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陈豨叛乱被镇压，刘恒被封为代王。 [61]后跟母亲在封地居住。刘邦逝世后，政权一度被吕太后控制，刘邦的其他儿子纷纷被杀，刘恒因为僻居远方，且谦恭谨慎，别人看其没有竞争皇位的可能，侥幸活了下来。吕太后死后，元老勋臣们平定“诸吕之乱”，把刘恒推上皇位。 [62]即位后，刘恒执行了“与民休息”的政策 [63]，重视农业，劝课农桑，减轻田租、赋役和刑狱，废除肉刑， [66]同时取消过关用传（符证）制度，方便行旅往来和商品流通，并弛山泽之禁，促进盐铁业发展。又采纳贾谊、晁错等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和削藩的建议，削弱诸侯王势力，以巩固中央集权。于后元七年（前157年）元月，汉文帝刘恒死于未央宫，葬于霸陵。 [64]
刘恒以仁孝之名闻于天下，在位24年，重德治，兴礼仪，励精图治、宽仁节俭、爱民重农，使西汉社会稳定，人丁兴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与汉景帝时期合称“文景之治”。 [65]但另一方面，刘恒恢复夷三族令，将新垣平灭族，成为了政治论议中的坏典型；同时迷信鬼神， [78]又因宠爱邓通一改节俭作风 [79]，甚至放弃铸币权，导致诸侯国经济实力大增，继而为后来的七国之乱埋下了伏笔 [74]。
（概述内图片来源 [67]）
刘恒汉高祖四年（前203年）初，刘邦坐在河南宫内成皋台上，管夫人和赵子儿两位美人相伴，她们在一起谈笑当年与薄姬的约定。汉高祖听到后，问她们笑什么，两人将实情全部告诉了汉高祖。刘邦内心感到伤感，怜悯薄姬，当天就把薄姬召来并与她同房。薄姬说：“昨夜我梦见有苍龙盘踞在我肚子上。”汉高祖说：“这是显贵的吉兆，我为你促成这件好事。”这一次同房，薄姬就有了身孕。
汉高祖四年（前203年），在河南宫内成皋台生下儿子刘恒。 [3]自薄姬生下儿子刘恒以后，就很少有机会再见到刘邦。 [4-5]
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刘邦在亲征平定代地诸侯陈豨的叛乱后，册立八岁的刘恒为代王 [6]，都于晋阳（今山西太原）。 [7]其后刘恒在他就藩代地的十五年间，与民休息，发展生产，恭俭作则，代地由是大安。另一方面，汉初复杂的政治环境和母亲的悉心教导，养成了谨慎沉静的性格。更重要的是，这为即位后成功应对功臣问题与施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西汉高后八年（前180年），吕后去世后，忠于刘邦的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皇孙朱虚侯刘章兄弟携手诛灭了吕氏势力，商议由谁来继承皇位。考虑到当时吕后立的小皇帝刘弘不是汉惠帝的后代，不符合皇位继承的法统，评估了诸王和外戚势力后，相中了宽厚仁慈、名声较好的代王刘恒。于是派出使者去接刘恒到长安继承皇位。
刘恒见到使者，开始并不是很高兴，反而引起了疑心，属臣们也意见不同：代国郎中令张武等认为有诈，提议以有病不能前往为由推辞，以观察情况的变化；而中尉宋昌力排众议，认为刘氏江山稳固，不必有所顾虑。刘恒决定用占卜来决定吉凶。结果达到一个“大横”的占卜结果，这个结果表明：大横所裂的纹路很是正当，卜卦人马上即位做天王，将家族的伟业光大发扬，就像夏启延续夏禹那样。卦师向他解释天王即是做天子，比一般的王要高一级。
于是，刘恒初步决定入京即位。为了以防万一，刘恒在向长安进发的过程中，步步为营，深怕中计，丧命黄泉。一是派舅舅薄昭，先到长安探听虚实，二是到离长安城五十里的时候，派属下宋昌先进城探路。宋昌到达渭桥，丞相以下的官员都来迎接。宋昌到高陵回报刘恒，于是刘恒行进到达渭桥，群臣以臣礼拜见刘恒，刘恒亦谦逊回拜。太尉周勃进言说：“要求赐片刻时间秘密禀陈。”宋昌说：“要是太尉所陈的是公事，就请当着众臣的面奏；要是所陈的是私事，王者是无私的。”太尉周勃就跪着送上天子玉玺。刘恒辞谢说：“请到京都代邸再议。”最后，小心的刘恒终于在陈平等众大臣的拥戴下，进入代邸商量，期间刘恒西向两次辞让、南向三次辞让，在五让天下后，终于同意即皇帝位。随后刘恒让刘兴居清理宫掖，确保万无一失，才住进了未央宫。选择良辰吉日，继承了皇位，是为汉文帝。 [1] [33]
