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小阁楼的大钢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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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玫住在塞纳河畔的一栋小阁楼上。拜访过这里的人说，这位钢琴家怕练琴吵到邻居，每天要等别人外出工作的时间，才悄悄在家弹钢琴。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就沿着她的手指，在小小的房间里回响。
躲在音乐后面，似乎是这位65岁的钢琴演奏家最常做的事情。她几乎从不接受过采访，也从未给自己的专辑做过宣传。她喜欢一个人躲在小阁楼里弹琴，从早弹到晚。即便登台演出，她也总是把自己包裹在深黑色的衣服里，竭力想躲开舞台上的光，似乎不想被人发现，总把自己藏在音乐里。
但这并不妨碍朱晓玫成为古典音乐世界里不可忽视的钢琴演奏家，她的演奏尤以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闻名。巴赫音乐专家布雷德利•雷曼评价说，“以我二十五年来对《哥德堡变奏曲》的了解，朱晓玫的演奏和古尔德1959年在萨尔斯堡的现场录音，堪称双峰并峙。它们始终启迪着我，感动至深。在所有《哥德堡变奏曲》的钢琴录音中，佩雷亚的演奏不愧为巅峰之作，值得一切赞美，但朱晓玫的演奏让我不得不说，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不过，朱晓玫却花了很久才知道，隐匿在小阁楼里的自己也有一群隐匿在角落的知音。比如，与她同住在阁楼里的邻居们，其实早已成了喜欢她的乐迷。他们反而因为担心打搅钢琴家的练习，总是悄无声息地躲在家里，默默等待她的演奏。
————谁是朱晓玫————
旅居海外34年的朱晓玫计划今年冬天回国举办演奏会，这是颇为稀罕的一次演出。她从没有在国内出版过自己的唱片，也没有正式举办过演奏会，事实上，她生活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躲在小阁楼里埋头练琴，既不太会用手机通信，也极少上网查邮件，跟外面的世界保持着距离。这给为她筹办演出的机构带来了一个难题——如何向人解释，谁是朱晓玫？
通常情况下，定义一个钢琴家多多少少需要一些头衔或者标签，特别是对于那些不了解古典乐的人们来说，这是快速记住一个钢琴家的捷径。比如，李云迪是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历史上首位获得第一名的中国人，他因此声名鹊起；而钢琴家格伦•古尔德则从19岁开始就在世界各地举办演奏会，靠一场场成功演出赢得了名声。
但是，这些能够在现实世界给钢琴家下定义的要素，朱晓玫都没有。她1949年出生在上海，跟家人搬进北京四合院居住后，5岁开始跟母亲学习弹钢琴，后来在中央音乐学院附属小学和中学学习。原本朱晓玫也有机会在中学期间举办属于自己的第一场钢琴演奏会，可那是1963年，一场关乎思想的风波害她丢掉了这个一鸣惊人的机会。
朱晓玫当时已经准备好了第一场演奏会的节目表，有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莫扎特的第23号钢琴协奏曲和肖邦练习曲。但她被同学告发，说她爱看《安娜•卡列尼娜》，还在排练演出时跟人开玩笑，“思想被西方音乐污染了”。于是，第一场演奏会变成了第一场批斗会。她不得不当众检讨，批评自己“将艺术凌驾于革命理想之上，背叛师长的信任，令祖国失望”。
