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數財經首長的背景 — 台灣經濟起飛的關鍵人物

臺灣經濟發展的成就，已經使中華民國名列世界十大新興工業國家之林，正朝向明日大國的路途邁進。三十多年的努力，大家稱之為「奇蹟」，乍聽之下，好像是得來全不費功夫。事實上，這一段滄桑史正像破落戶在荒天野地裡創出一個美好的天下一樣；是一個白手起家、創業維艱的故事。

民國三十四年臺灣光復之後，農業生產能力遭受二次世界大戰盟軍飛機轟炸的破壞而陷入停頓；工業建設則由於日本人的全面撤回工廠設備及技術而無法運作，一般人民的生活貧困不堪。再加上隨後大陸局勢不定，人民陸續不斷撤退來到臺灣，使本省人口快速增加。面對這種人口激增、物質奇缺的困境，全省民眾都把希望寄託給中央政府。

但是，當時的中央政府歷經內戰的煎熬，已是兵疲馬衰，元氣大傷；民國三十八年底正式遷臺後，除了挑起建設臺灣的重擔外，還要照顧大陸來臺兩百萬軍民的生活。國際人士多認為臺灣已陷入絕境。但是他們低估了中國人堅毅不拔的民族性，經過一番掙扎與奮鬥，臺灣不僅堅強屹立地生存下來，而且欣欣向榮，終於發展成日本之外的亞洲第二個經濟奇蹟。

廣告

中華民國政府這種變「不可能為能」的紀錄，近年來成了中外經濟學者所爭相研究的主題。美國康乃爾大學前年出版的「臺灣的經濟成長與結構轉變--中華民國戰後之經驗」一書中曾經表示：臺灣的經濟由落後走向繁榮，得力於中華民國經濟政策的正確與財經官員的領導。這段卅年的歷史，在說明這個擁擠並且缺乏自然資源的小島，憑著政府中的幾張財經王牌，配合全國上下的努力，把民國四十年外匯負債一千零五十萬美元的潦倒落魄，扭轉成去年底外匯存底美金七十五億美元的富裕康樂。這段成長過程中的財經首長，就是臺灣經濟起飛過程中的關鍵性人物。

財經首長均非科班出身

一般財經學者回想起來，當初穩定臺灣經濟，居功為首的，是總統　蔣公指派主持財經大計的省主席陳誠。他手下有一批菁英，為臺灣的財經、農工奠定了穩固的基礎。這批才俊之士，在財經方面包括了俞鴻鈞、徐柏園、尹仲容、嚴家淦、楊繼曾和李國鼎；在農業方面有蔣夢麟、沈宗瀚和蔣彥士。陳誠在民國五十四年去世以後，臺灣經濟就在那時建立的健全基礎上，邁向了高度發展時期。直到六十二年發生世界性石油漲價危機，才使高度成長的經濟陷入物價上漲到百分之四十以上的衰退狀況。幸好，最高當局適時宣佈實施穩定物價方案，才又使中華民國經濟成長率再度增加，終於創下民國六十七年的百分之十一點七的最高記錄。這五年當中，孫運璿與俞國華是支撐大局的主要人物。

廣告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財經首長，很少是財經科班出身，他們在大學唸書時，多半主修理工。在政府撤退來臺前，他們都曾在大陸上擔任公職。民國三十八年底中央政府正式遷臺時，他們的平均年齡是四十六歲。其中，蔣夢麟最年長，六十二歲；蔣彥士年紀最輕，僅僅三十四歲。

蔣彥士是沈宗瀚的學生，師生倆都是學農，在農復會工作，是少有的科班出身。俞國華與徐柏園唸財經而後主持金融大政，可說是學以致用。其他八位則全是半途出家，學校裡學的，與後來的工作並沒有直接關連。

比如說，前總統嚴家淦是理論化學的逃兵；俞鴻鈞是唸文史，尹仲容與孫運璿都讀電機；楊繼曾留學西德，主修機械工程；李國鼎國國內及英國，都攻讀物理；蔣夢麟在美國學教育；陳誠則是軍校出身，征戰沙場之後，把統領大軍之才用來處理經濟事務，也可以說是轉行。

廣告

陳誠在臺灣推行土地改革，提高農業生產，實施「以農業支持工業，工業培養農業」的策略；以及實行幣制改革，穩定物價的做法，被認為是正確明智的決定。對臺灣經濟發展素有研究的行政院經建會經濟研究處處長葉萬安認為，陳副總統在民國三十八年省主席任內所採取的這些措施，奠立了我國自民國四十年起實施四年經濟計劃的基礎，也促成了十多年後大家稱道的「經濟奇蹟」。

陳誠替臺灣經濟紮根

陳副總統是浙江青田人。他在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後，進入黃埔軍校服務。隨後，跟著總統　蔣公東征北伐、剿匪抗戰。他在民國三十五年，出任三軍參謀總長時，只有四十八歲。三年以後，陳誠奉命主持臺灣省政，掌理軍政大事。陳主席在臺灣推行這項世界上不流血而能成功的土地改革措施，也被認為是世界上其他開發國家的楷模。

廣告

陳誠整飭農地的經驗，可追溯到民國二十九年，他擔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任湖北省主席的時候。

當時正是中日戰爭，湖北省的物資缺乏，時局艱困。陳誠實行二五減租，制訂實物配給制度，因而安定民生，保障了湖北省的堅固，造成後來中日戰史上，我國的一次鄂西大捷，也為他在臺灣推動「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和「耕者有其田」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陳誠最常被人引用的一段話是：「我自己雖然不是做學問的人，但我能接受並且執行做學問者的意見。」他的指派徐柏園、尹仲容、嚴家淦和楊繼曾主管財經事務，被認為是一項懂得如何「將將」的領導天下。因而也有人說，他是最知道賞識千里馬的伯樂。

廣告

經建會的葉處長說，陳副總統有承上啟下的本領。他享有總統　蔣公不懷疑的授權，並能支持屬下全權做事，使政通令行，政府裡各機構的功能得以充份發揮。陳誠之所以能順利推行財經政策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無論他在做省主席、行政院長以至副總統期間，都能與老百姓及民意代表多方接觸，保持政府與民眾之間的雙線溝通。

陳主席主持省政時在臺北辦公。他每週都與省參議會駐會委員聚餐，說明省府的施政方針。當時的議會議長黃朝琴曾在接受記者訪問時指出，陳主席掌政期間，省參議會以副議長李萬居為首的「五大炮」議員，對省府各項措施多半保持沉默，不加評擊，主要是因陳誠本人已得到省議員們的支持。

儘管陳誠受到普遍的讚美，他的守正不阿也得人敬重，但是，「陳老總」直率的軍人作風，偶爾也使人感到太過專橫。一位當年因公務曾與他接觸的人認為，陳誠那種「上級命令不可違抗」的權威作法，容易使一些年輕人產生反感。