百科x混知：图解西汉政权
百科x混知：图解西汉政权
汉文帝像 [50]除了用拉拢的手段巩固权势外，打击重臣也是文帝的一项重要措施。这方面主要是对大功臣周勃的处理。周勃因为拥立文帝有功，每次退朝后，出来时总是很骄横的样子，似乎不把新帝放在眼里。而文帝对他更加有礼，经常目送他离去。有大臣劝说文帝，不该对周勃这样重礼，有失君主的身份。从此，汉文帝的神色变得越发严肃，而周勃则越来越敬畏。周勃的属下及时提醒他：小心功高盖主，引火烧身。周勃如醍醐灌顶，猛然醒悟。于是辞去了右丞相（汉时以右为上，陈平当时是左丞相，相当于副职）的职务，汉文帝很快也答应了。
一年后，因为陈平谢世，文帝任命周勃做丞相，但仅十个月后，文帝又以列侯归封国为借口免除了他的相职。当时，很多的列侯都住在长安，这给京城的粮食供应增加了很多负担，所以，文帝就下诏命列侯到自己的封国去生活，即使朝廷恩准留在京城，也要将自己的儿子派到封国去。但很多人找各种各样的借口留在京城，这使文帝很生气，便让丞相周勃带头做表率，免了丞相职务。
再后来，派有举报周勃身披盔甲，怀有谋反之心，文帝马上把他抓捕。周勃赶忙通过帝舅薄昭向文帝说明自己惧祸才束甲，决无谋反之心的实情。汉文帝在重新调查后，没有发现周勃谋反的事实，便释放了他。这和封建时代很多皇帝相比，文帝做得确实很宽容。
汉文帝巩固皇位的主要措施有：
①掌握军队
军权是最大的权，汉文帝深谙此道，所以在他进入未央宫的当天夜里，就命令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二军；命张武为郎中令，巡察保卫宫中。相关部门分别诛杀后少帝及其三个弟弟于他们自己的府第里。新帝回到前殿连夜颁布诏令，大赦天下。
文帝知道自己在汉廷并无雄厚的政治基础，有的宗室认为他是“摘桃派”，仅仅是依靠一批老臣的拥戴而登上皇位的，他所面临的是不断壮大和日益骄横的诸侯王势力，所以他首要的任务是采取恩威并施的两手策略来巩固皇权。
②封赏功臣
除了保留旧有的诸侯王之外，汉文帝又立了一批新的诸侯王。同年十二月，立原赵幽王刘友之子刘遂为赵王；徙封原琅邪王刘泽为燕王。后来，又立刘遂之弟刘强为河间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又徙封为淮阳王，后徙封为梁王；刘参为太原王，后徙代王；刘揖为梁王。
贾谊文帝十分欣赏贾谊的《治安策》，然而，当时他正用心于稳定政局，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形势不允许他用激烈的方式实施《治安策》上的政治构想。他只有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直到文帝十六年（前164年），齐文王刘则死，无子嗣位，文帝趁机将最大的齐国分为六国。又封刘长的三子刘安、刘勃、刘赐等为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
文帝以秦亡为鉴，深知百姓生活之乐苦对政权安定的意义。其性又节俭，故在位时奉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曾因惜十家之财而罢建露台；因怜吏卒输送之劳而令列侯归于封国，不须留于长安奉朝请；借缇萦救父之事而下诏废肉刑；又诏罢天下田租。通过这一系列政策，汉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文教大兴，国力日益强盛。
后元七年六月己亥日 [55]（前157年7月4日 [55]），文帝在未央宫逝世 [9]，享年四十七岁。 [10]群臣上庙号为太宗，谥号孝文皇帝。同月乙巳日 [11]（7月10日 [11]），葬于霸陵 [11]（位于陕西西安东郊白鹿原西端 [43]）。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然而文帝即位之时，不仅国家财力严重不足，人民生活还相当困顿。造成这种贫困的状况，是由于“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农民遭受残酷剥削，淫侈之风日益严重，以及社会背本趋末的结果。这表明汉初一度缓和的社会矛盾，到刘恒即位时又逐渐趋于表面化。于是他开始大显身手，开始了他的治国之路。
百科x混知：图解文景之治
