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葛兰西大战结束后，意大利革命运动空前高涨，工人和农民决心要走“俄国人道路”。葛兰西欢呼十月革命的成功，认为这场革命是由社会群众而不是由一些精英人物所实现的社会变革的范例，他还认为这场革命说明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所读到的东西已失效，因为这些东西可能提示人们革命要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参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条目）得到充分发展以后才能实现。在他的著作中，社会主义的社会变革被定义为民主管理的扩大。1919年，在葛兰西的协助下，都灵创办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周刊——《新秩序报》。该报为当时正在迅速发展的工厂委员会运动进行鼓吹，以便把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移植到意大利具体环境中来。在乔治·索雷尔的那种认为生产领域可以为一种新文明提供基础的思想的影响下，葛兰西认为工厂委员会有助于把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让他们了解自己在生产和社会制度中的地位，并且在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够保证生产力发展的时期培养起工人阶级为创造一个新社会和新型国家所需要的技能。摧毁旧社会和维持工人阶级权力的唯一途径是去着手建立一种新秩序。
由此可见，葛兰西关于文化领导权这一概念的根源，在这个时期就可以找到（见“参考书目”②）。这种新的工人阶级机构是在这样一种条件下产生的，即个人企业家的作用的削弱，银行和国家的投资的增加，以及由于这些在政治、社会、经济领域之间关系的变化所引起的自由民主制的危机。
1920—1921年间法西斯主义的进攻，导致葛兰西对它群众基础进行分析。他认为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基础是小资产阶级中一些有不满情绪的阶层，他们被大地主、一部分工业资产阶级以及国家机器的成员当作工具来加以利用。他还认为法西斯主义可以给意大利国家的统一提供新的基础，并且预言会发生政变，虽然他倾向于过高地估计新制度的脆弱性。
1921年1月21日意大利共产党（PCI）成立。葛兰西是党的创始人之一。1922年5月，葛兰西作为意共代表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书记。1922年10月，以墨索里尼为首的法西斯分子在意大利夺取了国家政权。葛兰西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国领导意共开展反法西斯斗争。1922—1924年间，葛兰西先后在莫斯科和维也纳为共产国际工作，当时正是共产国际内部出现了争论的时候，争论的问题是关于在苏联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建设社会主义，以及西文的社会党人和新建立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由于在1924年被选入意大利议会，葛兰西回到意大利，担任党的领导工作，致力于把意大利共产党从其早期的宗派主义改造成为一个扎根于群众运动的政党而斗争。
1926年11月被捕，并被判20多年的徒刑。他在法庭上对法西斯分子义正词严地说：“你们把意大利引向毁灭，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挽救它。”在监狱中，虽遭百般折磨，他仍以坚强的意志研究革命理论，写下32本《狱中札记》，这是意大利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他曾写道，他在监狱中从事研究的出发点是为了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功能进行考察。葛兰西在狱中写札记并从事各种专题的创作，这些作品受到监狱官的检查，而且可利用的资料也零星不全，但他最后竟写出了34本札记。由于他所作的每一札记都往往包含若干概念，深入到对某一个特别有争论的问题和历史事件进行探讨，而且它们当中许多问题往往有好几种说法，因此要对他在《狱中札记》里的思想进行编年的或分阶段的描述，是不可能的。1937年4月27日，葛兰西因脑溢血逝世于罗马。
葛兰西对意大利的统一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分析了意大利知识分子的作用，以及新的民族国家如何作为一次“消极革命”的结果而出现，而在这次革命中农民群众充其量只能对新的政治秩序予以消极的同意。他把知识分子分为有组织的和传统的两种，前者是任何一个新的进步阶级为组织新社会秩序所需要的，而后者则具有一种走回到一个早先的历史时期的传统。他给知识分子所下的定义非常广泛，认为知识分子应包括一切“在广义上具有组织功能”的人们。他还认为所有的人都具有理性的和智慧的能力，虽然他们当中只有一些人在社会上发挥一种知识的功能。
知识分子组织着信仰的网络，组织着制度和社会关系，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因此，他又把国家定义为武力加同意，或是用强制武装起来的领导权，其中政治社会组织武力，市民社会提供同意。
葛兰西把“国家”这个词用在不同的意义上，把它用在狭隘的法律和宪法的意义上作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一种平衡，或者把它用来概括两者。一些作者批判葛兰西在国家观点上很“弱”，认为他过分强调了同意的因素；另一些作者则强调指出葛兰西试图对起干预作用的现代国家进行分析，然而其中区分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界线，却越来越模糊。
葛兰西声称，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由于市民社会包含着复杂的机构和群众组织，这些国家的政权性质也就决定了只能采取这样一种战略来破坏现秩序并导致社会主义改造的彻底胜利。阵地战，或者战壕战，至于运动战或正面进攻，则是在沙皇俄国这种迥然不同的环境下取得成功，它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策略而已。
由于受马基雅弗利的影响，葛兰西断言“现代王子”（指革命政党）是能够促使工人阶级创造一个新社会的有机组织，其办法是帮助该阶级去发展它的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和另一种领导权。不过，资本主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危机有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消极革命来导致领导权的改组，这样做是为了预防工人运动对少数统治者操纵政治和经济的状况造成威胁，同时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葛兰西把法西斯主义、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以及欧洲所采用的科学管理和生产流水作业线等，统统列入这一范畴。
在有关知识分子的想法方面，葛兰西还提出：固然专业的哲学家在发展他们的抽象思维的技能，而其实所有的人在解释世界的时候都在从事一种哲学实践，尽管这往往是采取一种不系统的和非批判的形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哲学正在成为一种“物质力量”，它对一个时代的“常情”起影响作用。应当把一种哲学体系放在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也就是说不能把它单纯地放在抽象的水平上进行批判，而是应当把它跟它帮助各种社会力量形成的思想意识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实践的哲学”，能够帮助群众成为历史的主人公，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掌握着专业化的、批判性的知识技能并具有一种统一的世界观。
葛兰西对他那个时代具有影响的两种观点进行批判，他认为这两种观点可以用“我们遇事应抱逆来顺受的态度”这句话来反映，那就是克罗齐的唯心主义观点和布哈林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葛兰西认为这种解释是简单化和机械的）。葛兰西的这种态度也反映在他对于文学、民俗学以及大众文化跟“高层”或“官方”文化之间关系的批判观点上。对于后一种关系的分析是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的，即作为社会集团的知识分子究竟是如何跟人民群众和民族大众文化的发展发生联系的。
葛兰西文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