「陳長官」作風獨特

不過，前財政部國庫署署長劉鳳文指出，在當年的環境下，「陳長官」的作風也正是直接促成重要經濟政策實行的主因。他舉例說，尹仲容做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時，曾主張增加本省農產品-鹽、米與糖等的外銷，以便賺取外匯，做為購買外國機器設備，發展輕工業的資金。陳主席接納這項建議之後，主即下令招商局，指派一艘一萬噸級的專用輪船負責定期運鹽到日本。

有一次，高雄港的司令官卻要求這艘運鹽船改運五千噸的糧食到金門，命令招商局立刻讓出這艘運鹽的輪船。結果，當時負責鹽務的劉鳳文，在左右為難之下，只好到尹仲容家裡求助。

尹副主委聽了這樁事情之後，十分生氣。他認為，一艘輪船運一萬噸鹽出去，就能賺上五萬元美金，數目可觀，隨意放棄簡直荒唐。於是，尹仲容立刻寫信向陳主席呈報此事，希望上級馬上處理這項糾紛，否則將不惜辭官求去。

陳主席那時也兼任掌理軍機大事的東南軍政長官署長官。他接到傳達送來的特急件後，毫不遲疑，立即批示下令，今後運鹽船視同軍運，不可稍有延誤。如此一來，運鹽或運糧的紛爭不再發生，尹仲容以鹽換美金的政策，得以實現。

陳誠對部屬的要求嚴格，要他們凡事追根究底，負責認真。他最不喜歡那種在公文上做文章，推卸責任的人。臺北一家報紙曾在追念陳誠的一篇文章記載：有一回，陳副總統接到一項報告，上面說到某一案件時說：「事出有因，查無實據」。陳副總統閱後大怒，他提筆寫道：「既事出有因，必須就人、地、時、事、物，將實據查出。」

另外一次，一位奉命辦事的部屬呈交公文後，在結尾中說：「是否可行，仍候裁奪」。陳副總統看了之後，批示：「可則可，否則否，如此不負責任，要你擬辦何用！」

陳誠既是軍人口中的「陳長官」，老百姓的「陳老總」，而且還是農民稱讚的「陳誠伯」。民國五十四年三月五日，陳誠在副總統任內因肝癌去世之後，許多鄉下來的阿公、阿婆，哭著到臺北找「陳誠伯」。當時聯合報報導公祭的情形時，這樣描述著：

「昨天上午九時起，臺北市殯儀館大廣場上，擠滿了參加公祭陳故副總統的各界人士。一位來自彰化市六十一歲的老太太施裡，不斷用手帕擦拭眼淚，她哽咽著說：『如此好的人，竟這樣早就去了，老天爺也太沒有道理了！』」

這家報紙也曾用「農夫淚：喚不回陳公、哭昏了老翁」為標題，報導一位七十歲老先生祭悼陳副總統時，因為悲傷過度而昏倒在靈堂中的情形。

與陳副總統共事過的僚屬及輿論界，也在他去世後紛紛撰文，哀悼他的離去。當時聯合報的社論中特別指出：他施政主張「從進步中求安定」。這種做法也是早年組織財經內閣的俞鴻鈞在擔任行政院長期間所揭示的施政方針。

俞鴻鈞清廉務實

俞鴻鈞曾任臺灣省主席、行政院長及中央銀行總裁。有人說，他是總統　蔣公最信任重用的部屬之一。這位在大陸上做過財政部長兼中央銀行總裁的首長，在政府撤離大陸時，遵從最高當局指示，把中央銀行所儲存的全部黃金運到臺灣來，對民國三十八年以後，本省財政的穩定，有很大幫助。這件事不僅是今日財金界人士津津樂道的，據說，也是總統　蔣公在過去經常向高級幕僚提起的往事。

熟識俞鴻鈞的人說：「崇法務實、勤政愛民」是他一生從政的總評。一位立法委員回憶俞院長是一位「清廉、固執，而且謹慎」的官員。俞鴻鈞的一位部屬也曾推崇他是一位清官說：「俞先生自奉之薄，凡是到過中山北路俞公館的人都知道。在行政院長任內，有人對他說，位至行政院長之尊，代表國家體面，應搬往大一點的房子住，內部陳設應堂皇高貴些。他說：『招待國家貴賓，我有臺北賓館可用，招待熟人，人們將不致以屋少傢俱舊而嫌我，我何必搬。』」

他的廉潔耿介深為朋友與下屬欽佩，但是，他一板一眼的固執做法偶爾也不被人諒解。一位報紙記者曾經透露說：「俞先生如果約定客人說話三十分鐘，只要時間一到，他馬上自己起立，表示送客，因而有人認為他太機械，缺少人情味，他自己卻從不改正這個習慣。」

俞鴻鈞有一次回憶自己的公職生活，認為一生中最愉快的是民國四十二年四月到四十三年五月做省主席那段期間。他曾表示，他做行政院長也算愉快，但是被監察院彈劾時，是一段「陰霾的歲月」。

那是民國四十六年十月的事。當時的監察院邀請俞院長列席報告他們正在調查的「杜絕浪費調整待遇」糾正案，但是俞院長沒有出席，導致監察院對他提出違法失職的彈劾，而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這樁案件在俞鴻鈞本人接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提付懲戒的處分後告一段落。當時的新聞界曾讚美俞院長表現了政治家風度與容忍的精神。

他被監察院彈劾，接受監察院派員調查有關中央銀行的問題時，曾經公然接受對方在他辦公室按裝錄音設備的要求，表示自己的清白。他也好幾次請辭行政院長本職與中央銀行總裁的兼職，但是都被總統　蔣公慰留而繼續為國效力。

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的俞鴻鈞主持內閣時，選派徐柏園做財政部長；他在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去世後，徐柏園就是他中央銀行總裁職位的接棒人。

徐柏園是「臺灣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成立時的常務委員。據「尹仲容年譜」記載，他與尹仲容、張直夫和楊陶等人，負責「生管會」的業務。那時，臺灣正面臨通貨膨脹的危機。省政府為了應付這種局面，於三十八年六月十五日頒佈「新臺幣發行辦法」，改革幣制，壓抑了物價高度上漲的情勢。這一政策的主要設計人就是徐柏園。

徐柏園訂定外匯政策

徐柏園在民國十五年，上海東南大學商學系畢業之後四年，考取公費留考，到美國進修，攻讀財政金融。民國二十二年回國服務，開始他的公務員生涯，到民國五十八年，因為他所督導的青運銷業務發生舞幣案，而結束公職生活。當時報紙上的新聞說：「徐柏園因為用人不當，被免除中央銀行總裁職務。」