百科x混知：图解文景之治①司法改革
秦汉时期的黄老学一个主要特征是“守法而无为”，所谓“无为”，不是毫无作为，也不是漫无边际的放任，而是不超越既定的法律规定。“法”是“无为”的界限，而无为的“道”又是“法”的根源。所以，要求“法立而弗敢废”，就是指立法之后不轻易变更，要“循守成法”。
汉初统治者坚持黄老之学“赏罚信”的思想，主张严格执法，即使皇帝也只有“执道生法”的权力，而不得犯法。汉文帝就是一位不以个人意志破坏法律规定而“循守成法“的皇帝。一次，文帝出行中路过渭桥，有人从桥下走出，使文帝乘车的马受惊而跑。廷尉张释之判处此人“罪金”（罚四两金）。文帝要求处死。张释之向皇帝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制定的，如果我们轻易地改变法律，就会使人们对法律失去信任，不知怎样做才对。”文帝终究表示廷尉做得对。
②刑制改革
恢复夷三族令。吕后曾废除了夷三族令，但是文帝时又恢复，即“新垣平谋为逆，复行三族之诛。” [70] [72]班固对汉文帝复行三族之诛，更改法制的做法不以为然，他指出“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犹有过刑谬论如此甚也，而况庸材溺于末流者乎？”。 [75]
③令列侯归国
文帝二年（前178年）十月，因当时列侯多居于长安，离封邑很远，吏卒供给输送甚为劳苦，而列侯亦无机会去德化其封邑的百姓。于是下诏让列侯都到自己的封邑去。其中有的身居高位要职与诏令恩准留京的由其太子到封邑去。 [13]
④废除过关用传制度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三月，废除进出关要出示证件的法令。 [14]
⑤入粟拜爵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号称“智囊”的太子家令晁错向刘恒建议：“募天下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并在其《论贵粟疏》中宣传此思想，本套思想非常符合刘恒时期充实国力的目的。于是刘恒采纳了这个建议，采取公开招标价卖爵的办法来充实边防军粮。
⑥礼制改革
文帝十五年（前171年），成纪出现所谓黄龙，正是土德之应，文帝乃拜公孙臣为博士，开始策划改正朔、易服色等事宜。翌年，赵人新垣平因善于望气而得到文帝信任，在其建议下建立渭阳五帝庙和长门五帝坛，并亲自祭祀，同时让博士诸生摘取六经文句作《王制》，并讨论巡狩、封禅事宜。
文帝十七年（前163年），新垣平让人拿一个刻着“人主延寿”四字的玉杯，献给文帝。在新垣平的建议下，文帝以十七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后来有人告发新垣平所称之神异都是在欺君，文帝就灭了他三族，从此懈怠于改正朔、易服色、祀神明等事务，渭阳五帝庙和长门五帝坛虽然依然保留，但都是遣官致祭，不再亲自前往。 [41]
①安民为本
②减省租赋
刘恒与窦皇后、慎夫人画像汉文帝二年（前178年）和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文帝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由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即纳1∕30的土地税。
文帝十三年（前167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此以后，三十税一成为汉代定制。此外，算赋也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
③减轻徭役
④放弃铸币权，允许私铸钱币
文帝五年（前175年）四月，废除盗铸钱令，允许私铸 [15]，从而放弃了国家铸币权，实行铸币放任政策，但受到了贾谊等人的反对。贾谊主张垄断铸币权，但当时太中大夫邓通正受刘恒宠幸，刘恒想要邓通富贵，赐之铜山，使之铸钱，因而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 [74] [77]于是，西汉出现了货币的不统一和铸币权的分散的局面，导致地方诸侯（如七国之乱的发动者吴王刘濞）开采铜山铸钱，进而在经济实力上有了和中央抗衡的资格，极大地威胁了大一统的局面。 [73]
