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历史学造诣如何？

钱穆和他的嫡传弟子余英时一样，从骨子里不认为自己是纯粹的历史学者，而自认为是儒者或者士。他们的作品不仅仅是为了研究历史，而是为了“文以载道”，特别是对处于剧变时代的钱穆来说，他的作品充斥着道义的伸张与批判，而不仅仅是为了史学而史学。

钱穆被批判得最多的作品是《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部作品可以说是儒者之书，而非学者之书，第一要义不是求真求实，而是求“载道”。

这些批判，在学术上来看并不是无的放矢。曾经看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后，我也觉得钱穆的水平不过如此。

史学四大家：陈寅恪、陈垣、吕思勉、钱穆。就我的阅读而言，“史学四大家”的提法应该来源于严耕望晚年的“金针度人”之作《治史答问》：

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这四个人中“南北二陈”自然没什么好说的，生前故后都是名重天下。而对于吕思勉以及钱穆，有一些人颇有些不以为然，而这种不以为然常常来源于他们流传最广的作品，例如吕思勉的“中国通史”系列，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看完之后，大家都会觉得，不过如此嘛，比我高明不了多少。

特别是对于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其中对于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似乎过于泛滥了，近乎为一切中国古代制度辩白，而很多时候这种辩白又显得过于苍白。

但是，如果真的因为这一部作品，舍钱穆而不读，就真的是错失盛宴了，钱穆的绝大多数作品，其历史意识之敏锐、史料研读之细致、思想洞察之深邃，令人神往。

例如，最近我对于钱穆的《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和《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续篇》（见《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p86-218）读了不下三遍，每次读都有新的收获与感慨。钱穆不是明史学者，但是就这两篇文章中所展现的对于元末明初思想史的观点，远超绝大多数明史学者。

这两篇文章揭示了一个观点：

明祖开国，虽曰复汉唐之旧统，光华夏之文物，后人重其为民族革命，然在当时文学从龙诸臣，意想似殊不然。或则心存鞑廷，或则意蔑新朝。 虽经明祖多方敦迫，大率怯于进而勇于退。实乏同仇敌忾之忱，更无踊跃奋迅之致，一若不得已而有浼者。

即使几十年过去了，钱穆的这个观点目前来看也是难以撼动的。不同于宫崎市定，虽然他也在文章中作出相似结论：

元明革命，与其说是一开始就有革命意识的民族革命，不如说其结果被理解为民族革命更为妥当。

但是宫崎市定更多凭借的是一种对于历史的直觉。而钱穆的这个结论则来自于他通读明初开国诸臣的文集之后，例如“刘伯温集”“宋景濂集”“高青丘集”“苏平仲集”等十多种，一篇文章一篇文章给你分析，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给你剖析，最后得出的结论。这种凝练“集部”的功夫，就像王仙芝的双拳，你看不出有什么高妙，但是就是打不过。

虽然现在的明史后起之秀张佳（葛兆光的学生）在他的《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第五章中，着重强调了元代士人的华夷之辨，但是无论是其论述的广度还是深度，离钱穆的两篇建立在十多种文集之上的文章，差距还是不小。（张佳的这部书我相当喜欢，这本书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写成，能写到这种深度实在让人佩服。但是就我的阅读体验而言，前半部分明显好于后半部分）。

在民国之后，后人多以“民族革命”看待元明易代，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只是“我们认为的历史”，而不是当时人心目中的历史。

元明易代的性质，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课题，绝大多数学者都是通过“史部”去进行分析，但是元末明初的“史部”就那么有限几本，所以说来说去也只能是车轱辘话。而对于数量众多的“集部”，却很少有人去进行系统的利用，一来是很可能吃力不讨好，二来是因为很多史学学者或者史学爱好者（例如我），古文水平并没有那么高，看看简单粗暴的“史部”还行，一旦进入文字考究、旁征博引、指在此而意在彼的“集部”领域，就很难受了。

对于元明易代在知识分子层面上的“民族革命”意义，钱穆的这两篇文章，是目前为止我看到分析得最为深入的。有些文章是为辩而辩，而钱穆的文章是无辩之辩。

但是非常有趣的是，前面我说过钱穆是有强烈的济世情怀的，在国难之时，尊王攘夷自然他的必然情绪。于是在这两篇文章中，钱穆在一本正经的分析了开国文臣对于元朝的眷恋之后，常常会不由自主的说一句：你们怎么能这样，甘心做胡人？