徐柏園的第一項公職，是中國電器公司副總經理。後來調任交通銀行北平直屬分行經理。一位與他熟識的朋友曾告訴新聞界說，徐柏園在民國二十七年，出席中央政府財經會議時，受到當時財政部長孔祥熙的賞識，指令他編訂中華民國財政史上的第一套「財政金融管理辦法」，從此奠定徐柏園在我國財金界的地位，這也是陳誠主席借重他解決臺灣財政金融問題的原因。

民國三十九年六月，新臺幣因為臺灣銀行的鈔票發行量超出原來限額兩億元一倍之多而貶值，使物價也因此上漲。

面對這種情況，擔任臺銀董事長的徐柏園設想了「新金融措施辦法」及「外匯審議制度」做為解決之道。規定以嚴格繁雜的「複式」匯率，也就是不同的美金與新臺幣兌換率，來控制外匯。

事後的統計數字證明，當年這一財金措施不失為一有效的過渡政策--臺灣的消費者物價，在民國四十年代，維持在每年平均上漲百分之九點七的比率上，十分穩定。徐柏園提出的此一構想，及他成立的「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因而被當時在臺協助我國經濟發展的美國專家形容為專門應急的一支「救火隊」。

這種「複式匯率」制度過於繁雜。到了民國四十七年，政府採取獎勵外銷、簡化結匯手續等措施，而公佈「外匯改革方案」，實施單一匯率；「外貿會」主委職務也由尹仲容取代。

臺灣經濟的領港人

湖南籍的尹仲容，脾氣剛烈，朋友形容他是「湖南騾子」。他從主管生管會、經濟安定委員會、中央信託局、經濟部到最後身兼美援會副主任委員、外匯貿易審議會主任委員與臺灣銀行董事長三職。在臺灣的十四年裡，一直是研訂臺灣經濟發展政策與方向的核心人物。他因肝病，在民國五十二年過世。總統　蔣公在紀念他的一幀褒揚令中說：尹仲容是「好學深思，於艱難之際，為臺灣經濟開創新局」。李國鼎曾形容尹仲容是「臺灣經濟發展的領港人」。由許多專論的書中可看出尹仲容對於經濟發展採取漸次進行的程序，先使國家具備必需的物資基礎，再推動輕工業、重工業，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促進國家經濟繁榮。

尹仲容做生管會副主任委員時，負責恢復了本省電力與肥料工業建設；掌管中央信託局期間，提供融資，協助民間建立紡織、玻璃等輕工業。後來，他又主張外匯改革、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獎勵投資等經濟政策，都促使我國外銷工業得以拓展。

尹仲容在研訂經濟政策時，不但閱讀參考書籍，而且也向專家求教。他在民國四十年秋天接任中信局局長時，曾在報上刊登「尹仲容啟事」，內容大意是說他初掌中信局，歡迎工商貿易界對中信局應興應革之事多多建議，以便改善。財政部次長王昭明指出，現任中華經濟研究所所長蔣碩傑與已故旅美經濟學家劉大中，當時都長期旅居國外，但尹仲容也設法向他們請教。王作榮教授透露，尹仲容雖然學電機，卻常閱讀有關經濟理論的書籍。他說，尹仲容在決定經濟政策時仔細謹慎，再三斟酌。但是，政策定案後，就大刀闊斧的執行。

很多人形容尹仲容的行事態度是「一往直前、果斷負責」。他時常為了達成目的，而不顧一切。這其中，前國庫署劉鳳文署長舉出兩個實例：

民國四十三年，尹仲容做經安會副主任委員，大力提倡使用國貨。他認為，國內有能力生產的民生必需品，就不必再買舶來貨，省下來的鈔票可以做更有效的運用。偏偏那個時候，有一些採購軍用物資的人士主張使用他們覺得品質較好的美國軍用皮鞋，拒絕採用國產品。尹仲容在力爭無效後，耍出一招絕計。

在某次開行政院院會時，尹仲容提著兩雙大皮鞋來到會場。他當眾要大家分辨那雙是美國貨，那雙是本地貨。當時，全部人都楞住了。最後，院會一致決議：兩個一樣好，選用國貨。就這樣，尹仲容大獲全勝。

尹仲容的「蠻幹」作風

他還有一次「蠻幹」的記錄，表現得很有豪氣。據說，民國五十年，尹仲容擔任臺灣銀行董事長，決定發行百元鈔票。他向立法委員說明發行大鈔的好處後，拍著胸脯保證道，有什麼不好結果，儘管把他槍斃。

除了這種拼到底的作法外，尹仲容另有一套說服別人的本領。他知道，要改變根深蒂固的舊觀念並不容易，必須採取潛移默化之計。於是，他在提出新構想之前，通常會利用與記者交換意見、公開演講及撰寫文章等方式讓大眾都能接受。有人說，他在美援會做副主委時，每隔兩週與記者見面一次，就是「教育」民眾的機會。

尹仲容也有不一味堅持已見的記錄。張九如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尹仲容先生一經發覺主張錯誤時，便立即改正，只要確能指出其錯誤，便不問他是什麼人，都欣然接受。有一次，尹仲容訂立了一項中藥限制採購地區辦法後，發覺購貨與船期都有問題，使得國內市場藥價因而上漲，便在新辦法公佈三天後取消。當時記者問他：「這不是朝令夕改嗎？」他回答說：「知道錯了還不改，這還了得？」記者追問：「這是否有損政府威信？」他說：「知過不改，才真正有損威信，還可能害死了病人。」

尹仲容講話就是這樣的爽朗與單刀直入。曾經在他主持中信局時擔任副局長的周賢頌回憶說：「尹仲容最忙最忙，因此不喜歡任何人對他嚕哩嚕囌，滔滔不休。倘有請示他的地方，他必然以一、二句乾淨俐落的話答覆你，你如果不懂，那就是你倒霉了。」

尹仲容的作風，不是人人能夠接受。有人批評說他有霸氣，剛愎自用，也有人懷疑他的公正。像民國四十四年發生的揚子木材公司貸款呆賬案，當時做經濟部長的尹仲容，因為在主管中信局時准允貸款給揚子木材公司，而遭到監察院彈劾與法院公訴。那段期間，尹仲容辭去公職，留在家中寫作。兩年後，法院判定尹仲容無罪，他又再度奉命主持經濟大計。有人讚美說，尹仲容那種拿得起、放得下、不計前嫌的心情十分難得。

其實，與他熟識的人說，這一切應該歸功於尹仲容大無畏的坦蕩胸襟與一心為國的忠誠。

尹仲容是交通大學電機系的畢業生。他在民國十四年，大學畢業後，被學校推薦到交通部工作。十五年後，他到行政院做宋子文院長的秘書與參事。在那裡，尹仲容認識了嚴家淦。

據了解尹仲容的王昭明次長透露，民國二十九年，嚴家淦在福建省政府擔任財政廳長。他在當地推行田賦租稅制度，受到中央政府重視，被徵召參與全國性的事務。因此，他時常為了公務，到行政院向宋子文院長請教。久而久之，就與院長辦公室的秘書攀談起來，終於成為莫逆。

