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詐騙上億元，罰的錢還不夠包機遣返...不是法律太輕而是有「人為因素」

文字整理：李作珩

肯亞案中，中國堅持一定要把45名涉及詐欺的台灣人押過去。

先不論主權問題，有不少輿論認為，因為台灣的法律對於「詐欺犯」的刑責太輕，導致詐欺犯在台灣能夠橫行無阻，就算不小心被抓了，最後好像也是「不痛不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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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4.15. 23:00更新）蘋果報導，15日涉嫌在馬來西亞犯下電信詐欺案的20名台灣詐欺犯，被遣返回到台灣。但這20名嫌犯返抵國門後，因欠缺具體事證，無犯罪實證，警方也只能讓他們「就地解散」，等待日後調查通知。

我們都希望對於嫌犯能夠「勿枉勿縱」，撇開政治因素，「法律」這道人民最後的防線而言，台灣還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變的？

讓我們先來看看過去的案例

翻開過去案例，2010年12月有14名台灣人因涉及跨國詐騙案，遭菲律賓國家調查局逮捕，隔年2月，菲國將人遣送到中國，引發極大爭議，經過多方協商，半年後，這14人才被送回台灣受審。當時兩岸達成「你的人你帶、我的人我帶，證據相互共同使用」的默契。

可沒想到，這16人詐騙金額超過人民幣一億元，2人卻在二審獲判無罪，其餘分別被判處3年8個月到1年4個月不等有期徒刑，但因沒有一罪超過6個月，因此可易科罰金，12人最後都交錢了事。

而在2011年6月，六國共同掃蕩詐騙集團，台灣方面首度包下長榮航空班機，前往澳門，押返在柬埔寨被逮的122名台籍詐欺嫌犯，超過百名嫌犯及60名警力，搭乘200萬專機回台灣受審。隔兩日，又大陣仗從印尼包機遣返101名台籍嫌犯，宛如台灣版「空中監獄」。

但這223名詐騙集團成員，最後檢方只起訴199人，判刑僅1年2月到5月徒刑不等，還可以易科罰金。而當時主嫌最重也才判3年半，至今還在通緝，詐騙的錢，卻拿不回來。其他嫌犯易科罰金2～6萬元不等，算一算「連包機的錢都不夠」。

蘋果報導，有檢察官表示，近年來兩岸在打擊跨國詐騙上，均採2010年菲律賓案的模式，但卻經常以中國公安提供的筆錄未經交互詰問沒有證據能力為由，而當檢方要求以視訊訊問對岸被害人和被告，又被法官拒絕，因此法官即以證據不足、詐欺未遂等，判被告無罪或輕判。

這樣的結果多次引來中國方面微詞，台灣詐欺罪最高刑期5年、中國最高卻可判無期徒刑，「人給你、證據也提供，最後被騙的錢沒有拿回來，判刑也這麼輕……」。

加重「詐欺罪」刑責，以符合國人期待？

大紀元報導，對此聲浪，行政院長張善政指示法務部研議是否修正《刑法》，加重詐欺罪刑責，以符合國人期待。但法務部強調只是研議，不會倉促修法。

另外，目前法務部已要求檢察官對類似案件從重從嚴追溯，量刑部分尊重法官獨立審判精神。至於是否將詐欺列為組織犯罪，也將一併考量。

聯合報導，但是準法務部長邱太三有不同看法。

他表示詐欺是財產犯罪，台灣刑度和日本差不多，也有其他配套可降低詐欺犯罪，他不認為有刑期特別輕的問題；如果要修正加重刑責，其他相關刑責也要跟著加重，因為這不只是單一法條，台灣可能變成重刑國家，目前刑法學界並沒有討論需要加重。

事實上，2006年開始，詐欺案採「一罪一罰」制度，也就是刑責可累加，一改《刑法》過去有「連續犯」規定，即連續犯罪論以一罪，僅加重刑期至二分之一。

舉例而言，譬如依詐欺犯犯案100件，一件判2年徒刑，依連續犯論處，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就是判3年，不論2件或100件的刑期都是3年。但改採「一罪一罰」，犯罪件數改成分別論罪，如果犯100件，一件判2年，累計刑期就達200年。

而中國在菲律賓詐欺案事件後，也對於台灣量刑較輕，提出意見，最後法務部2014年在《刑法》增訂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譬如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詐術，最高可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罪一罰、刑法修正後，看似應該更能將犯人繩之以法，但事實真是如此嗎？

其實，就算國人在境外犯詐欺罪，如果被害人國籍不是台灣，回到台灣，人就算抓回來也只能無罪釋放。而就算2014年刑法增訂較嚴格的法律，但也只是「一年以上、七年以下，得併罰一百萬」的處置，相較於跨國詐欺動不動就是以「億」作為單位的驚人暴利，小巫見大巫。

Photo Credit: Corbis/達志影像

蘋果報導，司法院統計資料，從2006年到今年2月，10年來全國法院共審理11萬4000多件詐欺案。

而判刑度方面，單以最新出爐的今年2月全國各地方法院宣判資料來看，547名被告中，雖有467人判有罪，但僅約一成，56人被判刑1到5年，其餘將近9成被告都獲輕判1年以下徒刑，其中303人輕判1年以下有期徒刑，另有103人僅判拘役，還有5人交罰金結案。

且就算判刑超過1年，也可能是一罪一罰的結果，因此被告仍可能因各別罪刑不超過6個月，而得以易科罰金，而且上訴二審後，多數還可能改判更輕的刑度，「換句話說，最後實際入獄的詐欺犯可能少之又少。」

「不過也有少數遭到到重判的例子，因為詐騙集團首腦的陳本儉屢次再犯，甚至寧可花錢請律師，卻不賠償被害人，且都選定中高齡者下手，一度因此重判30年，最後，高等法院依詐欺、偽造文書等罪，定應執行刑18年4個月。」

律師苗博雅表示，電信詐欺的刑度已是僅次於無期徒刑、死刑的重刑。同時，我國刑法的「沒收」制度，亦可將詐騙所得全部收歸國有。刑法不夠重的說法，是以錯誤法律見解誤導大眾。

高院檢察官陳瑞仁指出，台灣司法在面對電信詐欺案時的問題，可分為「判無罪」與「判太輕」。無罪方面，檢警舉證不足，當然是原因之一，但面對跨國詐欺案件，最困難點在於「境外取證」，這涉及到台灣外交困境。

「其中最讓檢察官受挫的，是法院對於好不容易取得的境外證據，往往以最嚴格的證據法則來檢驗。例如頂新案在越南取得的人證、物證即遭以不能作為有罪證據駁回。」

判太輕方面，法定刑不是問題，主要問題在於，這類案件的被告非常年輕、無犯罪前科，且一般都會辯稱「第一天犯罪就被抓了」，所以法官大多會傾向給予緩刑。

此外「該押人而不押人」，以致被告交保後再度行騙或逃亡海外；還有犯罪所得下落不明，既未沒收也沒還給被害人，讓嫌犯出獄後還可能有錢繼續享用。不過陳建仁提到，這些問題牽涉到許多立法工作，需要司法改革，才能讓人民更有保障。

聯合報導，有資深法官表示，法官量刑從輕，可能與台灣的審判文化、行政機制、法律規定過輕及法官生活經驗有關。台灣法官多一審重判，二、三審輕判，因為多抱持「給人一線生機」的心態，所以量刑偏輕。

更重要的是，法官在判決時會顧慮到判決是否會獲上級審支持，如果判刑過重容易被上級審撤銷，會影響升遷與考績，所以多數法官寧願輕判，也不要被撤銷。

核稿編輯：羊正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