与此同时，钢琴日渐成为了她不得不在生活中隐藏的对象。为了防止红卫兵抄家的时候发现家里的钢琴，成为他们“出身不好”的把柄，朱晓玫和妈妈找来各种布罩，想要盖住这个庞然大物，假装这是一个装餐具的壁柜。掩盖不成，她只好直接在上面贴上了大字报——
“这架钢琴是剥削劳动人民血汗得来的。如果可以，我们愿意将它归还给人民。”
最后，并没有人来家里搬走钢琴，可朱晓玫却不得不离开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朱晓玫被迫中断了学习，被派到河北张家口附近的农村插队。这段经历让她几乎失去希望，她冒险从文化贫瘠的农村挣脱出来，一路搭车逃回了北京，央求母亲将钢琴——一个即便在今天看来都超乎想象的大件行李——寄到自己下乡的张家口。因为她苦涩的生活太需要钢琴陪伴。
从那以后，钢琴就成为了朱晓玫生命里一个如影子般的伴侣。为了能够更好地弹琴，她离开了被囚禁的父亲和生病的母亲，拿所有的钱换了一张飞往美国的机票，开始了漂泊的生活。她从一个朋友住处搬到另一个朋友的住处，为了生计干过各种临时工，在红灯区餐馆里端过盘子，在中餐馆里刷过碗，给邻居做过清洁工，通过打扫卫生换取练琴的机会。
即便日子这样艰辛，她还是舍得花上一个月的薪水，买一张霍洛维兹钢琴演奏会的门票。“我意识到，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弹琴的愿望越来越微弱。现在闻闻我的巴赫和贝多芬曲谱，闻到的是浓浓的酱油味儿。如果我不能停下现在这样的生活，我将永远找不到弹奏我热爱的音乐的恰当风格。”朱晓玫在自传中这样写。
终于到了四十岁，朱晓玫克服重重困难，迎来了她生命中第一场钢琴演奏会。那是在1994年的法国巴黎市立剧场，朱晓玫演奏了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那一天的剧场坐满了观众，人们开始注意到这个一直生活在巴黎角落里的大钢琴家。
但是，纵然这场演出获得了成功，朱晓玫却仍然满腹忧心。她在自传《隐秘的钢琴》中这样说：
“每当我走上舞台，总有那么一刻我在想，为什么台下的人会来听我的演奏会。我感到非常感激，但与此同时又非常矛盾，我很想把钱全都还给他们，因为我不值得他们出现。我总会忧心忡忡地想，或许他们是来批评我的，就像曾经一次又一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运动一样？那时候，只有我对音乐的信念支撑着我，让我有力量将演奏继续下去，直到最后。”
————朱晓玫的巴赫，巴赫的朱晓玫————
朱晓玫因为演奏巴赫的作品而出名。曾有人问她为什么喜欢弹巴赫，这个不拘小节的钢琴家爽朗地笑了出来：“因为冷！”
事实上，朱晓玫是在张家口下乡的时候，才开始常常弹奏巴赫曲谱。那时候，她住在农场上一间潮湿阴冷的小房间里，室内温度常常处于零度以下，以至于她管自己的屋子叫做“冰箱”。为了取暖，朱晓玫不得不常常偷一些煤块回来烧，而当母亲帮她把钢琴寄过来之后，她就发现了一个新的取暖方式——弹巴赫的《十二平均律钢琴曲集》。
“我每天在‘冰箱’里冻得骨头疼，可我想起老师说，弹巴赫的‘十二平均律’中的赋格部分，特别是比较慢的那些曲子，是让手指暖和起来的最好方法。没想到真的有效果！我弹得越多，越感到这种可畏的力量，像是音乐精神在温暖着我的手。”朱晓玫说。“弹奏巴赫就像是在打太极，于无形中孕育力量。”
巴赫给了朱晓玫温暖，也给了她极大的启发。在法国期间，朱晓玫在当地乐手家打扫卫生打工赚钱。就在打扫卫生的间隙，她翻看到乐手家的乐谱，第一次碰到了《哥德堡变奏曲》的曲谱。
“《哥德堡变奏曲》完全取代了我的存在。巴赫的音乐中蕴含了一个人存活下来所需要的全部力量。”朱晓玫在自传中这样写道。第一变奏曲给我勇气，第十变奏曲总让我忍不住微笑，而到了第十三变奏曲我就会跟着唱出声来，第二十四首的波兰曲风让我总想跳舞，而第十五首和第二十一首则让我沉思，剩下的变奏曲，会让我掉下眼泪。