這兩人的個性截然不同，他們的相知，有人說是「英雄惜英雄」。王昭明次長認為，他們倆都有智慧超人的特色。尹仲容博覽古今群籍，既通電磁學、工程數學，又懂古書文言。他出版的「呂氏春秋校釋」，是許多學文的人從來不敢嚐試的大製作。

嚴家淦博學多聞

嚴家淦在江蘇老家唸完蘇州挑塢中學後，因為成績好，被保送到上海聖約翰大學深造。他跟尹仲容都有時時唸書的習慣。一位過去在財政部服務，如今已退休的官員表示，尹仲容與嚴家淦經常在汽車裡放置一大堆中外雜誌，利用上下班時間抽空閱讀。李國鼎政務委員曾經向人稱讚嚴家淦的聰慧過人。他說過，嚴前總統有「一目十行，過目不忘」的本領。另一位政府首長說，嚴總統博學多聞，求知慾強。他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一份著名刊物：「全球評估」在臺灣少數的訂閱者之一。

喜愛讀書的嚴家淦從民國二十七年，擔任福建省建設廳長開始，曾擔任過臺灣省主席、經濟部長、財政部長、行政院長、副總統，到六十四年四月五日，總統　蔣公崩逝後繼任中華民國總統。

當中華民國政府長達十四年的財政收支赤字，在民國五十三會計年度第一次消失時，當時的財政部長就是嚴家淦。他曾被美國的「奧馬哈世界前鋒報」推崇為「平衡預算能手」。

嚴家淦做行政院長時，在政府官員的一項集會場合上公開演講，要大家「退一步想、異地而處」。或許，這就是他立身處世的原則，也是他能不斷步步高昇，擔當政府重任的主因。

一位當時在場的人士透露，嚴前總統說，這種為別人設想的人生哲學是親身的體驗。他在福建省做建設廳長時，時常為了擴充省政建設，向省府要求金錢支助，使得主管財政的財政廳長左右為難。一年後，嚴前總統奉調福建省財政廳長，負責管錢時，才體嚐了財政官員的苦衷，領悟到異地而處，替他人設想的重要。

嚴總統這樣為人著想的例子很多。他在民國四十八年，擔任財政部長時，政府為了改善投資環境，擬訂一項「獎勵投資條例」，規定以免稅、退稅等措施，鼓勵民間廠商多做投資。這種做法很明顯的將會影響到國庫的收入，對財政部可能不利。因此，財政部的官員都反對。但是，嚴部長獨排眾議，表示贊成。

前國庫署署長劉鳳文回憶那時的爭論情形說，當時的嚴部長認為，獎勵投資是促進我國外銷工業、增加外匯收入的最佳途徑。這項措施，表面上是幫經濟部的忙，其實有間接促進經濟成長的作用，使國民所得逐年提高，政府的稅收也將相對增加，從長遠來看，對財政收入有好的影響。

嚴家淦當年的這種想法，正吻合今日在西方世界中所流行的「供給學派」的說法。

這項「獎勵投資條例」原本是一臨時性措施，訂定施行期間十年。期滿之後，政府又公告延長十年。今年初，政府再度宣佈繼續實施本條例十年，可見此一法令對促進投資的重要。

劉署長透露，當時參與制訂「獎勵投資條例」的官員，也以嚴家淦為首齊做說客，終於使立法院完成立法程序。他說：「嚴前總統也是最善於用言語說服別人的人。」

嚴前總統的組織力強，記憶力好。他能在短時間內，將眾說紛云的爭論歸納成重點，向具有決定權的陳誠先生簡要說明，等候定奪。王作榮教授說，尹仲容提出的經驗草案或大綱，免不了包含專有名詞或學術用語，使一般人難於了解。這個時候，嚴家淦就負責進一步解說。

「尹嚴楊」湊成諸葛亮

嚴前總統第二次擔任財政部長時，與美援會副主委尹仲容、經濟部長楊繼曾是政府官員口中的「尹嚴楊」。他們三個人湊成了一個諸葛亮。「外匯改革」、「促進外銷」及「獎勵投資」等重要經濟方案都是在這段期間完成的。

嚴家淦也定期向總統　蔣公報告財經工作的進展。據過去在政府工作的一位人士說，嚴家淦清晰的語調、簡潔明白的用詞，最得　蔣公欣賞；他的另外一個本領是化難字為口語，將英文轉化為中文。這位人士說：「有一回，尹仲容在一個高級官員聚集的場合，提倡發展「資本密集」工業。在座的不少官員對於他所使用的英文capital-intensive industry（資本密集工業）不了解。嚴家淦見狀，立即解釋說：資本密集工業沒什麼特別，就是多花錢買機器，用機械代替勞力從事生產而已。」

他的說明三言兩語，一聽就懂，好像學的是口才訓練似的。事實上，「嚴家淦」這個名字，在民國十五年畢業的上海聖約翰大學同學錄裡所記載的是：英文與數學成績優異的榮譽生。嚴前總統的記憶數字的本領確實有名。

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他以中華民國副總統的身份，到韓國參加朴正熙總統的就職典禮，並且也與當時的美國副總統韓福瑞舉行會談。回國以後，記者詢問他與韓福瑞見面的經過。嚴副總統說，他與韓福瑞約定交談的那天上午，比原訂時間提前了五分鐘見面。他們兩人從七時五十五分起，共進早餐十分鐘，交換意見一百分鐘，九時四十五分結束會談。他本人又在當天上午十一時十分與朴正熙總統會面，又於十二時二十分，訪問韓國國會丁一權議長。這一連串的數字報告，純靠記憶，沒有借助紙條幫忙，成為第二天報紙上的花邊新聞。

除了數學以外，大學時代的嚴家淦也以英文程度見長而受師長注目。一位曾經在財政部服務的官員說，據說了解，嚴前總統唸大二時，曾協助助教批改一、二年級同學的英文作業，同時擔任學校出版的一份月刊的英文編輯。他在大學畢業前不久，獲得全上海市應屆大學畢業生的中英文競賽冠軍。當時聖約翰的外籍校長很高興，特別在畢業典禮上，當眾宣佈「家淦．嚴」同學為校爭光。

嚴前總統有一回告訴那位官員說，這次比賽有英文譯中文及中文譯英文兩部份。其中，中文譯英文的題目是史記當中「荊軻刺秦王」裡的一段。嚴前總統沒有被文言文難倒，可見得中英文俱佳。他的中文修養，還有一首「蝶戀花」詩可以證明。

