆温厚，出从童骑，闾里以为长者。敞皆召见责问，因贳其罪，把其宿负，令致诸偷以自赎。偷长日：‘今一旦召诣府，恐诸偷惊骇，愿一切受署。’敞皆以为吏，遣归休。置酒，小偷悉来贺，且饮醉，偷长以赭污其衣裾。吏坐里闾阅出者，污赭辄收缚之，一日捕得数百人。穷治所犯，或一人百余发，尽行法罚。由是市鼓稀鸣，市无偷盗，天子嘉之”。从上述史料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京兆尹的职权当中，对于长安市场的管理，是其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长安市的市场经济秩序出现混乱时，京兆尹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维护，对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人予以惩处。 [3]
- 4.对发生在长安城中的特殊事件的处理权。西汉京兆尹不仅具有维护京师长安日常生活治安的职责，而且还具有对发生在长安城中的特殊事件的处理权。例如“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旐，衣黄襜褕，著黄胄，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并莫敢发言。京兆尹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这是一起发生在汉昭帝始元五年的事件，因有人冒充已死的卫太子，企图颠覆当时刚刚建立的汉昭帝政权。这对当时西汉王朝所有在京官员造成了巨大的思想冲击，以致“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并莫敢发言”。在这个关键时刻，京兆尹隽不疑显示出了自己非凡的行政才能，果断地将冒充者抓捕并送往诏狱，成功地处理了这一起特殊事件，不仅维护了京师长安的正常社会秩序，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也维护了西汉王朝的稳定。显然，如果京兆尹没有这一职能的话，那隽不疑是不可能成功处理这一特殊事件的。 [3]
- 5.对京钱地区驰道的管理权和对这一地区骑士的征发权。如黄霸在任京兆尹时，“坐发民治驰道不先闻，又发骑士诣北军马不适士，劾乏军兴，连贬秩”。这虽然是对黄霸的处分，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西汉京兆尹具有对所辖境内驰道的管理权，负责道路的日常维护等事务还有就是对骑士的征发权，并且如果征发不力，就要受到贬秩的处分。 [3]
- 6.对京师长安及其附近地区不法豪强的镇压权。西汉时期京师长安及其附近地区是当时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再加上西汉王朝长期执行强干弱枝的迁徙政策，不断地将山东各地的豪强大姓迁到京畿地区，以便于控制和管理。这种情况便造成了京师长安及其附近地区治安复杂、盗贼横行、豪强不法之徒众多等问题，据《汉书》记载：“京兆典京师，长安中浩穰，于三辅尤为剧。”故京师长安号称是当时全国最难治理的地区。而作为这一地区的最高长官，京兆尹对于这些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对京师的治安状况。例如：“久之，郅都死，后长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于是上召宁成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为内史。外戚多毁成之短，抵罪髡钳。”又如赵广汉在任京兆尹时，“郡中盗贼，闾里轻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请求铢两之奸，皆知之”。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西汉京兆尹对于京瓷地区不法豪强及其治安的管理，是其重要的职责所在。正是由于京兆尹对京畿地区不法豪强及其盗贼的打击和镇压，京师长安及其附近地区才收到“京兆政清，吏民称之不容口”的效果。 [3]
西汉京兆尹作为直接掌治京师及其附近地区的长官，自其前身故秦内史以来，其在国家政治活动中的地位就非常重要，虽然自周王朝延至秦汉时期，作为畿辅地区最高长官的官职不断在变化，其性质也由原来的中央职官而转变为地方官员，职能也在不断缩小。但直至西汉末期，作为故秦内史职能的主要继承者——京兆尹，仍具有中央职官的性质，在西汉王朝的国家政治生活中，仍然拥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西汉京兆尹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及对国家事务的参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
- 1.奏朝请。西汉京兆尹作为京畿地区的最高长官，相对于一般郡国守相，还拥有奏朝请的权力。关于这一点，严耕望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甲部）》中的畿辅特制条下，说“孙辑胡广汉官解诂：‘三辅职如郡守，独奏朝请。’谓其职除治民如郡守外，独得奏朝请也”。由此可见，奏朝请是京兆尹不同于一般郡国守相的职能，这也体现了西汉京兆尹具有中央职官和地方职官双重性质。 [3]
- 2.参与定策皇帝。如赵广汉在任京兆尹时，“是时，昌邑王征即位，行淫乱，大将军霍光与群臣共废王，尊立宣帝。广汉以与议定策，赐爵关内侯”。由此可以看出，京兆尹作为京畿地区的最高长官，参与了西汉王朝定策皇帝这一重大国家事务，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汉京兆尹在西汉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3]
