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瞭解「多樣性」的用途之前，葛茲提及了酗酒的印第安人的故事：美國西南方的一個州政府訂定了重大醫療器材的使用辦法。制定這個辦法的是一群來自東北方醫學院畢業的熱情年輕醫師們。這個醫療器材排隊使用辦法因受到反歧視法的約束（antidiscrimination codes），包括某種道德的激發，排除了使用洗腎機的支付能力，而端賴需求的迫切性和申請的順序。原本一項用意良善的設定，卻導致出乎意外的發展：酗酒的印第安人獲得稀罕的洗腎機之後，並不如預期節制飲酒，反倒某種程度上讓酗酒的印第安人認為「既然我可以一直使用洗腎機，那麼我便可以繼續飲酒」（我的說法），直到他喝到掛掉為止。Geertz writes, “as I imagine him, grateful (though not to the doctors), to have had a somewhat extended life in which to drink.” 簡單來說，酗酒的印地安人感謝洗腎機讓他可以多喝幾年的酒。

這顯然是個問題。在醫生們的價值觀裡，他們認為酗酒的印地安人霸佔了洗腎機的使用，因此妨礙了其他排隊等著使用這台機器的病人，同時也拖累了這台機器的使用效能。但身為醫生，完全不可能要求病人不可使用此一器材，但或許可以透過某種表面上的醫學理由，讓病人離開排隊的行列。「他繼續霸佔著機器，他們繼續心煩意亂，這樣光景過了幾年，直到他喝到掛掉」，葛茲在這兒刻意全部使用代名詞，迴避「酗酒印地安人」的族群印象。

在這則真實寓言裡，並非顯示醫生們可能麻木不仁，或是印地安人的恣縱蓄酒，也不是暗示醫生們的（大致上也是「我們的」）價值觀，或是印地安人的（大致上是「他們的」）價值觀。這個嚴酷的案例，以嚴酷的方式收場，不會因為多一點種族中心主義，或是多一點相對主義，或是更中立些，會讓事態好轉一些。此處二者的對立，循著信仰的邊界偶然相遇了。「靠酒精迫使命運不得近身的印地安人，與靠機器矯正命運的醫生們，都是當代美國的組成部分。」「昏天暗地之中，這一切就這樣發生了。」

終於回到「多樣性」。葛茲認為「多樣性的使用」正是在「增強我們想像力領會眼前事物的能力。」因而，文化多樣性的重要性在於，「它提供了我們替代的選項，而非成為我們所替代的選項」（it provides us with alternatives to us as opposed to alternatives for us，不曉得這樣翻譯是否到位？）。文化多樣性的用途不僅僅展現他者中的我們，以及我們之中的他者，依此捍衛群體的完整性，以及維繫群體忠誠的界線之上；身為人類學家或是民族誌學者，我們職業性地癡迷於他處世界，癡迷於將此一他處世界讓人們所理解，這些「原始」、「野蠻」、「土著」是替代我們的選擇，展現了「我們」與「他們」之間刻不容緩的裂隙。因而不管是我們的修辭習慣或是我們的使命感，都需要某種程度的重新調整。

多樣性的貢獻正是將「我們」至於特殊的「他們」之中，把「他們」置於「我們」之中，這不是為了努力設想人們全都相像，正好相反的是，因為「多樣性」使我們明白這一切有多麼深切地不相像。「種族中心主義的致命傷在於它妨礙我們發現自己所站在的世界的角度」。

我們對於那位執拗的印地安人「懷有感傷的同情，並非因為我們贊同他的看法。酗酒確實是項邪惡，洗腎機也因此不當地運用在酗酒之徒身上。我們的同情源自於我們懂得他如何習得他的看法，以及埋藏在那些看法裡的怨恨意識。我們也理解他曾不得不走過一段坎坷之路方才得出那些看法，在其中正是種族中心主義與合法化了的罪行讓這條路變得如此的坎坷。」

（同學們，要學會葛茲這種討論能力啊。這不僅是論述上的複雜迂迴，也兼容著無可避免的同情與一定程度的理解，並且重要的是，讓我們明白，這些同情與理解得以看出間隙的決裂而非訴求道德層次上的虛乏撫平。多樣性給予我們選項，而非成為選項。這是一篇媲美〈反－反相對主義〉的精彩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