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社評】聯合醫院7年前發生「開漏藥」事件，乙型肝炎女病人鄧桂思事後出現肝衰竭，兩度換肝後不治，死因庭昨天裁定「死於不幸」，有關鄧桂思案的司法程序，至此告一段落，惟仍有不少關鍵細節未能釐清。雖然死者女兒庭上陳辭，對醫院方面部分證人的供辭明言有保留，然而隨着當局去年撤銷起訴涉事醫生誤殺，死者家屬亦難再進一步追究責任。死因庭就鄧案向醫管局提出5項建議，主要屬技術性的改善措施，防止同類悲劇重演，關鍵仍在於醫生對病人的細心和專心。
鄧桂思案「死於不幸」
醫生解釋含糊其辭
2017年初，婦人鄧桂思因腎病到聯合醫院覆診。雖然院方2008年已有鄧婦是乙型肝炎帶菌者的紀錄，可是兩名資深專科醫生給她處方類固醇治療腎病時，皆未有同步處方抗病毒藥物，以防鄧婦體內的乙肝病毒變得活躍引發肝炎。同年4月，鄧婦急性肝炎入院，兩度接受換肝手術，最終不治。資料顯示，聯合醫院當年4月6日已知道鄧婦之前未獲處方抗病毒藥，可是兩周後才應家屬查詢，交代「開漏藥」一事，並向醫管局通報。事後醫管局發表調查報告，認為涉事兩名醫生「警覺度不足」，惟事故不涉隱瞞掩飾，只是「溝通不足」。
至於涉事兩名醫生，醫委會2021年裁定他們專業失當，分別除牌3及5個月，同獲緩刑。兩人之後仍在聯合醫院工作。去年初，警方拘捕涉事兩名醫生，控以誤殺，醫生業界群情洶湧，認為由醫委會專業監管醫生表現「行之有效」，反對刑事追究。有醫生更稱，公院人手少工時長，醫生「忙中有錯」難以判定屬個人或系統責任，若因醫療事故被控誤殺，先例一開，可能引發醫生按章工作及加劇離職潮，影響醫療服務質素，云云。最終律政司申請撤銷控罪，獲法庭批准，事後醫院方面向員工發出電郵，形容撤控令每個人可以「鬆一口氣」。對鄧桂思家屬而言，今次死因聆訊，已成為他們循司法途徑了解真相的最後機會。
陪審團昨天裁定鄧桂思「死於不幸」，意即認為鄧服用類固醇卻未獲處方抗病毒藥，導致乙肝復發，死亡乃是藥物引起，屬於傷害而非疾病，並非自身免疫系統失調所致（即死於自然）。鄧桂思家屬為討公道奔走多年，死因庭裁決確認鄧既非「死於自然」，亦非「死因存疑」，而是傷害致死，死因裁判官對死者長女的堅強勇敢，也加以肯定，唯盼家屬可以釋懷，走出傷痛，然而案中一些關鍵細節和具體責任問題，仍嫌不清不楚；陪審團向當局提出的5點建議，是否足以避免事件重演，亦令人在意。
聆訊期間，有醫生證人指出，乙肝病人接受類固醇治療須同時處方抗病毒藥，是「廣為人知的醫學知識」，即使當時醫管局未有相關指引，專科醫生也應知悉。問題是為何兩名涉事醫生都「開漏藥」。其中一名醫生供稱，診症過程受到「其他干擾」所以開漏藥，死者長女問究竟受哪一種形式的「干擾」，涉事醫生稱無法回答，「無可能記得每一秒發生什麼事」；另一名醫生則稱，案中的抗病毒藥物，當時屬病人自購藥而非免費提供，他「以為」是鄧桂思拒絕自費買藥服用，所以之前的醫生沒有給她處方。
醫生診症必須細心和專心，以一句「診症環境受干擾」含糊帶過開漏藥，予人感覺空泛兒戲，彷彿這是「不可抗力」而非疏忽所致；醫生診症須獨立思考，若發現之前醫生的處方有奇怪，理應主動向相關醫生及病人了解，而不是「假設」病人抗拒服用，又不向當事人查詢。乙肝病人服用類固醇是已知風險，醫生處方時有責任向病人說清楚。院方指出，良好的醫療紀錄應有相關資訊，然而死因聆訊顯示，鄧桂思醫療紀錄上，未有明確記載醫生有否解釋處方風險利弊，庭上只有涉事醫生一面之詞，首名醫生表示「相信」當時有向鄧解釋，另一名醫生則說「假設」上手已經解釋過。如此不清不楚的答覆，實難令人滿意。
事實上，鄧桂思長女庭上陳辭，曾明言對部分院方證人的供辭有保留，例如一名醫生證人供稱，鄧入院前「承認曾服食中藥」，而中藥可以是肝衰竭成因，只是他想索取化驗報告了解鄧體內有否毒物時，牌板顯示「測試已取消」。簡言之，這也是證人一面之詞，死者長女庭上便稱，母親只在腳部搽抹藥酒，質疑有關供辭的可信度。另外，她又質疑聯合醫院無主動告知「醫生開漏藥」，若非家屬察覺事主情况變差主動詢問，「事件會否石沉大海、不了了之」。
改進防錯制度
更須強調醫德
鄧案發生後，醫管局推出了新指引及多項措施，包括放寬不同專科處方抗病毒藥；更新藥物名冊，正在接受免疫療程、乙肝活化風險高的病人，可獲資助服用抗病毒藥；醫生開出高劑量類固醇而無處方抗病毒藥，臨牀醫療管理系統會彈出警示；如醫生不處方抗病毒藥，須略過警示並寫下原因。昨天死因庭提出的5項建議，亦有回應外界及死者家屬一些關切，例如牌板紀錄要清晰，以便其他醫生清楚理解；化驗室取消測試要交代原因；乙肝患者縱無病徵，亦可考慮資助病人到私家診所做定期檢查等。防錯措施有不足，當然要改進，然而再周全的制度，也無法完全防止出錯，關鍵在於醫生的專業操守和責任心，倘若診症掉以輕心、處事疏忽大意，類似鄧案般的離譜醫療事故，仍將一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