朱晓玫对巴赫作品的理解，通过音乐感染了其他人。“聆听朱晓玫的演奏，就像是乘着一叶扁舟，荡漾在宁静深邃的湖心，在片刻安逸的享受中，《哥德堡变奏曲》开始了。”巴赫音乐专家布雷德利•雷曼说，“在她的指尖下，音乐总是令人吃惊，让人惊喜。哪怕你多次反复聆听，也会感到每一次的聆听都充满了新鲜感。她让音乐如一条河流，汩汩向前，每一刻都后浪推前浪。情绪波澜起伏，正当我们以为把握住了潮流，朱晓玫却又给我们展现出了超乎想象的新意，却绝无矫揉造作之感。”
可是，很难说这种对于音乐的热爱与领悟，对于朱晓玫来说是一种天才的恩宠，还是生活的责难。她对古典音乐的喜欢，害她的第一场演出变成了一场批斗会；在张家口下乡的时候，她沉浸在巴赫的音乐中，而没有顺应潮流排演样板戏，也让她失去了获得分配的机会；而据她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同学回忆，朱晓玫的手指先天条件并不好，特别是小指长得很短，弹八度音都很困难，这并不适合学琴，所以她要在黑白键间诠释巴赫的音乐，天生就要比别人吃更多的苦。
所幸朱晓玫所弹奏的巴赫，也为她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好运气。刚到法国的时候，朱晓玫没有固定住处。在一次家庭音乐会上，一个巴黎老太太听到了她演奏的《哥德堡变奏曲》，当即决定把自己在塞纳河边的公寓租给朱晓玫，而且租金很低。碰到来拜访的客人，朱晓玫还会半开玩笑说，这是“用一首巴赫换回来的一栋房子”。
朱晓玫说，她在巴赫中读出了禅意。青年作曲家田艺苗评论朱晓玫的巴赫演奏说，“这部变奏曲，雅俗拼贴，难得糊涂，万物融洽，直至包罗万象。在万物的灵性中领会世界大同。于是，弹奏巴赫就是修炼。”
而对朱晓玫自己来说，巴赫还代表着记忆。《哥德堡变奏曲》的第三十变奏曲最为有名，巴赫在其中嵌入了两首自己在家族聚会最爱唱的民歌，其中一首的歌词唱着：“大白菜、水萝卜，让我想要离开这儿，如果妈妈做些肉菜，我想我会留下来……”
“每一次我弹起它，我都会被它震撼。我常常想，大白菜出现在这么庄严神圣的变奏曲里干什么呢？而就在那一刻，大白菜让我想起张家口，想起在农村的劳动，每天傍晚离开时，我那个脏兮兮的篮筐里装着收获的大白菜、水萝卜。这真像是个命运的征兆。”朱晓玫说。“直到今天，每当我弹到最后一首变奏曲时，弹到这个‘大白菜和水萝卜’的旋律，我就会想起张家口，那个天空阴沉密布、山丘贫瘠荒芜的张家口。”
————她只属于音乐————
今年11月，朱晓玫将会回国，公开演奏《哥德堡变奏曲》。这次演出，主要是为了完成已故父亲的遗愿。“爸爸说，生死问题是人生最重要的问题，我要为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做宣传义演。如果我不做这件事的话，爸爸不会安心，我也永远得不到安宁。”朱晓玫说。
如果不是为了完成父亲的愿望，平日里的朱晓玫并不喜欢参与太多演出，特别是不会想回国演出。在巴黎的日子里，她每天白天一个人专心练琴，很少跟人谈起过去。她曾说，不希望人们知道被她的过去打动，因为这样人们会更感兴趣波折的历史故事，而混淆了听音乐的纯粹性，“如果人们来听一场音乐会，希望大家是为了音乐而来”。
“我希望人们在想到朱晓玫的时候，想到的不是那些关于历史的故事，而是看到她的音乐，看到她在音乐中的纯粹。”朱晓玫的经纪人张克新说。“她不属于政治，她只属于音乐。”
不过，她虽然热衷于音乐，却并不是性格孤僻的古怪人。她在巴黎有许多朋友，他们背景各不相同，大家平时喜欢聚会，聊聊音乐，或者听听她的演奏。跟他们在一起，朱晓玫爱笑，健谈，也很开朗，她只是不愿意在舞台上，将自己的故事放大。