有观点认为，此举使朝廷处于“抱厝之积薪之下而寝之下，火未及燃”的危险境地，吴王刘濞和大夫邓通的钱遍布天下，从而发生了以“清君侧”为名的七国之乱。如桑弘羊曾指出：“汉文帝之时，纵民铸钱，吴王擅障海泽，邓通专西山……不反本何为？” [74]
⑤弛山泽之禁
文帝后六年（前158年），文帝下令，开放原来归属国家的所有山林川泽，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利用和开发渔盐资源，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弛禁的结果，“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文帝在位期间，采取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即位后，将军陈武等提议收取南越和朝鲜，文帝说：“朕能任衣冠，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原，动亦秏病，谓百姓远方何？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故不以为意。朕岂自谓能？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今未能销距，原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 [35]
周亚夫文帝还在边地建立马苑36所，分布在北部和西部，用官奴婢3万人，养马30万匹。在民间，同样奖励老百姓养马，以满足边防对马匹的需求。
文帝即位后，不仅内政复杂棘手，边事也十分严峻，在国力不强的情况下，面对“胡强南劲”的形势，汉文帝采取了正确的策略，赢得了较好的外部环境。
- 匈奴
汉文帝在位期间，继续对匈奴和亲。
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年），匈奴右贤王背弃和亲之约，率数万大军侵占河南地（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区），并进袭上郡（今陕西绥德地区），杀略汉民，威胁长安。双方虽未交兵，但这次用兵是西汉自白登之围后对匈奴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表明西汉王朝并不甘于和亲政策。
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年）冬，老上单于亲率14万大军入北地郡，进占朝那（今甘肃平凉西北）、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 [54]）、彭阳（今甘肃镇原东南），烧毁中宫（秦宫，故址在今宁夏固原），前锋直抵岐州雍（今宝鸡凤翔）、甘泉（今陕西淳化西北），距长安仅200里，直接威胁西汉王朝的统治中心。文帝得报，立即命中尉周谷、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屯驻长安附近，防卫京师；又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遫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前将军，大发上郡、北地、陇西等处兵马车骑迎击匈奴，苦战月余，老上单于方退出塞外，而汉军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从此，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西汉王朝深以为患，不得不遣使者复与匈奴修好和亲。
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军臣单于绝和亲之约，对汉发动战争。他以6万骑兵，分两路，每路3万骑，分别侵入上郡及云中郡，杀略甚众。刘恒急忙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率军进驻飞狐（今山西上党附近）；以原楚相苏意为将军，将兵入代地，进驻句注（今山西雁门关附近）；又派将军张武屯兵北地，同时，置三将军，命河内守周亚夫驻屯细柳，祝兹侯徐悍驻棘门，宗正刘礼驻霸上，保卫长安。此时，匈奴骑兵已进至代地句注边，边境烽火警报连连告急。汉军经数月调动，方抵边境地区。匈奴见汉军加强了守备，遂退出塞外。汉军也罢兵撤警。 [1]
