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拥有相对完整的养老体系，但是这一体系在新冠疫情期间暴露了严重的缺陷。根据养老行业皇家委员会听取的报告，养老机构死亡病例占全澳新冠死亡病例中的近70%。
一份由Fifth Dimension进行的调查显示，1000名接受调查者中有54%正在考虑将家人从养老机构接回家中，其中有高达三分之一的人不会再把老人送回去，半数受访者也表示他们对养老机构的信任自从疫情以来有所下降。
同样的不信任感也存在在澳洲华人社区中。
居住在悉尼北区的Jennifer Wan*已经在澳大利亚定居超过40年。现在已经年近70岁的她仍旧选择自己独居。
“我女儿有的时候会一起住，但是大部分都是我自己。腿脚也都好，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帮助的。”她对SBS普通话节目表示。
Jennifer对于养老院有着传统的心理隔阂。
我们这代人好像都不是很想去养老院，可能是文化问题，除非是自己什么都不行，完全走不动了非要有人照顾才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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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宁*是一名中国移民，之前曾在养老院做过护工。他告诉SBS普通话节目，澳大利亚的养老院可以分为很多种，有高级且昂贵的安老社区（retirement village），或者是普通一些的老年宿舍（hostel），还有公益性质的护理院（nursing home）。
“最贵最豪华的安老社区有24小时服务，按一下铃就会有人来照顾。老年宿舍往往是教会出钱盖的，里面的老人还有行动能力，需要有一定的照顾，他们不需要全天候照顾，里面的娱乐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最后一类是护理院，是享受政府福利的，里面老人不能自理，比如中风或者失智，政府补贴之后他们的花销是很少的。”
“澳洲的养老护理很到位。”他说。
但是疫情期间养老院出现的严重问题和之前媒体报道的虐待老人事件让不少人对养老机构的信心遭受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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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nifer就是其中之一，即便是豪华的养老机构也不能让她完全信任。
“我一些朋友在养老院，里面很豪华的，还能看到海，他们都说很好。但是电视里还是有那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罗宁认为，养老机构出现的虐待事件属于零星案例，他在工作期间并没有遇到类似事件。
“澳洲的养老机构服务还是很到位的，基本的照顾、保护设施都做得很好，没有说的那么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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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也指出，由于文化隔阂的问题，华人在养老院里面会遇到不少挑战。
“第一是语言的问题，养老院里面很少有员工会中文，所以在有需要的时候沟通会有问题，”他说，“第二是文化差异。养老院安排的娱乐活动、游戏和读报纸通通都是西人的活动和文化，比如填字游戏（crosswords），宾果（bingo）这类游戏。华裔老人可能很难理解他们在做什么。”
“第三是食物，虽然华人可以自己去指定食物，但是他们还是做不出华人喜欢吃的味道。第四是生活习惯，比如，西人都是早上起来洗澡，大部分亚洲人都会是晚上洗澡的吧。”
他们喜欢喝冷水，喝冰牛奶，吃冰的Weet-Bix，华人很难适应。
Jennifer说，自己很享受能够在自己院子里养花种菜的自由生活，这样的生活方式比养老院里面的集体生活更有乐趣。
“我平时会去教会，有很多朋友，他们可以来我家或者一起出去。养老院里面虽然有很多人，但是自己一个人住惯了，不适很想和别人挤在一起。”她表示目前还没有住养老院的计划。
然而，诚如罗宁所说，很多老人入住养老院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无论是行动不便还是生活不能自理，他们似乎没有更多选择。
“我觉得如果住到护理院（nursing home）里面去的话，是有点落寞的。就像是人生最后一站，只能住进去。”
仍有人选择留下
尽管华人老年人作为一个群体存在像Jennifer一样的对养老院的抵触心理，但随着他们在澳洲生活越来越久，部分人的观念也正在发生变化。
昆士兰大学刘双教授在研究华人移民如何在澳洲重建社会关系网、找到归属感时注意到了这一点。
“以前华人认为去养老院的都是‘三无’的：无自主生活能力、无收入、无儿女，”她说。
过去这种去养老院的一些不好的概念，现在逐渐地都改变了。
“到了澳洲以后，文化环境不同了，人的思维是会慢慢改变的。”
一方面，澳洲社会总体对于送老人到养老院一事没有负面的联想。移民抵达澳洲后通过自己身边的例子和与他人的交往会意识到这一点。
另一方面，华人老人们也不愿意成为子女的负担，“很多人都讲，不想给子女添麻烦”。
今年88岁的周植伦和老伴住在悉尼一家华人颐养院，他回忆起之前和儿子同住时的一些困难。
“以前胆囊发炎，痛得好厉害，所以精神很不好。那个时候我们两个老人起床都很困难。儿子就是每天晚上下班回来就打个地铺，在我们门口睡觉，”周植伦说。
“要小便、要大便，就需要叫他帮我们去。”
“有一次，他们都去上班了，（我扶我太太）到厕所去。我太太一下就摔下来，我又拉不动。所以等了差不多三四个钟头他们下班回来，才把她拉起来。”
因病住院期间，当地政府了解到他的情况，并劝说他搬到颐养院居住。考虑到此前在家经历的种种困难和儿子受到的影响，周植伦很快就同意了。
刘双教授说，澳洲华人群体对“孝顺”产生一种新的理解也是促成这种心态转变的原因之一。
传统观念中，“孝顺”常常强调子女亲自对老人进行照顾，强调照顾行为本身。而现在，不管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澳洲华人群体对“孝顺”的理解开始强调给老人创造好的生活条件，将关注点从子女是否亲自照顾转移到了老人的生活质量。
子女认为应该为老人提供舒适的生活、足够的经济资助，让他们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比如说帮他们买房，让他们做一些社会活动，带他们去一些地方旅游，让他们晚年过上年轻时无法过上的生活。他们认为这样也是孝顺。”
尽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过半养老院住户家属在疫情期间曾考虑过将家人接回，但周植伦认为他现在的居住安排很安全，甚至更加担心在外奔波上班的儿孙。
他所在的华人颐养院员工Kit Chung认为这主要归功于和住户及家属的充分沟通。
“沟通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这个病毒的传染性很高，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些措施避免病毒传染，他们需要明白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些措施。所以我们花了不少时间去跟他们沟通，发放一些更新的消息。 ”
针对部分人群出现的对养老行业的不信任感，刘双教授认为可以理解，但没有必要。
“疫情的问题的确暴露了好多澳大利亚尤其维州养老机构的隐患，但这并不等于所有养老院都不能去了。”
她同意罗宁的说法，称华人大体上对澳洲养老行业十分认可，最主要的问题仍在于如何让养老服务更契合他们的语言文化背景。
“我们现在只知道哪个群体有多少人……但究竟怎么让服务跟上不同文化群体人士的需要，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
*应采访对象要求，带星号名字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