“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不应该留下任何一丝痕迹。”朱晓玫回忆，父亲生前常劝她处事低调。“其实即便你想要留下些什么，也根本无计可施。太阳照射，冰雪消融，狂风呼啸，你的人生脚印会被它们拭去，一切都会消失地无影无踪。想想大雁，它的梦想是飞越长空，却不会在地上留下脚印。只有麻雀才会留恋在土地上，可它是飞不高的。”
现在，朱晓玫有了一个新的梦想。2006年，朱晓玫重返张家口，看到了已经与记忆中的农村完全不同的场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回国演奏这件事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我非常了解我这一代人——这迷失的一代人——大多数都只想全力以赴挣一个舒适的温饱生活。这也无可厚非，他们被剥夺了艺术教育的机会。可是他们的下一代人呢？我们能把我们的一些领悟传递给他们吗？”
她说，她想为下一代的孩子们，创办一所艺术学校，与她当年在这里结识的朋友一起，教给他们生活的甜与苦。“我所经历的历史教会我一件事，那就是，永远不要利用音乐的力量，向听众强加任何个人意志。”朱晓玫说。“我想要告诉他们，忠诚于音乐，且只忠诚于音乐。”
而她也对这些潜在的忠于音乐的人，抱有最大限度的信心。在她即将举办的第一次国内演奏会上，她的经纪人事前替所有预约订票的人垫付了门票钱，而人们会不会按照约定把钱还上，却只能靠每个人的自觉。这种基于绝对信任的模式并没有让朱晓玫担忧，而她的经纪人似乎也对结果信心满满，“我们相信会喜欢朱晓玫，热爱古典音乐，愿意来听《哥德堡变奏曲》的人，都不会是太坏的人。”
但事实上，他们也都明白，生活并不总是那样美好的一幕。就像是每个工作日的上班时间，朱晓玫坐在塞纳河畔的家里，潜心弹着钢琴，那似乎会是浪漫一幕，而现实发生的场景其实并不唯美。巴赫的音乐并没有乘着歌声的翅膀飞扬在塞纳河上，窗外是车水马龙的交通要塞，嘈杂的发动机引擎和熙攘的人声，盖过了浅吟低唱的钢琴。朱晓玫的演奏，只是喧闹生活里的一段伴奏，是藏在小阁楼里的一个沉默影子。
不过，在这个众声喧哗的嘈杂世界，朱晓玫和她的音乐，也许只属于能听得到她的那些人。
朱晓玫住在塞纳河畔的一栋小阁楼上。拜访过这里的人说，这位钢琴家怕练琴吵到邻居，每天要等别人外出工作的时间，才悄悄在家弹钢琴。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就沿着她的手指，在小小的房间里回响。
躲在音乐后面，似乎是这位65岁的钢琴演奏家最常做的事情。她几乎从不接受过采访，也从未给自己的专辑做过宣传。她喜欢一个人躲在小阁楼里弹琴，从早弹到晚。即便登台演出，她也总是把自己包裹在深黑色的衣服里，竭力想躲开舞台上的光，似乎不想被人发现，总把自己藏在音乐里。
但这并不妨碍朱晓玫成为古典音乐世界里不可忽视的钢琴演奏家，她的演奏尤以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闻名。巴赫音乐专家布雷德利•雷曼评价说，“以我二十五年来对《哥德堡变奏曲》的了解，朱晓玫的演奏和古尔德1959年在萨尔斯堡的现场录音，堪称双峰并峙。它们始终启迪着我，感动至深。在所有《哥德堡变奏曲》的钢琴录音中，佩雷亚的演奏不愧为巅峰之作，值得一切赞美，但朱晓玫的演奏让我不得不说，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不过，朱晓玫却花了很久才知道，隐匿在小阁楼里的自己也有一群隐匿在角落的知音。比如，与她同住在阁楼里的邻居们，其实早已成了喜欢她的乐迷。他们反而因为担心打搅钢琴家的练习，总是悄无声息地躲在家里，默默等待她的演奏。
————谁是朱晓玫————