這首詩是他在聖約翰大學唸書時，幫助同學追女友所代筆的一封情書，前幾句是：「底事東風吹不住，一寸柔情，且隨綠衣人去。」

除了賦詩外，嚴前總統也愛好攝影與音樂。他能與資深的報社攝影記者討論攝影技巧，也是調頻電臺的忠實聽眾。

備受稱揚的嚴前總統曾被人批評為嚴「推事」，永遠做不開罪人的好人。嚴前總統並不介意。他曾經向一位新聞界的朋友解釋說，今天的社會，依舊存有人與事不分的毛病，得罪了人就難辦事，何必為爭一時之氣與人結怨，平白喪失了「做事」的機會？

這種態度，或許正可說明他是一位最挑不出毛病的首長，這也是政界圈內和圈外人士一致公認的事實。他交往的人物很廣，從音樂家、畫家、記者到政府裡各階層的官員。楊繼曾就是嚴前總統的長期朋友之一。

楊繼曾用糖爭取外匯

楊繼曾是「歸國學人」。他在民國九年畢業於上海同濟醫工專門學校機械兼電工科後，前往德國柏林工科大學進修，然後在民國十六年回國，進入兵工界服務，主持兵工製造二十多年。來到臺灣之後，楊繼曾改行管理本省的糖業。

糖、鹽、米等農產品，都是民國四十年左右，臺灣賴以賺取外匯的主要輸出品。當時的臺灣糖業公司地位重要，它的業績好壞，直接關係國家的財政收入。因此，三十年前，臺糖主持人的選定，是當時決策者煞費思考的大事。經過一番斟酌，省主席陳誠終於任命他過去的部屬楊繼曾做臺糖的董事長兼總經理。

楊繼曾在抗戰期間曾任軍政部兵工署署長，他的上司就是軍政部長陳誠。他在民國三十九年接管臺糖時，臺糖正面臨糖產量逐漸減少的威脅。那時本省的糖產量正從民國三十八年的六十四萬七千公噸，減低到四十一年的五十二萬八千公噸。為了挽救這種劣勢，楊繼曾決定引進新品種，改良甘蔗的栽種，以便增加蔗糖的產量。他的建議提出之後，卻遭到反對。臺糖較為保守的工作人員認為，試種新品種太過冒險，萬一試種失敗，豈不是連原有的不算理想的蔗糖產量也要報銷。

楊繼曾卻堅持一試，他認為來自非洲的新品種，雖是首次引進臺灣，但有一些非洲國家已試種成功。他憑著這項記錄，獨排眾議，把新的蔗糖樹帶進一塊臺糖所屬的蔗田試種。報上記載說，這種外來樹兩年後在此地生根，種植成功；楊繼曾當初的決定立刻被認為是明智的抉擇。於是，他就乘勝追擊，大力改革臺糖的經營，採取工廠局部自動化措施，創設蔗糖副產品工廠，並且拓展臺糖外銷。使民國四十六年我國的食糖外銷高達八十萬噸，外匯收入接近一億美元大關，佔當時外銷總額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後來，陳誠自省主席職位升任行政院長組織內閣時，選派楊繼曾做經濟部長，與尹仲容、嚴家淦一起負起制訂及推動經濟政策的責任。

嚴家淦與楊繼曾在抗戰期間，曾一起在戰時生產局做事，算是舊識；嚴家淦與尹仲容則是老友。這三者的結合，被人稱為是和諧的搭配。楊繼曾做經濟部長期間所頒佈的重要經濟措施，都是為美援終將停止做準備。事後證明，民國五十四年六月三十日美援終止之後，中華民國的經濟得以免受影響，繼續穩定進步，就是因為當年做好了事前的準備工作。

楊繼曾於民國五十四年一月，辭去經濟部長職位，出任我國駐非洲賴比瑞亞大使時，已在位六年十個月，是民國三十八年到現在，十一位經濟部長當中，除了孫運璿以外，任期最長的一位。

楊繼曾到賴比瑞亞做大使時，已是六十八歲，五年以後，他又轉往維也納，做我國駐國際原子能總署的常任大使。他一生嚐試了三種不同的職業：軍事、經濟與外交。如今他擔任總統府國策顧問。

這位退休的楊大使，今年八十四歲。他最近在報上發表專論：「我心目中的民生主義的經濟發展模式」，說明發展高度機械化工業的重要。這也是他的經濟部長職位接棒人--現任行政院政務委員李國鼎多年來不斷強調的一件事。

李國鼎創加工出口區計劃

李國鼎是公費留學生。他在中央大學物理系畢業後，到英國劍橋大學繼續研究低溫物理。從民國四十二年，擔任經安會工業委員會的一般工業組組長，參與第一期四年經濟計劃的擬訂開始，直到現在，李國鼎仍然是政府重要經濟政策的策劃人之一。他有一次演講時說自己是「經濟設計的老兵」。外國人形容他為：「中華民國工業發展奇蹟的締造人」。這是他在民國五十七年，得到菲律賓的麥格塞塞政府服務獎，到馬尼拉領獎接受外國記者訪問時，他們在報導中給予李國鼎部長的讚美。

李部長主掌財政部以前，出任經濟部長，那是民國五十四年初。這一年的六月三十日，美國停止對我國的經濟援助。李部長主持下的經濟部就加緊推動各種措施，來應付「經濟獨立」帶來的驕傲與問題。其中包括了：鼓勵國人多儲蓄、妥用人力資源、籌設加工區及拓展貿易等。

李國鼎對我國工業發展的主要貢獻之一，就是在經濟部長任內，提出設立加工出口區的計劃，促使政府在民國五十四年公佈「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在高雄、楠梓與臺中的潭子等地，先後成立加工出口區，刺激我國外銷工業的成長。

這種「創新」的想法是李國鼎的特色。有人說，李部長性子急，要求嚴，自己用功，加上吸收快，因此新觀念總是比別人多。

一位與李國鼎共事多年的官員形容說，李部長交待部屬辦事，總是希望話出半句，就能被對方聰慧地舉一反三，完全了解。已去世的前經濟部長陶聲洋曾與李國鼎、尹仲容一起工作。他曾經對一位記者表示，這兩人都很果斷、直爽、凡事做到底。不過，比較起來，李國鼎似乎更要急促。陶聲洋說：「尹仲容對人要求高，他交待你的事，總是希望你明天就做好；李國鼎的要求更高，他今天交待你什麼事，總希望你昨天就已經做好。」一位曾與李國鼎一起工作的人說，李部長什麼事都要求迅速。他上下樓梯時，總是兩步併一步跨著走，沒有耐性一步一步的拾級而上。

李部長這種事事求快，肯做事、敢負責的態度，難免有失。一位曾擔任過他的上司的首長，對他有這樣的評論：「李先生是中華民國成立以來最傑出的財政部長之一。他的聰敏才智、組織能力、吸收能力以及對國家的熱忱都是了不起的。可惜有時他講話太直，表現的方式太強，而遭受批評。」