- 南越
文帝即位后，改变扼杀政策，采取安抚政策，向南越提供发展生产所需的铁器、农具、马牛羊等。并派人修葺赵佗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的祖坟，置守邑，岁时祭祀。又撤掉进攻南越的军官，拜赵佗的兄弟做官。然后，遣陆贾再次出使南越。在文帝诚意的感召下，赵佗谢罪称臣，从而再次赢得了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到武帝时期，岭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已有较大发展。
汉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不轻易用兵，尽力维持相安友好关系，以礼相待，兄弟相称，这对于加强中原人民与周边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增进友谊，起了很好的作用，进一步促进了汉朝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 司马迁：
- 汉既初兴，继嗣不明，迎王践祚，天下归心；蠲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厥称太宗。 [36]
-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贵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和亲，后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 [37]
- 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 [37]
- 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 [38]
- 刘向：①文帝遵汉家基业初定、重承军旅之后，百姓新免于干戈之难，故文帝宜因修秦余政教，轻刑事少，与之休息，以俭约节欲自持，初开籍田，躬劝农耕桑，务民之本，即位十余年，时五谷丰熟，百姓足，仓廪实，蓄积有余。然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净无为，以故礼乐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苟温饱完结，所谓治安之国也。其后匈奴数犯塞，侵扰边境，单于深入寇掠，贼害北地都尉，杀略吏民，系虏老弱，驱畜产，烧积聚，候骑至甘泉，烽火通长安，京师震动，无不忧懑。是时，大发兴材官骑士十余万军长安，帝遣丞相灌婴击匈奴，文帝自劳兵至太原、代郡，由是北边置屯待战，设备备胡，兵连不解，转输骆驿，费损虚耗，因以年岁谷不登，百姓饥乏，谷籴常至石五百，时不升一钱。……太宗时民重犯法，治理不能过中宗（即汉宣帝）之世……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日月薄蚀，地数震动，毁坏民庐舍，关东二十九山，同日崩溃，水出，河决酸枣，大风坏都，雨雹如桃李，深者厚三尺，狗马及人皆生角，大雪蝗虫。……推此事类，似不及太[中]宗之世，不可以为升平。②故若文帝之仁贤，不胜其善，世俗褒扬，言其德比成王，治几太平也。然文帝之节俭约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此亦通人难及，似出于孝宣皇帝者也。如其聪明远识，不忘数十年事，制持万机，天资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 [45]