旅居海外34年的朱晓玫计划今年冬天回国举办演奏会，这是颇为稀罕的一次演出。她从没有在国内出版过自己的唱片，也没有正式举办过演奏会，事实上，她生活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躲在小阁楼里埋头练琴，既不太会用手机通信，也极少上网查邮件，跟外面的世界保持着距离。这给为她筹办演出的机构带来了一个难题——如何向人解释，谁是朱晓玫？
通常情况下，定义一个钢琴家多多少少需要一些头衔或者标签，特别是对于那些不了解古典乐的人们来说，这是快速记住一个钢琴家的捷径。比如，李云迪是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历史上首位获得第一名的中国人，他因此声名鹊起；而钢琴家格伦•古尔德则从19岁开始就在世界各地举办演奏会，靠一场场成功演出赢得了名声。
但是，这些能够在现实世界给钢琴家下定义的要素，朱晓玫都没有。她1949年出生在上海，跟家人搬进北京四合院居住后，5岁开始跟母亲学习弹钢琴，后来在中央音乐学院附属小学和中学学习。原本朱晓玫也有机会在中学期间举办属于自己的第一场钢琴演奏会，可那是1963年，一场关乎思想的风波害她丢掉了这个一鸣惊人的机会。
朱晓玫当时已经准备好了第一场演奏会的节目表，有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莫扎特的第23号钢琴协奏曲和肖邦练习曲。但她被同学告发，说她爱看《安娜•卡列尼娜》，还在排练演出时跟人开玩笑，“思想被西方音乐污染了”。于是，第一场演奏会变成了第一场批斗会。她不得不当众检讨，批评自己“将艺术凌驾于革命理想之上，背叛师长的信任，令祖国失望”。
与此同时，钢琴日渐成为了她不得不在生活中隐藏的对象。为了防止红卫兵抄家的时候发现家里的钢琴，成为他们“出身不好”的把柄，朱晓玫和妈妈找来各种布罩，想要盖住这个庞然大物，假装这是一个装餐具的壁柜。掩盖不成，她只好直接在上面贴上了大字报——
“这架钢琴是剥削劳动人民血汗得来的。如果可以，我们愿意将它归还给人民。”
最后，并没有人来家里搬走钢琴，可朱晓玫却不得不离开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朱晓玫被迫中断了学习，被派到河北张家口附近的农村插队。这段经历让她几乎失去希望，她冒险从文化贫瘠的农村挣脱出来，一路搭车逃回了北京，央求母亲将钢琴——一个即便在今天看来都超乎想象的大件行李——寄到自己下乡的张家口。因为她苦涩的生活太需要钢琴陪伴。
从那以后，钢琴就成为了朱晓玫生命里一个如影子般的伴侣。为了能够更好地弹琴，她离开了被囚禁的父亲和生病的母亲，拿所有的钱换了一张飞往美国的机票，开始了漂泊的生活。她从一个朋友住处搬到另一个朋友的住处，为了生计干过各种临时工，在红灯区餐馆里端过盘子，在中餐馆里刷过碗，给邻居做过清洁工，通过打扫卫生换取练琴的机会。
即便日子这样艰辛，她还是舍得花上一个月的薪水，买一张霍洛维兹钢琴演奏会的门票。“我意识到，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弹琴的愿望越来越微弱。现在闻闻我的巴赫和贝多芬曲谱，闻到的是浓浓的酱油味儿。如果我不能停下现在这样的生活，我将永远找不到弹奏我热爱的音乐的恰当风格。”朱晓玫在自传中这样写。
终于到了四十岁，朱晓玫克服重重困难，迎来了她生命中第一场钢琴演奏会。那是在1994年的法国巴黎市立剧场，朱晓玫演奏了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那一天的剧场坐满了观众，人们开始注意到这个一直生活在巴黎角落里的大钢琴家。
但是，纵然这场演出获得了成功，朱晓玫却仍然满腹忧心。她在自传《隐秘的钢琴》中这样说：