李國鼎曾經在民國五十五年經濟部長任內，由於處理東亞紡織公司貸款案，受到公務人員懲戒委員會的申誡處分。李部長當時曾提請辭職，但被行政院長嚴家淦慰留。

有關李部長凡事加速度的作風，一位在財政部工作的官員解釋說：「李部長是一位開創性的人。他重視一個人是否有能力打出新局面，完全反對守成。」李部長曾經向部屬形容聯合國遠東經濟委員會每年聚會，檢討遠東各國經濟的發展，就好比是一項經濟上的奧林匹克運動會。李部長說：「每一個國家年年都在賽跑，如果稍有大意不加努力停留在原來的記錄上，就要被別的國家超越。」

破格任用人才

這是他時時求進步的原則，也是他特別欣賞新觀念的原因，更是他擔任經濟部長與財政部長時，選拔人才的標準。他曾經破格任命沒有公務員資格、在美國金融界工作的季可渝做財政部錢幣司長。這項決定就曾經受到批評。不過，一位官員說，「李部長能夠重用人才，就是旁人少有的優點。」

與其他的政府首長相比，李國鼎是最常公開演講的人。一位與他接近的人士說：「不論在大小場合，李先生堅持每次講話都有內容。一篇講稿修改五、六次是常事。有時在赴會場途中，他還在做最後的修改。」這位人士說：「不論李國鼎多忙，他喜歡與來訪的中外人士交換意見，從他們那裡，吸收新知。訪問者也從他那兒，了解我們的處境。」

這位隨時有新觀念的部長很會唸書，他的一位朋友表示：「李部長讀高中時，年年在學校裡得第一名。」前國庫署劉鳳文署長提到他的這位長官時說：「李部長的智慧超等，才華過人，他有『一心兩用』的本領。他常常在主持會議時，既批示公文，又聆聽會上討論的問題，兩者同時進行，卻兼顧得恰到好處。」

李部長的速讀功夫也很著名。他每天早上上班之後，只要十幾分鐘的時間，就能看完秘書為他準備的剪報，一一批示要點。李國鼎講話的語氣及神態，都斬釘截鐵、不拖泥帶水。一位新聞界的編輯說，聽李國鼎說話，好像看一個將軍發表談話。

事實上，李政務委員從沒有以軍事首長的身份發號施令。他倒是時常在教室的講堂上出現，指導學生的課業。他在大陸時，曾在武漢大學教書。民國六十五年，卸下財政部長職位，專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後，他受聘於臺灣大學，在三民主義研究所開課，主講「現代經濟建設與經濟政策」，並且曾應邀短期到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客座講學。

他有一次在淡江文理學院的畢業典禮上致詞時，告訴那些大學畢業生說：「畢業之後進入社會，隨時有轉系的可能。」他要年輕人不斷學習，以求進步。他最近提倡一個大學生應當要有四種知識：除本科所學外，應有電腦、管理及經濟的知識。而他自己，就是融合這四種知識的力行者。行政院長孫運璿擔任臺電公司總經理時，曾私下與一位公務員談話，推崇李國鼎是一位devoted的人-他把心力與才智都貢獻給國家。

孫院長自民國五十八年十月到六十七年五月，擔任經濟部長期間，臺灣的經濟發展遭到世界經濟不景氣及石油價格上漲的打擊，陷入邁向「奇蹟」之後的第一次重大考驗。孫部長執行的經濟政策終於有效的使我國衰退的經濟情勢復甦，創下民國六十七年的最高經濟成長記錄。

孫部長在民國六十七年五月出任內閣首長制，曾與一位高級部屬檢討他在經濟部任內的工作得失。據這位部屬透露，當時的孫部長認為，他在主持經濟部時，秉承行政院蔣經國院長指示，完成的幾項他個人較滿意的重大措施，包括他在民國六十三年提出的「加速農村建設方案」，促成農工業平衡發展；極力推動重化工業，支持大鋼廠的度過難關；堅持若干關鍵工業，如第三套輕油裂解設備的國營，以及促成政府宣佈穩定當前經濟措施方案，協助國內工商業界應付國際石油危機的挑戰等。

孫院長沒有班底

山東籍的孫院長是學電機出身。他在哈爾濱工業大學電機系畢業後，一直從事政府主持的電力發展工作。民國三十四年，奉命到臺灣參與電力接收工作。後來，擔任臺灣電力公司機電處長、總工程師，最後晉升為臺電總經理。他的才幹受到世界銀行的賞識，邀請他在民國五十三年到奈及利亞國家電力公司做總經理，協助這個國家興建一座發電廠。三年後，孫運璿出國，奉命出任交通部長，五十八年十月，接替陶聲洋擔任經濟部長。

孫部長主持經濟部時是五十六歲，他的工作態度，被認為是「公正平實、誠懇負責」。一位官員說：「孫院長在政界最突出的作風，是沒有班底，也沒有派系。」這位官員表示，孫院長從臺電到交通「帶進」任何工作人員。他每到一個新機構，都充分運用原有的人力，沒有組織追隨他的班底的記錄。孫院長曾經對部屬說：「全國能做事的人，就是我的工作人員。」

他的這種「不帶自己人」的用人原則，被人批評為利弊參半。好處是避免派系，減少無論之爭；缺點是不能培養一個長期共事值得信賴的幫手。不過，孫院長個人認為，這種作法對國家有益，利多於弊。

另一位政府首長指出，孫院長一向以完成上級所交付的任務做為工作目標。他執行經濟政策時，採用追蹤、考核的方法，促使各項政策的實現，是一位講求制度與效率的管理人才。

孫部長這樣要求到底的作法，被認為與他學習電機工程及長期參與電機工程的經驗有關。一位自臺電退休的工程師說：「孫院長做臺電總經理時，常常到工地巡查，碰到一般技工或工程師無法解決的工程上的難題，就親自動手示範。」他的這種實際、不擺架子的領導方式，也是經濟部同仁一致稱戴的。

孫院長以待人誠懇著稱。國內的民意代表、政府官員及他的部屬都曾這樣形容院長。許多資深的外國記者也都對他十分推崇，尤其對他真誠待人的態度印象深刻，認為他是值得尊敬及信賴的首長。

待人處事從全局著眼

儘管他的平實作風受人稱道，但也有人認為孫院長的想法太過保守，「缺乏創新的衝勁」。關於這種說法，一位熟知孫院長的部屬不表同意。他說，孫院長的記憶力與吸收力都很強，他在經濟部長任內，每一個月與國內的經濟學者舉行一次座談會，以及不定期與工商業界領袖集會都是他吸取新知、接受新觀念的機會。有人指出，孫院長肯學習也善於聆聽他人的意見，再綜合歸納、組織成自己的看法。他像嚴前總統一樣，待人處世都從全局著眼，很願意替別人著想。