- 班固：①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师下以德，农不共贡，罪不收帑，宫不新馆，陵不崇墓，我德如风，民应如草，国富刑清，登我汉道。 [21]②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犹有过刑谬论如此甚也，而况庸材溺于末流者乎？ [71]
- 邱濬：三代以下，称帝王之贤者，文帝也。帝之善政非止一端，而好言纳谏尤其盛德焉。后世人主于封章之入固有未尝一经目者，况敢犯其行辇而欲其止而受之乎？可用者未必肯用，不可用者辄加之罪，心知其善而口非之者亦有矣，况本不善而称其善乎。吁，若文帝者，可谓百世帝王之师矣。
- 谢肇淛：三代以下之主，汉文帝为最；光武、唐太宗次之；宋仁宗虽恭俭，而治乱相半，不足道也；文帝不独恭俭，其天资学问，德性才略，近于王者，使得伊、周之佐，兴礼作乐，不难也；光武太宗，以俞业而兼守成，纬武经文，力行致治，皆间世之贤主也。
- 汤谐：孝文为三代以后第一贤君，史公在孝武时作《孝文纪》，故尤极无穷慨慕也。二十余年，深仁厚泽，纪中排缵不尽，止举其大要，而余者令人悠然可思。
- 曾国藩：天下惟诚不可掩，汉文帝之谦让，其出于至诚者乎！……盖其德为三代后仅见之贤主，而其心则自愧不称帝王之职而已矣。
传说刘恒生于军中，长大后不知道父亲是谁，长大后每天在代城东门外祭父。刘邦多次梦见一个小孩在祭祀自己，派使者到代，果然发现了刘恒，于是就将他立为代王。 [44]
相传，刘恒为庆祝周勃于正月十五勘平诸吕之乱，每逢此夜，必出宫游玩，与民同乐，在古代，夜同宵，正月又称元月，文帝就将正月十五定为元宵节，这一夜就叫元宵。
后来汉武帝时，司马迁创建《太初历》，将元宵节列为重大节日。 [69]隋、唐、宋以来，更是盛极一时。《隋书·音乐志》日：“每当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戏为戏场“，参加歌舞者足达数万，从昏达旦，至晦而罢。当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迁，元宵节的风俗习惯早已有了较大的变化，但至今仍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
邓通是深受汉文帝宠信和喜爱的佞臣。汉文帝时常进入邓通家游戏，然而邓通没有什么才能，只是靠他的身体以媚惑汉文帝而已。有一次，文帝叫一个看相的术士给邓通看相，相士直言不讳地对刘恒说：“邓大夫以后会因贫困而饿死。“文帝听后大不高兴，愤愤地对邓通说：“朕要想让你富，有何难哉？“说完即下了一道诏书，把蜀郡严道的铜山赐给邓通，并允许他铸钱，于是“邓氏钱”遍布天下，邓通从此富可敌国。 [76]
汉文帝宠幸邓通，动辄赏赐给邓通数以万金，而且前后达十几次。赏给邓通的钱，可以建上千座露台，与刘恒之前考虑民生而不建露台的事放在一起比较，汉文帝之前的节俭，简直有一种惺惺作态的作秀感。 [79]
找寻黄头郎后来刘启听说邓通曾为刘恒吮疮，大为愧恨，从此记恨在心。几年后文帝驾崩，刘启即位，这就是汉景帝。景帝一即位，首先便把邓通革职，追夺铜山，并没收他的所有家产。可怜富逾王侯的邓通，一旦竟与乞丐一样，身无分文，最后竟应了那个相士的话，饿死街头。
宦官赵谈凭借汉文帝的多次宠幸，便意图谋害忠臣袁盎，袁盎很担心，便趁着赵谈与汉文帝同车外出时，俯伏车前说：“我听说与天子一同乘车的都是天下英豪。如今大汉虽然缺乏人才，陛下奈何只与刀锯之余(受过阉割者)共同乘车？”汉文帝笑着让赵谈下车，赵谈便哭着下车了。 [53]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同子参乘，袁丝(袁盎字)变色”。后世亦常引此典故，讽喻宦官身份之卑。
缇萦上书汉文帝废肉刑淳于意本来是个读书人，因为喜欢医学，经常给人治病，在当地有点小名气。后来他做了太仓令，但他不会拍上司的马屁，就辞了职，当起医生来了。
有个贵妇得了重病，请淳于意到家诊治。贵妇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但是贵妇家人再三恳求，淳于意只好勉强给她服了几服草药。不久，贵妇病重逝世。贵妇的家人一口咬定是淳于意错开药方，把病人置于死地，并把淳于意告到了官府，昏庸的官吏不分青红皂白，判淳于意有罪，须受肉刑。当时肉刑有三种：脸上刺字、割去鼻子、砍去左足或右足。由于淳于意曾做过官，所以要被押送到京师长安去受刑。
临淄相距长安两千余里，缇萦随父亲好不容易到了长安，淳于意被押入狱中，等待处罚。