“每当我走上舞台，总有那么一刻我在想，为什么台下的人会来听我的演奏会。我感到非常感激，但与此同时又非常矛盾，我很想把钱全都还给他们，因为我不值得他们出现。我总会忧心忡忡地想，或许他们是来批评我的，就像曾经一次又一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运动一样？那时候，只有我对音乐的信念支撑着我，让我有力量将演奏继续下去，直到最后。”
————朱晓玫的巴赫，巴赫的朱晓玫————
朱晓玫因为演奏巴赫的作品而出名。曾有人问她为什么喜欢弹巴赫，这个不拘小节的钢琴家爽朗地笑了出来：“因为冷！”
事实上，朱晓玫是在张家口下乡的时候，才开始常常弹奏巴赫曲谱。那时候，她住在农场上一间潮湿阴冷的小房间里，室内温度常常处于零度以下，以至于她管自己的屋子叫做“冰箱”。为了取暖，朱晓玫不得不常常偷一些煤块回来烧，而当母亲帮她把钢琴寄过来之后，她就发现了一个新的取暖方式——弹巴赫的《十二平均律钢琴曲集》。
“我每天在‘冰箱’里冻得骨头疼，可我想起老师说，弹巴赫的‘十二平均律’中的赋格部分，特别是比较慢的那些曲子，是让手指暖和起来的最好方法。没想到真的有效果！我弹得越多，越感到这种可畏的力量，像是音乐精神在温暖着我的手。”朱晓玫说。“弹奏巴赫就像是在打太极，于无形中孕育力量。”
巴赫给了朱晓玫温暖，也给了她极大的启发。在法国期间，朱晓玫在当地乐手家打扫卫生打工赚钱。就在打扫卫生的间隙，她翻看到乐手家的乐谱，第一次碰到了《哥德堡变奏曲》的曲谱。
“《哥德堡变奏曲》完全取代了我的存在。巴赫的音乐中蕴含了一个人存活下来所需要的全部力量。”朱晓玫在自传中这样写道。第一变奏曲给我勇气，第十变奏曲总让我忍不住微笑，而到了第十三变奏曲我就会跟着唱出声来，第二十四首的波兰曲风让我总想跳舞，而第十五首和第二十一首则让我沉思，剩下的变奏曲，会让我掉下眼泪。
朱晓玫对巴赫作品的理解，通过音乐感染了其他人。“聆听朱晓玫的演奏，就像是乘着一叶扁舟，荡漾在宁静深邃的湖心，在片刻安逸的享受中，《哥德堡变奏曲》开始了。”巴赫音乐专家布雷德利•雷曼说，“在她的指尖下，音乐总是令人吃惊，让人惊喜。哪怕你多次反复聆听，也会感到每一次的聆听都充满了新鲜感。她让音乐如一条河流，汩汩向前，每一刻都后浪推前浪。情绪波澜起伏，正当我们以为把握住了潮流，朱晓玫却又给我们展现出了超乎想象的新意，却绝无矫揉造作之感。”
可是，很难说这种对于音乐的热爱与领悟，对于朱晓玫来说是一种天才的恩宠，还是生活的责难。她对古典音乐的喜欢，害她的第一场演出变成了一场批斗会；在张家口下乡的时候，她沉浸在巴赫的音乐中，而没有顺应潮流排演样板戏，也让她失去了获得分配的机会；而据她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同学回忆，朱晓玫的手指先天条件并不好，特别是小指长得很短，弹八度音都很困难，这并不适合学琴，所以她要在黑白键间诠释巴赫的音乐，天生就要比别人吃更多的苦。
所幸朱晓玫所弹奏的巴赫，也为她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好运气。刚到法国的时候，朱晓玫没有固定住处。在一次家庭音乐会上，一个巴黎老太太听到了她演奏的《哥德堡变奏曲》，当即决定把自己在塞纳河边的公寓租给朱晓玫，而且租金很低。碰到来拜访的客人，朱晓玫还会半开玩笑说，这是“用一首巴赫换回来的一栋房子”。
朱晓玫说，她在巴赫中读出了禅意。青年作曲家田艺苗评论朱晓玫的巴赫演奏说，“这部变奏曲，雅俗拼贴，难得糊涂，万物融洽，直至包罗万象。在万物的灵性中领会世界大同。于是，弹奏巴赫就是修炼。”
而对朱晓玫自己来说，巴赫还代表着记忆。《哥德堡变奏曲》的第三十变奏曲最为有名，巴赫在其中嵌入了两首自己在家族聚会最爱唱的民歌，其中一首的歌词唱着：“大白菜、水萝卜，让我想要离开这儿，如果妈妈做些肉菜，我想我会留下来……”