與孫院長共事過或者接觸過的人，幾乎一致認為，他不是鋒芒畢露、容易立刻吸引旁人注意的人。「甚至於他就任行政院長之初，也有幾位官員懷疑他是否能勝任這個新職位，」一位在政府工作多年的人士這樣表示。不過，他說，日子一久，孫院長執著不二的原則、公忠體國的情操及深藏不露的智慧就被週遭的友人了解，進而對他產生景仰之意。

有人以「平凡中表現不凡」來形容孫院長，說他是最能潔身自守的政府官員之一。一位對行政院長極為推崇的經濟專家說，孫院長在政界服務多年，都因為上級賞識重用而逐步高昇。他本人是一位踏實穩健、毫無政治野心的「政治人物」。

這位內閣首長每週四上午在行政院主持院會，決定施政大綱外，另一個固定的集會是每兩星期前往總統府參加總統主持的財經會談一次。這項會談的另一位重要與會者，是身兼中央銀行總裁與行政院經建會主任委員雙重職務的俞國華。

俞國華建立金融制度

今年六十七歲的俞總裁主持中央銀行已經十二年。他在政府財金界工作之前，曾自民國二十三年起，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的侍從室秘書達十年。是一位深受總統　蔣公與現任蔣經國總統信任與重用的官員。

俞總裁領導中央銀行期間，對我國的金融制度做了一些重要的突破，像去年建立外匯市場，使我國匯率的訂定走向自由化。他在民國六十一年與六十二年間，眼見我國外匯收入大為提高，臺幣發行量也跟著增加，因此建議政府准許中央銀行發行儲蓄券，來吸收民間資金，以避免貨幣供給額過多。這種准許中央銀行與財政部同樣有權發行國庫券的做法，是中華民國獨創，別的國家所沒有的。

這位中央銀行的主持人，曾被一些臺北的外國銀行界人士評論為「過於保守」，但是俞總裁卻不以為然。他認為：「做為一個銀行家，保守一點不是壞事。」

財經圈的人士表示，俞總裁為人穩重而且嚴肅。有位批評的人說：「由於太過穩重，他就難免不夠果斷了。」一位採訪金融新聞的記者卻指出，俞總裁是很樂於接受新觀念的，但是整個金融制度的整頓與改革，牽涉其他機構能否配合的問題，因此，即使俞總裁有心採納一些創新的做法，也未必會得到其他相關單位的支持與合作。

這位擔任過財政部長的官員，是清華大學畢業，曾經在美國哈佛大學、英國倫敦經濟研究院深造。俞總裁從舊式社會出身，到接受西方教育，進而參與現代政治經濟事務，正好是「西潮」的作者蔣夢麟筆下的那種在文化轉型期生長的人。

蔣夢麟提倡節育

蔣夢麟也是一位留學美國、接受中西文化薰陶的人。他主持農復會時期，得到沈宗瀚與他的學生蔣彥士的襄助，致力於本省的農業發展，使臺灣農業生產量快速增加。讓農業支持工業，達成農工併重的經濟政策，也是促使臺灣創造經濟奇蹟的重要因素之一。

有人說，蔣夢麟主持農復會成功，與他本身的農業知識無關，主要是因為他得到總統　蔣公的重用。蔣夢麟早年留學美國加州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主修教育，又做過北京大學校長，不但具有與外國人相處的經驗，而且與當時國內教育界名人胡適、傅斯年等人友誼深厚，在我國政界及學術界素有聲望。使他能夠介於農復會的美國籍委員及我國政府機構之間密切協調，充分運用美援與美方技術，在省農林廳及各地方農會的合作下，完成推展我國農業的使命。

蔣夢麟最具遠見的主張，是早在民國四十年代就高聲提倡的節制人口政策。這個在當時被批評為「不切實際」、「大逆不道」的建議，如今已是政府大力宣導的主要政策之一，而農村裡「養兒防老」、「多子多孫」的想法也漸漸被淘汰。

蔣夢麟主持農復會一共有十八年。他在民國五十三年六月九日去世後，農復會主委的職務由沈宗瀚接任。

沈宗瀚是好學不倦的農夫

沈宗瀚是蔣彥士在金陵大學農藝系唸書時的老師。他出身於農家，自稱是「學農、做農、愛農」的人。他在國立農業專門學校畢業後，到美國進修，得到康乃爾大學農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在金陵大學教書，接著擔任中央農業實驗所的總技師。沈宗瀚在農復會工作期間，農田是他的辦公場所之一。他曾形容自己是一名「平凡的農夫」，所以要經常下田，朋友們則稱讚他們口中的「沈老」為一位「農業改革家」。

這位「沈老」以農田實地試驗的方法，向農民介紹農作物的新品種。有一次他向記者解釋道：口說無憑，嘴上講得天花亂墜，農民們也不會相信栽培新品種的好處，不如親自下田耕作，用事實證明一切。

除了「種田」外，沈宗瀚還常寫書。他的著作中，與農業有關的，包括：「中國農業資源」、「臺灣農業之發展」，及「農業發展與政策--沈宗瀚博士論文集等」。其他作品都是自傳體，描述他求學做事的經過。這四本書是：「克難苦學記」、「中年自述」、「晚年自述」與「沈宗瀚自述」。

沈宗瀚的用功苦學十分有名。他在「克難苦學記」裡描述自己年輕時夜讀，用吃生雞蛋的方法，保持神智清醒。他也常用這個例子勉勵青年人要好好唸書。他說過：「人的年紀可以老，研究興趣可不能斷。」

除了好學不倦外，沈宗瀚的為人也很受稱道。前中央信託局副局長周賢頌是沈宗瀚的老友，他提起這位老朋友時口口聲聲說：「他真是好，了不起。」周賢頌說，沈宗瀚最樂於提攜後進，他的器重蔣彥士，是最博人讚美的。

蔣彥士擅長做秘書長

蔣彥士做過四個機構的秘書長：農復會、行政院、總統府和現在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一位農業專家說，蔣彥士在農復會時，專門指導農民改良玉米的栽植，現在的「臺南五號」玉米，品種好，生長較快，就是他研究的成果。

這位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的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跟玉米曾有長久的關係。民國四十二年到四十七年間，蔣彥士在嘉義朴子鎮的「玉米研究中心」主持育種改革的研究工作。他教導農民的方法，和他的老師沈宗瀚一樣，都是下鄉親自示範。

蔣彥士在農復會由技正做起，後來升任秘書、執行長及秘書長。他在這種中美聯合機構做事，與美國的農業專家一起工作，不但是農業知識的考驗，也是英文寫作與表達能力的挑戰。一位記者記得蔣彥士曾經表示，他在明尼蘇達大學追隨世界育種權威漢斯教授唸書，專門做農作物的育種研究，加強了他在農復會工作的學識基礎，而他在明大時選修的英文寫作與演講課程，也幫助他與美國同事順利溝通。
　蔣彥士在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奉調出任行政院秘書長。四年半後，他又奉命擔任教育部長。當時，他曾形容自己是教育工作的門外漢。

