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爾·蓋茲(Bill Gates)和梅琳達·弗蘭奇·蓋茲(Melinda French Gates)被困在家裡。

大流行在去年3月襲來時，這對夫婦隱居在他們位於華盛頓湖岸邊約6130平方米的家中，很少冒險外出，盡量減少接觸病毒的可能性。在他們的家庭辦公室裡，他們繼續經營著以他們的名字命名、極具影響力的基金會，與世界各國領導人影片聊天，確保疫苗分發的財務承諾，還同他們的小女兒談論美國民主的健康問題，她正在通過遠程教育完成高中的最後一年。

對於這對在過去三十年中大部分時間都在世界各地旅行的夫婦來說，在家裡待這麼長時間是一種突然的變化。「在家辦公——我認為在這件事上，我們並沒有真正做好足夠的個人準備，」弗蘭奇·蓋茲在去年10月告訴《紐約時報》。

在11月的一次播客節目中，比爾·蓋茲還談到在經歷了幾十年的奔波生活後，如何適應家裡的生活。「我的生活徹底改變了，」蓋茲說。「這很不正常。」

現在，生活的另一個方面也發生了變化。

上週一，這對全球慈善事業中極有影響力的夫婦將解除婚姻關係，消息在這個領域引起了軒然大波。對於那些與蓋茲夫婦不同、在新冠暴發前從未想過mRNA疫苗的人來說，這場大流行以最清晰的方式讓他們了解到，蓋茲夫婦的基金在全球公共衛生領域有多麼大的影響力。離婚聲明以及隨之而來的大量關注表明，這樣一個重要的組織是多麼依賴它的超級富豪創始人。

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對這一消息感到驚訝。65歲的蓋茲和56歲的弗蘭奇·蓋茲都是親力親為的領導者，基金會的很大一部分力量不僅在於他們捐贈的數十億美元，還在於他們的公眾地位和關係。

但多年來，這對夫婦已經建立了一個緊密相連但又有所不同的世界，通過獨立的管道培養各自的興趣——有時也會重疊。她花更多的時間支持女性問題，而他一直致力於清潔能源項目。在基金會內部，他們也有各自關注的領域。

「從制度上來說，基金會已經接受了這種分割，」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的慈善專家、高級研究員本傑明·索斯基斯(Benjamin Soskis)說。「他們有自己各自的興趣領域。並不是說一個統一的實體突然破碎了。

基金會發聲明做出保證，稱一切都不會改變。它將繼續擁有500億美元的捐贈基金和重要的關注範疇。但是，由於兩位聯合創始人各自擁有一個獨立的項目——他的項目是蓋茲創投(Gates Ventures)，她的項目是樞紐創投(Pivotal Ventures)——基金會內部有一種焦慮，擔心基金會可能不再是他們工作的動態中心。

「如果你在創投項目裡工作，你會認為基金會動作緩慢，抓不住重點，陷入了發展的僵局，」一位曾與蓋茲夫婦共事的基金會前工作人員說，因為談及內部爭鬥，他要求匿名。「而如果你在基金會工作，你的說法會是，『是我們在做真正的工作，而這些牛仔在最後一刻才衝進來，要求改變事情，要求證明事情。』」

籠罩在這一切之上的問題是，是什麼導致了他們的分手，他們之間的裂痕到底有多深？他們為什麼在此時宣布離婚是一個謎。

他們最小的孩子即將高中畢業，他們圈子裡的幾位觀察人士指出，這通常是夫妻重新評估對方的時候，也是伴侶分道揚鑣的時候。宣布這個消息是在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他們密友和基金會的第三位受託人——召開其年度會議的幾天之後，這可能不是巧合。「他們等到沃倫的年會結束後才宣布此事，讓沃倫不用被迫面對這個問題，」一位同事說。

在過去的幾年裡，幾乎沒有明顯的跡象表明蓋茲夫婦正在分道揚鑣，至少在公眾面前是這樣。弗蘭奇·蓋茲繼續與蓋茲一起出現在微軟(Microsoft)的各種活動中，包括每年春季在他們家中為首席執行官和其他商業領袖舉辦的年度晚宴。

不過，弗蘭奇·蓋茲曾暗示，與丈夫同台時，她有時會覺得自己被忽視了。她在2019年出版的《女性的時刻》(The Moment of Lift)一書中坦率地描述了這些感受。「當我站在比爾旁邊說話時，我一直在努力尋找自己的聲音，」她寫道，「這讓我很難被別人聽到。」一位熟悉她、但因為談論家庭私事而不願透露姓名的人說，在「捐贈承諾」(Giving Pledge)活動——億萬富翁們通過該活動承諾捐出自己至少一半的財富——和其他公開活動中，任何人都可以通過肢體語言看出她不開心。

對於許多只在基金會的專業環境中看到這對夫婦的人來說，這件事更加令人驚訝。「人們似乎很震驚。他們無言以對。他們真的措手不及。經過這麼艱難的一年，人們如此努力地工作，感覺更像是受到了打擊，」一位曾經長期擔任該基金會高管的人說。現在每個人都在問，這將如何影響基金會的發展。「已經有了這些分歧，它們怎麼會不遭到進一步強化呢？」

「婚姻也許就此終結」

在給比爾和梅琳達·蓋茲基金會(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年度信函中，比爾·蓋茲習慣於重述過去的一年並確定下一年的議程。在2012年底，經過幾次特別的旅行和一次全球計劃生育會議之後，弗蘭奇·蓋茲要求與他一起寫那封信。