缇萦上书救父文帝看了小女子缇萦的上书，觉得这个小姑娘说得有道理，被缇萦的孝心深深感动，并自我责备道：“据说舜帝在位的时候，若有人犯罪，便在其衣服上做记号，或让犯人穿戴与众不同的服饰，以此作为对他们的惩罚和羞辱。惩罚虽如此之轻，可百姓却没有犯法的，这是多么高明的统治啊！现今的法律中有三种肉刑，即黥刑、劓刑和刖刑，戕害人的生理，但作奸犯科的行为却依然屡有发生，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无非是我的德行不足以服人，且对百姓的狡猾不明。为此，我感到非常的惭愧。所以说，若不对百姓加以正确的引导，就会使他们走向犯罪。《诗经》上说：“道德修养很高的君子，如同百姓的父母一般。”现在有人触犯了法律，尚未对其进行教育，便施以肉刑，即使他们之中有人想改恶从善，却也没有机会了。我非常同情这种人。肉刑到了断人肢体、毁人肌肤的地步，终身也无法去掉，这种刑罚使人痛苦不堪，多么不道德啊！难道身为百姓父母的君王就能对此称心如意吗？现在下令废除肉刑，已经定罪尚未施刑的要予以纠正，不再施刑。此外，犯罪之人无论量刑轻重，只要在服刑期间不逃亡，期满后即可免罪成为平民。要注意完善这条法令……”
汉文帝刘恒后期的“新垣平案”，是他执政二十多年的一个缺憾。新垣平是一名“望气”的术士，宣称在渭河北岸建庙，祭祀五帝，可重现周鼎。结果事与愿违，周鼎没有出现，反遇一场重大水灾。汉文帝刘恒大怒，逮捕并夷灭了新垣平三族，恢复了族刑。刘恒族诛新垣平，成为了政治论议中的坏典型。 [78]
夷三族令在吕后时期就已废除，但是文帝时又恢复，即“新垣平谋为逆，复行三族之诛。” [70] [72]班固对汉文帝复行三族之诛，更改法制的做法不以为然，他批评道：“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犹有过刑谬论如此甚也，而况庸材溺于末流者乎？” [75]
刘恒执政的后半程，对鬼神越来越感兴趣。他召回贾谊，不问治国方略与民间疾苦，谈到三更半夜，只聊鬼神之事，还叹息“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唐代诗人李商隐写下“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著名诗句，除了为贾谊未被重用鸣不平外，也警醒当时的统治者，不要为虚无缥缈之事而迷失方向。 [78]
唐人李义山一反过往对汉文帝的推崇，辛辣讽刺文帝向鬼神求安慰。其实这何尝不是文帝内心恐惧忧虑的反应呢？文帝也对皇族兄弟有过类似举动。文帝把幼弟淮南王刘长逼死，纵容儿子刘启打死吴王刘濞的太子，民间传言：“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米，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汉文帝对此传言作出回应，他引用尧舜放逐骨肉、周公杀管蔡等事件，引经据典看似有根有据，但怎么辨也抹不平骨肉相残的事实。
汉文帝虽有政治正确的面具，但那个面具只是一个壳子，内心的不安却无人照顾。夜深之际，孤独而阴沉的汉文帝，也不得不求助鬼神。 [79]
汉文帝以作风俭朴、爱惜民力著称。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他想修一个露台，但想到要花费百金，就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于是作罢。此外，他常穿绨衣，并命自己宠爱的慎夫人所穿衣服不得拖到地上，帏帐不得绣花纹，给天下人做榜样。自己的陵墓霸陵都用瓦器，不用金银铜锡作为装饰。 [32]
后来，汉武帝曾问东方朔教化的办法，东方朔提到文帝身为天子，统治四海，却身穿黑色的粗衣，脚着生皮制成的鞋，用皮带系剑，以莞蒲为席，不治兵器，絮衣无饰，收集上书所用布囊，连缀成官中帷幕，以道德、仁义作为准则。因此全国节俭蔚然成风，教化大兴。 [31]不过后来刘向向汉成帝指出此说荒诞无稽，因为未央前殿一直都很豪华，无须以书囊作帷幕。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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