钱穆的史学造诣如何？相当高。

我觉得在讨论钱穆先生之前，我们应该先简单探讨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的历史是什么；第二，中国人是如何看待历史的。此处“历史”并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个抽象概念，这两个问题也无法完全分割来讨论。

从字面来看，历史就是经历过的事实，中国历史就是中国经历过的事实。我以前在一篇小文章中表述过这样一个想法：为什么在传统儒家文人的叙事中，对待神话传说的态度越来越冷淡，甚至于鄙夷，从“存而不论”发展到“不必论”，再到“不屑论”。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有高度发达的记史传统，我们在一些其他民族的神话时代已经有了文字记载的信史，这也是汉民族没有类似于《格萨尔王传》之类的长篇史诗的原因之一，《诗经》中被认为是周部族史诗的《公刘》等篇，与我国部分少数民族的史诗比起来实在短的可怜。所以很多学者说汉民族其实没有所谓的“史诗”，因为汉民族有更可靠的记史方式，无需依赖史诗。

在我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七略》中，史书被分在“六艺略”中“春秋”类。了解目录学的同学可能知道，目录学本身是带有价值判断的，也就是说不同内容在作者心中是有先后轻重的，无论是七分法，还是四部分类法，“史”的地位都在诸子和其他内容之上。因为在中国，历史著述本身也是带有价值判断的，我们常说“春秋笔法”，就是用看似客观的叙述，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同样是杀，用“诛”和“弑”意义就不同，同样是打，用“伐”和“攻”意思也不一样，而我国的史书向来保持着这样的传统。所以我们在记述前事的同时也在下结论，在做价值判断，因此史书不仅仅是告诉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事，也告诉我们前人是如何看待这些事的。

有一个大家特别熟悉的词，叫“文以载道”，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一切著述实际上从未脱离这四个字，无论作者主观上有没有这样做，但他的作品一定包含了他对某些事物的价值判断，写历史尤其如此。上古名哲大贤都讲究“述而不著”，通过注述前人的作品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而不是直接通过自己的创作来表达，典型的代表就是孔子，实际上孔子平生并没有留下著作，而全部是述作。文人的最高追求是“道”，“道”可以有各种含义，我们现在来判断一个学者的水平，应该看他有没有触及“道”的层面，又是如何触及的，方式够不够高明，程度够不够深刻。

现在可以来讨论钱穆先生了，《钱宾四先生全集》（联经版）分甲、乙、丙三编，甲编主要是经学、诸子学、思想史和学术史，乙编主要是史学，丙编主要是文化学，其中乙编内容最少。以宾四先生史学代表作《国史大纲》来论，其创作背景是山河破碎，国破家亡近在眼前，为防亡国之后国人忘记本民族之历史，而无复国之望，故作之，正如宾四先生言“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这部作品是为了保留民族独特之精神。因此现在很多人读《国史大纲》总觉得太简陋，太笼统，我大胆推测，如果不是身处那样的环境，他可能不会写这本书，就算写，也不是用这样的写法。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本身是演讲文集，是在国家仍然存在的前提下，探讨如何发展的一些思路。此类作品还有如吴晗先生的《明代的历史教训》，有读过的同学可能会感觉到，这本书无处不在的时代烙印和意识形态。 这些作品其实就是借“史”这个工具，来“述”自己的价值判断，而不是探讨历史本身。所以我很赞同 @李子寒泉 先生的说法。

因此我认为，钱穆先生平生精力其实并不在史学，而是在精神和文化，他并不是一个历史研究者，很少追求细枝末节的考证，我们今天部分学者对他的非议，是站在历史学研究者的角度，而钱穆先生所在层面更高，他追求的是“道”，历史只是他表述“道”的工具，且不是唯一工具。“历史学家”只是在他追求“道”的过程中无意间的副产品而已，他的精神更像古时的大儒圣贤，而非当代的一个专门学者。因此，如果有人批评钱穆先生水平不够高，只是因为其境界还没有到达追求述“道”的层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