“每一次我弹起它，我都会被它震撼。我常常想，大白菜出现在这么庄严神圣的变奏曲里干什么呢？而就在那一刻，大白菜让我想起张家口，想起在农村的劳动，每天傍晚离开时，我那个脏兮兮的篮筐里装着收获的大白菜、水萝卜。这真像是个命运的征兆。”朱晓玫说。“直到今天，每当我弹到最后一首变奏曲时，弹到这个‘大白菜和水萝卜’的旋律，我就会想起张家口，那个天空阴沉密布、山丘贫瘠荒芜的张家口。”
————她只属于音乐————
今年11月，朱晓玫将会回国，公开演奏《哥德堡变奏曲》。这次演出，主要是为了完成已故父亲的遗愿。“爸爸说，生死问题是人生最重要的问题，我要为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做宣传义演。如果我不做这件事的话，爸爸不会安心，我也永远得不到安宁。”朱晓玫说。
如果不是为了完成父亲的愿望，平日里的朱晓玫并不喜欢参与太多演出，特别是不会想回国演出。在巴黎的日子里，她每天白天一个人专心练琴，很少跟人谈起过去。她曾说，不希望人们知道被她的过去打动，因为这样人们会更感兴趣波折的历史故事，而混淆了听音乐的纯粹性，“如果人们来听一场音乐会，希望大家是为了音乐而来”。
“我希望人们在想到朱晓玫的时候，想到的不是那些关于历史的故事，而是看到她的音乐，看到她在音乐中的纯粹。”朱晓玫的经纪人张克新说。“她不属于政治，她只属于音乐。”
不过，她虽然热衷于音乐，却并不是性格孤僻的古怪人。她在巴黎有许多朋友，他们背景各不相同，大家平时喜欢聚会，聊聊音乐，或者听听她的演奏。跟他们在一起，朱晓玫爱笑，健谈，也很开朗，她只是不愿意在舞台上，将自己的故事放大。
“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不应该留下任何一丝痕迹。”朱晓玫回忆，父亲生前常劝她处事低调。“其实即便你想要留下些什么，也根本无计可施。太阳照射，冰雪消融，狂风呼啸，你的人生脚印会被它们拭去，一切都会消失地无影无踪。想想大雁，它的梦想是飞越长空，却不会在地上留下脚印。只有麻雀才会留恋在土地上，可它是飞不高的。”
现在，朱晓玫有了一个新的梦想。2006年，朱晓玫重返张家口，看到了已经与记忆中的农村完全不同的场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回国演奏这件事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我非常了解我这一代人——这迷失的一代人——大多数都只想全力以赴挣一个舒适的温饱生活。这也无可厚非，他们被剥夺了艺术教育的机会。可是他们的下一代人呢？我们能把我们的一些领悟传递给他们吗？”
她说，她想为下一代的孩子们，创办一所艺术学校，与她当年在这里结识的朋友一起，教给他们生活的甜与苦。“我所经历的历史教会我一件事，那就是，永远不要利用音乐的力量，向听众强加任何个人意志。”朱晓玫说。“我想要告诉他们，忠诚于音乐，且只忠诚于音乐。”
而她也对这些潜在的忠于音乐的人，抱有最大限度的信心。在她即将举办的第一次国内演奏会上，她的经纪人事前替所有预约订票的人垫付了门票钱，而人们会不会按照约定把钱还上，却只能靠每个人的自觉。这种基于绝对信任的模式并没有让朱晓玫担忧，而她的经纪人似乎也对结果信心满满，“我们相信会喜欢朱晓玫，热爱古典音乐，愿意来听《哥德堡变奏曲》的人，都不会是太坏的人。”
但事实上，他们也都明白，生活并不总是那样美好的一幕。就像是每个工作日的上班时间，朱晓玫坐在塞纳河畔的家里，潜心弹着钢琴，那似乎会是浪漫一幕，而现实发生的场景其实并不唯美。巴赫的音乐并没有乘着歌声的翅膀飞扬在塞纳河上，窗外是车水马龙的交通要塞，嘈杂的发动机引擎和熙攘的人声，盖过了浅吟低唱的钢琴。朱晓玫的演奏，只是喧闹生活里的一段伴奏，是藏在小阁楼里的一个沉默影子。
不过，在这个众声喧哗的嘈杂世界，朱晓玫和她的音乐，也许只属于能听得到她的那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