- 3.参与对国家文化设施的修缮。例如，刘歆在任京兆尹时，“使治明堂辟雍，封红休侯”。刘歆是西汉末年的一位古文经大师，他对儒家经典有很深的造诣，同时他也是王莽复古的主要助手，热心于严格按照儒家经典来管理国家。他在担任京兆尹时，主持修建了明堂辟雍等国家文化设施。这说明西汉京兆尹也具有这一方面的职能，即参与国家文化教育设施的修缮。 [3]
- 4.对其他国家事务的参与。西汉京兆尹既然具有奏朝请的权力，则自然具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如张敞为京兆尹时，“敞为京兆，朝廷每有大议，引古今，处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数从之。”又据《汉书》记载：“后赵广汉为京兆尹，言：‘我禁奸止邪，行于吏民，至于朝廷事，不及不疑远甚’。”从上面这些史料可以看出，西汉京兆尹除了负责京师长安及其京畿地区的社会秩序以外，还可以参与一些国家事务，甚至是一些很重要的国家政务。 [3]
- 东汉
东汉定都洛阳，长安不再是京师，因而作为职官的京兆尹的职能基本与一般郡国守相无异，之所以还称“尹”，是因为“其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人，汉初都长安，皆秩中二千石，谓之三辅。中兴都雒阳，更以河南郡为尹，以三辅陵庙所在，不改其号，但减其秩。其余弘农、河内、河东三郡。其置尹，冯翊、扶风及太守丞奉之本位”。也就是说，东汉京兆尹除拥有和一般郡国守相相同的职能之外，还必须照看好在其辖区内的西汉帝王陵。 [3]
刘歆（？—23年），中国汉代经学家、校雠学家、目录学家。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刘向少子。汉成帝时任黄门郎。河平三年（前26年），受诏与其父刘向校理秘书。刘向死后，歆继父任中垒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马王莽举歆为侍中大夫，迁都骑尉，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哀帝死后，王莽执政，刘歆为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垒校尉、京兆尹，封红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订律历。后因莽杀其子，刘歆谋弑，事败自杀。 [9]
翟酺，中国东汉学者、经学家。字子超。生卒年不详。延光三年（124年）出为酒泉太守。羌人反叛，千余骑兵从敦煌来抄袭郡之边界，翟酺斩九百首级，羌众差点被杀尽，威名大震。升为京兆尹。汉顺帝即位，拜为光禄大夫，迁将作大匠。翟酺损省经常用度，年生息四五千万。屡因灾异，多所匡正。所言直切，不避权责。 [10]
韩愈（768年—824年），中国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字退之。又称韩昌黎、韩吏部、韩文公。宪宗元和元年（806年），韩愈任国子博士，分司东都。后改河南令。元和六年夏，任职方员外郎，后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秋，从裴度平准西吴元济频乱，任行军司马。准西平定后，任刑部侍郎。他一生排斥佛教，元和十四年正月，因速迎佛，被贬为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显职。 [11]
- 西汉
据《汉书》记载：“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属官有长安市、厨两令丞，又都水、铁官两长丞。”这些是一般郡国守相所不具备的特种属官。 [3] [13]
- 综述
京兆尹的设置，适应了当时客观的发展形势，同时也是贯彻西汉统治者意志的结果。 [3]
- 西汉京兆尹对西汉王朝的影响
（1）社会稳定
以京师长安为中心的京兆尹地区作为西汉王朝的核心统治区，其社会秩序的稳定，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危，故从这一角度来看，京兆尹的称职与否，对于西汉的社会稳定影响巨大。作为京兆尹，如果使这一区域得到了妥善的治理，则不仅保证了京师长安及其附近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而且亦从侧面配合了西汉王朝的“强干弱枝”政策，从而保证了西汉的社会稳定。 [5]
同时，京兆尹对西汉社会稳定的影响还表现在西汉王朝不断地从三辅地区抽调人力，去平定全国各地的叛乱。京兆尹乃至三辅地区作为西汉王朝的核心统治区，充分发挥了其根据地的作用，为加强中央集权，西汉王朝实行陵邑徙民政策，尽可能地将全国的不稳定因素集中到三辅地区，同时又从三辅地区抽调人力，去各地平定叛乱，维护西汉王朝的社会稳定，从这一角度来看，西汉王朝在抽调三辅人力时，京兆尹肯定予以积极配合，从而维护了西汉整个社会的稳定，其对西汉社会稳定的影响亦是显而易见的。 [5]
（2）国家政治
京兆尹对于西汉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其可以参政议政等职能，更体现在它为西汉王朝输送了一大批行政管理人才，其中不乏优秀者，如翟方进等，从而也深刻地影响了西汉国家的政治生活。 [6]
（3）国家经济
西汉京兆尹通过对京师长安及其京兆尹地区社会经济秩序的良好治理，从而推动了以京师长安为中心，周围陵邑县城为辅的商业带的形成，不断增强关中地区的经济实力，这也从侧面配合了西汉王朝所实行的强干弱枝政策，进而对西汉王朝的社会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 [6]
- 东汉京兆尹对东汉王朝的影响
东汉京兆尹对于东汉王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当羌人叛乱几乎涉及到整个雍州地区时，京兆尹能够在东汉朝廷的统一调度下，联合右扶风和左冯翊，维护东汉王朝在整个三辅地区的统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扩散其影响力，直至影响到整个三辅地区，成为东汉王朝在关中地区维护其政治统治的重要官职。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