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西方的一些畅销史书总是习惯性地给予宋朝较高的评价？

先肯定題主，其實題主提出了一個很棒的問題，即為何西方漢學家筆下的宋朝，同我國人民「認知」中的宋朝有很大的差距。可惜，雖然筆者讀了幾年宋史，卻無法高屋建瓴地回答這個問題，只能從一些細枝末節之處隔靴搔癢一下，希望後來能人志士得概述此問題。需要補充的是，若要回答上述問題，應至少需要一篇完整的西方漢學界中對宋史研究的學術史回顧方能概括，這方面最接近的可能是魏希德撰寫的《北美的宋代研究》一篇，可惜刊載該文的《北美中國學》一書出版於2010年，此後無更新。

我想，若總結題主所論述的書籍，除了題主所擬的「暢銷史書」標籤外，很多都是該作者比較「Generally」的書，所謂Generally在我的定義中，指的是跨越時代、領域較大的歷史學類著作。再觀察題主所提的人物，可以發現大部分作者都不是專職研究宋史，僅有的一位是宮崎市定先生（且是否將他歸類到「西方」筆者存疑）。進而觀察這幾本書與作者，大偉克里斯蒂安提倡的是所謂Macro-History的研究路徑，《大歷史》更多展示的是這條研究取徑；布勞戴爾的《文明史綱》，是他作為年鑒學派代表人物，所提出的三層次與長時代概念的展示；恕我無能，我並未翻閱過《劍橋世界文明史》，在我的記憶中其中也沒有專門論述宋代的專冊；即使以宋史為專長的宮崎市定先生，他的有關宋史代表作也不是這本《概說亞洲史》。

此處，我舉例的目的只是想說明兩點：這些作者絕大部分不治宋史；這些書籍大部分不以「宋」為立足考察的重點。筆者認為，與其給西方學者扣上「媚宋」、「吹宋」的帽子，更需要去討論的是：西方專門研究宋史的學者，到底在討論些什麼？

以宮崎市定先生為例，其同宋史相關的論著集中在巖波書店出版的《宮崎市定全集》第9-11冊，其中第九冊主要收入的是宋代的資本運作問題，包括通貨、鹽鐵、資本運作等等，若題主能夠閱讀日文的話，相信從這三冊書，尤其是第九冊中能夠管中窺豹，得出宮崎氏對宋代經濟發展的評價。進一步地，對宋代經濟史的研究在日本向來後繼有人，現在仍活躍在學術圈的斯波義信先生亦有眾多論述，比較概括性的，可參閱《劍橋中國史》vol.5 Part.2中由其聯合撰寫的相關章節。

若將眼光嚴格限定在西方，現在學界比較活躍的西方宋史學家中，最著名的應該是狄培理（William T. deBary）包弼德（Peter K. Bol）和他的眾多學生（包括魏希德等人），有興趣的可以閱讀包弼德的《斯文》、《歷史上的理學》，魏希德的《義旨之爭》等書，了解西方漢學界對宋代思想、科舉等方面的相關最新進展。排開這支以思想史為主的系統，還有韓明士（Robert Hymes）、伊佩霞（Patricia Ebrey）、戴仁柱（Richard L. Davis）等人主要經營的社會史方向之研究。

回到兩岸學界，若是題主閱讀過目前仍然在學界活躍的鄧小南、包偉民、黃寬重、余英時（當然，可以把他歸到西方漢學的脈絡亦未嘗不可）、梁庚堯等人的著作，不知答主又會作何感想？

其實到這裡，筆者仍然無法給答主一個「為何媚宋」的答案。因為有幾點：一是，筆者不認為在閱讀書籍，并了解學術史脈絡之前，可以給出一個「媚宋」的總體性評價，題主的靶子並不存在；二是，題主用來編織靶子的稻草也並不妥當，若是有充分的證據說明任何宋史學者的學術專著中存在嚴重的個人偏見（且按照題主的說法，應當是群體性的個人偏見），那麼題主的問題才是成立的，此處顯非；三是，筆者也沒有能力撰寫皇皇對宋史研究的回顧，甚至進入對其史學史的研究，故而限於學力，無法給出明確的答案。

以上，謹悉雅教。

《哈佛中国史》主编，英属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学院院长卜正民先生(Timothy Brook)为该系列作的序恰好能回答这个问题：

20世纪90年代初我到北京参加一次会议时，幸运地发现清史研究专家朱维铮教授也出席了同一会议。在朱老师这一代人中，他可谓极富才学，或许性情也最火爆。对我而言，他还是一位慷慨的良师益友，在我需要之时往往不吝提出明智的建议。我想通过回忆自己与朱老师在北京月坛公园的一次谈话来为中国读者介绍这一套书。当时我俩正散着步，我突然向他袒露心声，说自己曾数度迷茫——90年代初的我正处于迷茫之中——既然我不是中国人，那当一名中国历史学家到底有什么意义。我虽然能够像朱老师那样阅读第一手文献，但还是极度渴求拥有他那般理解中文文献的本能。到底怎样我才能像理解自己的母文化那般，更真切地理解中国呢？