這位教育的門外漢在民國六十六年四月十九日，因為三十幾位大專學生參觀蘇澳港時不幸死亡的意外事件，辭去了部長職務。他也是中華民國政府第一位因連帶行政責任而自請離職及獲准的首長。

蔣彥士告別教育部後，重返農復會不久，就轉任總統府秘書長，然後在中美斷交後奉命出任外交部長，前年底，他又奉派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秘書長。

這位農學出身的政府首長，與沈宗瀚、蔣夢麟等人，對我國農業發展的努力，就和前面所提的陳故副總統、嚴前總統、尹仲容、楊繼曾、俞鴻鈞、徐柏園、李國鼎、孫運璿、俞國華等推動臺灣財政、金融及經濟發展的首長一樣，都對中華民國的從落後走向繁榮，提供了智慧與能力。這些人當中，李國鼎與俞國華目前仍然參與政府的財經工作。

他們兩人與經濟部長張光世、財政部長張繼正、交通部長林金生、行政院主計長鍾時益，以及政務委員周宏濤、費驛等人，都是當今經建會的主要委員，負責擘劃我國的財經大計。

七十年代經濟面臨挑戰

這八位決定我國經濟前途的關鍵人物，正面臨著經濟學家所說：「民國七十年代經濟轉型期的挑戰。」一位研究臺灣經濟發展的學者說：「中華民國的經濟是否能夠跨過工業升級的關口，邁向工業化國家的大道，大半要看這些人的表現了。」

一位經濟學教授指出，民國四十年代的財經首長，因應三十年前臺灣的貧窮環境，發揮才能克服萬難，創造了五十年代的臺灣經濟奇蹟。他們是時勢造就的英雄，也是開拓時勢的英雄。這位教授形容民國六十年代是中華民國保持穩定成長，發展成新興工業國家的時機。他認為，這段期間的財經首長承接了一個與民國四、五十年代都不相同的經濟景象，迎戰石油危機的打擊而能獲得成功，也是「時勢造英雄、英雄創時勢」。至於情勢演變到今天，又是另一番新的局面。「當前的問題是，」這位教授說，「現在的財經領導階層有沒有足夠的才智與魄力，帶領全國民眾與工商業界，衝破外銷衰退、經濟成長緩慢、物價回升的風暴，再創聞名國際的經濟奇蹟？」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接受訪問的專家學者及政府官員，誰都無法清晰地描繪出這些首長圓滿完成任務的美好遠景。但是，其中幾位建議：「鑑往知來」，不妨參照這些首長的經驗與背景，看一看他們應付挑戰的能力。下面就是另外六位財經首長的簡歷：

經濟部長張光世：六十八歲。清華大學化學系畢業。曾任中國石油公司協理、副理、總經理、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執行長等職位。五十八年七月，擔任經濟部常務次長，主管石化工業；六十一年轉調經濟部政務次長，主管工業與礦業；六十七年升任經濟部長。

財政部長張繼正：六十三歲。美國康乃爾大學士木工程學博士。曾任職美援會、經合會。民國五十四年任經濟部常務次長，輔佐李國鼎部長主持工業發展計劃。曾出任交通部長，經合會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行政院秘書長。六十七年六月奉調財政部長。

交通部長林金生：六十五歲。日本東京大學畢業。曾任嘉義和雲林縣長、臺灣省政府委員、中國國民黨臺北市黨部主任委員、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內政部長等職務。

行政院主計長鍾時益：六十五歲。湖南大學畢業，曾任國防部預算局局長、臺灣省財政廳長。

行政院政務委員費驛：六十九歲，上海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美國康乃爾大學碩士，並曾在哈佛大學研究。曾任交通部次長、經合會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行政院秘書長與財政部長。

財經首長責任艱巨

這八位掌管財經決策與執行的首長平均年齡是六十七歲，與民國三十八年起嶄露頭角的財經官員相比，平均年紀要老成二十一歲。依照個人背景分析，這一批首長與當年的才俊，都同樣具有長期服務公職的經驗，學歷也大致相當。他們的最高領導中心總統　蔣公與現任總統蔣經國，都被認為具有高度的領導才能，足以統籌大局，全國民眾對他們為民造福的期盼也是一樣厚重。

遠在民國三十八年三月三十日，那天的中央日報在以「認清原則，抓緊原則」為主題的社論中，呼籲政府及時解決通貨膨脹問題時說：「事在人為，有當局者那一分純潔的動機，堅強的意志，偉大的魄力，只要能認清原則，抓緊原則，事事不遷就，處處不放鬆，臺灣的經濟危機，我們深信一定會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如快刀之斬亂★，迎刃而解。」三十年後，中國人果然在臺灣創造了人為的經濟奇蹟。今天，輿論界再度希望政府扮演主動角色，採取對策，協助工商業界改善管理制度，鼓勵民間節約儲蓄，勸勉勞工忠於職守，以便提高產品品質，達到工業升級的目的。學者專家也期盼政府早日擬訂措施，來抵擋石油上漲、保護主義抬頭及政治歧視等國際不利情勢的衝擊，再次創造令人刮目相看的經濟奇蹟。

面對這種萬民付託的重責大任，當前的這些財經領導人士應當怎麼做？準備怎麼做？什麼時候開始做呢？

這正是不少工商企業界人士、民意代表以及一般老百姓憂心焚慮，等待答覆的問題。

尹仲容精神

一九六三年的一月廿四日清晨一點二十五分，當他六十一歲時，尹仲容先生離開了人世。

仲容先生逝世後，輿論界對他的稱譽可說是空前的：「經濟界一硬漢」、「任勞任怨的奮鬥者」、「既有理想又長實務」、「為國家打算忘記自己」、「屬員指摘不以為忤」、「不耍政治不會做官」、「但問是非不計毀譽」。除了總統　蔣公與陳副總統逝世外，大概沒有另外一個政府首長獲得這樣輿論界一致的讚譽。

總統　蔣公褒題他「忠勤盡瘁」。中央日報在「敬弔尹仲容先生」之短評中寫著「國家愈是艱難，愈需要謇諤之士，苟合取容的鄉愿，斷不能負起復興國家的重任。」又寫著：「有賴於大家發揮尹氏這種公而忘私，積極負責的精神。」

我們懷念尹仲容先生，就希望財經決策及幕僚人員發揮「尹仲容作風」。「尹仲容作風」可以歸納為：
　（一）全心全意為國家做事，不怕毀謗，不怕困難。
　（二）任何決策以國家利益為前提，決策前著重研究和分析，決定後便全力推動。一經發現錯誤，立即改正。
　（三）鞠躬盡瘁的決心，大公無私的作風，好學不倦的態度，樸實的生活，敏捷的思想與獨立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