她現在希望人們稱呼她為弗蘭奇·蓋茲。「我以為我們會殺了對方，」她在她的書中寫道。「我感覺，『嗯，婚姻也許就此終結。』」

激烈的爭論為建立更全面的公共夥伴關係鋪平了道路，但這並沒有立即到來：2013年1月，信上仍然只有比爾·蓋茲的簽名，他們只是達成妥協，讓弗蘭奇·蓋茲負責他信中的關於避孕用具的一個小短篇。

「我告訴他，在有些問題上讓我來發聲能夠製造一些影響，對於這些問題，我應該講話——單獨或同他一起，」她寫道。「爭執很激烈，我們都很生氣。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考驗——這並不是關於你們怎麼達成一致，而是關於當你們不能達成一致時怎麼辦。而我們則花了很長時間達成一致。」

離婚後，這對夫婦將如何在聯合項目上進行合作，例如他們的年度守門員報告(Goalkeepers)、「捐贈承諾」和基金會的主要通聯工作，都是懸而未決的問題。

蓋茲基金會在20多年前正式成立時，由於比爾·蓋茲在微軟的工作量，弗蘭奇·蓋茲在管理該基金會方面擔當了比她的丈夫更重要的角色。儘管如此，她最初還是避開了公共角色，把演講和露面機會留給他。她寫道：「我想在幕後工作，」並指出她想保護自己的隱私。

但是，自從巴菲特在2006年做出歷史性大筆捐贈以來，情況發生了變化。巴菲特宣布將向該基金會捐款310億美元，將本已龐大的組織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每年分發數十億美元，相當於大型慈善機構的全部捐款總和。

在紐約公共圖書館(New York Public Library)為巴菲特的捐贈致辭時，弗蘭奇·蓋茲首次代表基金會參加了新聞發布會。她概述了在農業產量、小額貸款和防治傳染病方面進行投資的計劃，她以個人名義這樣做，並談及了自己的旅行經歷。她將那個時刻稱為轉折點，一個讓她想扮演更重要的公眾角色的轉折點。

「當她開始觀察一些她認為基金會沒有關注到的重要問題時，她開始發聲，比如對社會和文化，行為改變的重要性，制度的重要性和兼容並蓄的重要性，」在史丹佛大學授課的醫生加里·達姆施達特(Gary Darmstadt)說。他在基金會與弗蘭奇·蓋茲合作密切，重點關注孕產婦健康和避孕用品的獲取。

「她意識到，『好吧，我必須在這個問題上扮演一個全球領導者的角色，因為沒有其他人真正去做，而我已經做好了準備，』」達姆施達特表示。他在2008年加入基金會，與弗蘭奇·蓋茲去過很多地方，包括印度、馬拉維和坦尚尼亞。「我想，她很清楚，必須為女性發出她的聲音。」

也是在2008年，蓋茲宣布辭去微軟的全部職位。他還是董事會主席和公司的最大股東，但他表示，自己將致力於基金會的工作。

然而就在那一年，他悄悄地在華盛頓州成立了一家名為bgC3 LLC的新公司，負責的項目與微軟和蓋茲基金會都無關聯。在這家公司，他孵化出氣候變化和清潔能源方面的成果，後來變成了突破能源聯盟(Breakthrough Energy)，還有獨立於基金會的教育和健康項目，尤其是對阿爾茨海默症的研究。（2018年，他將該機構改名為蓋茲創投。）

2015年，弗蘭奇·蓋茲創造了屬於自己的平行世界，創立樞紐創投，專注於性別平等和社會進步。此舉讓她得以更充分地探索她的興趣，這在基金會成立早年並未得到多少關注。

「我想的是，『我要成立一家公司，擁有為女性和少數群體解決社會問題的所有工具，比我們基金會已經在做的教育工作甚至還要多，』」她在去年10月接受時報採訪時說。「我在樞紐創投所做的，是把很多人聚集到我身邊，得到研究這些問題的夥伴，同時為他們提供大量資金。我們並沒有為女性事業做出大量投入。我們應該這樣做。」

前基金會內部人士指出，促使兩人離婚的另一個因素是：基金會在人員配備上出了問題。

「這是基金會的一個持續矛盾。限制人員的是沃倫，比爾的一貫態度是，『我們應該做這個，我們應該做這個。』團隊最終的任務清單非常龐大，」這位前高層說。

巴菲特去年接受時報採訪時承認，他反對機構膨脹。「在這條建議上我永遠不會閉嘴，因為這是每個機構組織的自然趨勢，」他說。

基金會的員工經常得身兼數職才能滿足需求。例如，一位名叫安妮塔·扎伊迪(Anita Zaidi)的員工擔任了疫苗開發和檢測負責人的職位，同時還是促進性別平等的主席。

即使沒有這場離婚，基金會也已處於變動之中。第三受託人巴菲特今夏就將年滿91歲。蓋茲的父親、擔任基金會聯合主席和指導人的老比爾·蓋茲(Bill Gates Sr.)於去年9月去世。一些觀察人士猜測這對夫婦的三個孩子是否很快就會參與基金會的工作。大的兩個已經上大學和醫學院了。其他人則提出這樣一種可能，那就是現在應該放鬆蓋茲家族的控制，將核心圈子之外的專業人士引入董事會。

「這是個家族基金會。比爾和梅琳達的名字就在大門口，這意味著只要發生變化，就會引出一套連鎖反應，」那位基金會前高層說。「再算上這件事，感覺就是在一個一直充滿不確定性的組織裡製造更多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