朱老师做了这样一个比喻来回答我的问题：“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

朱老师或许对中国同事们的研究局限多有责备，但对那些愿意付出真正的努力来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则往往慷慨相助。他相信，我们的确能够带来些什么，而且我们拥有一种中国人无法依靠自身开辟出的观察视角，因为我们对中国的观察受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经验影响，而这些经验是中国人所没有的。听他说着，我不禁想起了明朝时的一句俗语：中国人用两只眼睛观察世界，欧洲人只用一只眼，其他地方的人则都是瞎子。我相信，朱老师是觉得他这一代的中国学者只睁开了一只眼，而外国历史学者正好为他们提供了第二只眼睛。

作为一个二十来岁才开始研究中国的学者，我自然是站在房间外面来观察中国的。然而重要的是，我二十来岁的光阴正好是在20世纪70年代——这意味着我大致上与中国所谓的“文革一代”同辈。彼时正是西方史学经历大转折的时期，历史不再是伟人和强权间相互影响所取得的成就，而转变为普通人在其所处社会的约束与机遇中经历的生活。对于一个在此时拥抱中国明代社会和经济史的外国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讽刺，因为彼时我最想求教的历史学者并非来自西方，而是一个中国人——傅衣凌。傅衣凌对与我同辈的中国历史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展示给了我们具体的研究路径，让我们知道如何用明代史料写出各个阶层民众经历的历史，而不是统治家族支配的历史。70年代末，我有幸在北京见过傅老师一面，至今我仍后悔没能向他学习更多，像我从朱老师那里学到的一样。

当哈佛大学出版社邀请我主编一套中国帝国时期的历史时，我找到了与我同辈的三位历史学者，他们多多少少形塑了我在社会关系和物质文化方面的兴趣。我们并非用同一种语调或同一种国家视角（三人中一位是德国人，两位是美国人，我是加拿大人）来论述问题，但我们差不多是同一代人，踩在同一片知识的土地上。我并未做多少导引，主要是请他们引用自己和其他人近期研究的一些成果，这样他们的描述才能够与时俱进，跟上现在的知识脚步。我可不想我们只是在重复老套的故事。另外，我请他们仔细考虑在他们所写的那个时代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写作。我希望他们抱着生命经验之复杂的想法，而不是退回到“历史事件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它该发生”那一套统一的、早已建构出的历史叙述中。他们应该从自己所写时代的内部而非外部来呈现那些岁月，但同时，他们的写作也需要囊括该时期内中国所征服的地区，这就要求他们不仅从内部来观察，还要具备全局眼光，将影响该地区历史进程的非汉人形象更加具体。这套书仍保留的一个传统是按照朝代来划分中国历史。之所以这么做，部分是因为朝代变更往往意味着正式统治者的改变，由此人民的生活组织方式也改变了；更重要的是因为朝代的确提供了时间定位，方便人们明白自己在历史的何处徜徉。所以，读者会在这一套书中见证朝代兴衰，但也能更多地了解某个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像在故事书中那样只看到皇帝和大将军们的传奇故事。

我所写的元明卷与其他几卷有一个显著不同，这种不同是在整个系列的编纂后期才逐渐显露出来的，所以该特征在其他几卷中并没有出现。正如我提到的，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从环境的角度来看待历史，这么做最开始是为了满足我对自身的要求——我认为我们应该好好利用环境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而这些成果正不断涌现。然而，我逐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元明四个世纪的历史中，对民众生活经历和政治时运产生影响的最重要因素正是气候变化。气候虽不能回答历史提出的所有问题，但我发现要回答元明时期的许多历史问题就不得不把两个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整个世界的寒冷和干燥程度——考虑进来。元明卷并非完全在论述中国自中世纪暖期到小冰期的环境历史，但它的确是在将气候变化影响纳入考虑的框架内对历史进行阐释的。

现在，我邀请你们走进这个中国历史的房间，而四位学者正站在外头观察它。我希望你会同意，我们的确看到了一些你会错过但值得留心的东西。我还希望我们发现的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能够激励中国读者用自身的内部观察视角来检视中国的过去与未来。

卜正民
2016年6月2日

中国的历史是士族的历史，是华夏正统本位的历史。西方学者通过那扇小窗对中国的观察，肯定没有屋内的中国学者那么精细、确切，然而却能走出一些传统中国史学认知的观念，提供一种不同的视角，用整个世界文明史发展的眼光来观察这座宏伟的房间所处的位置。

因此他们更容易看到宋朝时江南经济的腾飞、程朱理学的精妙、范王改革的进步，而不是其国力的衰微、少数民族关系的变化以及内部权力结构的混乱。透过那扇窗户，卜正民等人看到的是一个儒家统治下处于经济、思想激烈变革中的东方帝国——迪特-库恩为《哈佛中国史》第四卷宋史取的名字正叫做《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

所以无所谓高估低估、谁对谁错，不过是视角不同罢了。但多读读这窗外的视角，也许对屋内人也能有进一步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