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的問題：伯恩斯坦哈佛六講》：馬勒《第九號交響曲》不僅是一個偉大的問題，還深刻揭示了一個答案

文：李奧納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

如果休息期間你眞的思考過了，此時腦子裡必定會有很多尖銳的問題。首先，為什麼是馬勒？馬勒和荀白克有什麼關聯？關係大著呢！首先早在二十世紀初，馬勒曾支持並鼓勵過的一位年輕同事，就是荀白克。但他與荀白克的關聯不僅如此。

再者，為什麼稱《第九號交響曲》是馬勒最後的遺囑？為什麼不是《第十號交響曲》，那部傑出的未完成之作？還有為什麼要用馬勒來結束一場以「二十世紀危機」為題的講座？這不是走回頭路嗎？我們已經隨著貝爾格和荀白克進入了二十世紀中葉，為什麼現在又要回到命運攸關的一九〇八年？

因為，正如艾伍士同年創作的《未解的問題》，馬勒的《第九號交響曲》也是一個偉大的問題，而且它不僅是個問題，還深刻揭示了一個答案。我本來準備像往常一樣，在鋼琴上分析這部作品，深入探索導致馬勒分裂的二元性——既是作曲家又是指揮家，既是基督教徒又是猶太人，既世故又天眞，既偏於一隅又面向世界。這一切導致其音樂組合呈現出精神分裂般的動態，以及馬勒本人對於調性十分矛盾的態度。

我也設想過，通過詳細分析他對倚音的處理，來觸及調性危機的本質；通過審視其「懸而未決」的緊張感，以及他嘗試捨棄調性時那種心不甘情不願的糾結——為我們進一步解釋之後荀白克與史特拉汶斯基之間不可避免的分裂提供相應的理論。

時隔若干年後，我再次拿起總譜，充分感受到馬勒的痛苦，因為他深知自己是那一脈的最後一人，自己是偉大的交響樂之弧的最後一段。這一圓弧發端於海頓、莫札特，在他這裡終結。我還意識到，一切註定要由馬勒來總結，用他回顧德奧音樂的整個歷程，對它打上一個結。這個結絕不是漂亮的蝴蝶結，而是馬勒拿自己的神經與肉身打的可怕死結。

當我重新研究這部作品，尤其是末段樂章的時候，我比預期得到更多答案。（每每重新研究一部偉大作品時，我們總會獲得新的東西。）其中有一個最驚人、最重要的答案，它闡明了從那時到今日整個世紀的主題：我們這個世紀是死亡的世紀，馬勒正是那個用音樂作預言的先知。我想與各位談談這個答案，捨棄鋼琴或視覺輔助，用一種不同於以往的交流形式。這部《第九號交響曲》給出了重要的語義解讀，一番無限寬廣的說明，吿訴我們所謂的二十世紀危機是什麼。

為什麼說我們這個世紀是前所未有的、被死亡纏身的世紀呢？難道這樣的說法放在別的世紀就不成立嗎？比如十九世紀，曾經以如此詩意的方式關注死亡。後有華格納的《愛之死》（Liebestod），前有濟慈的《夜鶯頌》（Nightingale），那一句——「我幾乎愛上了靜謐的死亡，用無數詩意的辭藻輕呼他名……」沒錯，從詩意和象徵性的角度而言，的確如此。所有世紀，整個人類歷史，不都是掙扎求生、面對死亡的漫長歷程嗎？是的，沒錯。但此前人類從未面臨過全球性的生存危機，沒有面臨過全面的死亡與整個種族的滅絕。

並非只有馬勒洞察到這一點，還有其他偉大的先知預見了我們的掙扎，包括佛洛伊德、愛因斯坦、馬克思在內皆有過預言，甚至斯賓格勒與維根斯坦，馬爾薩斯與瑞秋．卡森。所有這些人都是現當代的以賽亞和約翰，紛紛從各自的角度做著同一番佈道：「悔改吧，末日即將到來。」詩人里爾克也說：「你必須改變你的生活。」

二十世紀從一開始就是一部糟糕的戲劇，完全是古希臘戲劇的對立面。第一幕：貪婪和虛偽導致一場種族滅絕的世界大戰，戰後的不公正與歇斯底里，繁榮、暴跌、極權主義。第二幕：貪婪和虛偽導致一場種族滅絕的世界大戰，戰後的不公正與歇斯底里，繁榮、暴跌、極權主義。第三幕：貪婪和歇斯底里……我不要再往下講了。對策是什麼呢？邏輯實證主義、存在主義，科技高速發展，飛向外太空，懷疑現實：總而言之，是一種彬彬有禮的被迫害妄想症。

近來，這些症狀同樣表現在華盛頓特區身居高位的那群人身上。對於我們個體而言，又有哪些應對方式呢？大麻、亞文化、反主流，開啓潛意識、關閉潛意識，無所事事，擠出時間賺錢。一波新的宗教運動相繼湧現：拜古魯上師、拜比爾．格雷厄姆（Bill Grahamism）。另有一波新藝術運動，比如具象詩和約翰．凱吉的靜默。這裡才緩和了，那裡又整肅了。一切皆受制於死亡天使的股掌中。

假如你在一九〇八年就知道這一切，假如你像馬勒般極度敏銳，從直覺上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麼，你會怎麼辦？你會做出預言，而其他人遵循你的道路。還有荀白克與史特拉汶斯基這兩位繼承馬勒衣缽的先知，儘管他們有著天壤之別，但都在相反的道路上奮鬥著，努力避免不幸的結局，保持音樂不斷持續地發展。實際上，本世紀所有眞正偉大的作品都誕生於絕望或抗爭，或是為逃避絕望或抗爭而建的避難所。這些音樂無一例外地被「痛苦」滲透。

想想沙特的《嘔吐》、卡繆的《異鄉人》、紀德的《偽幣製造者》；《太陽照常升起》、《魔山》、以及《浮士德》、《最後一個正直的人》，甚至《蘿莉塔》。另有畢卡索的《格爾尼卡》、基里訶、達利等人的畫作；還有艾略特的《雞尾酒會》、《大教堂謀殺案》、《四重奏四首》，奧登的《焦慮的年代》，以及他創作生涯的巓峰之作——《暫時》（For the Time Being）；還有帕斯捷爾納克（Pasternak）、聶魯達、希薇亞．普拉斯。

銀幕上的傑作電影有《甜蜜的生活》，戲劇則有《等待果陀》。當然，還有《伍采克》、《璐璐》、《摩西與亞倫》，布萊希特的《勇氣媽媽》。沒錯，還有《艾蓮娜．瑞格碧》、《生命中的一天》、《她離家出走了》。這些也是誕生於絕望中，涉及到死亡的偉大作品。所有這一切，馬勒都預見到了。這就是為什麼他拼命拒絕進入二十世紀，這個死亡的年代，信仰的終點。苦澀而諷刺的是，他確實成功避開了這個世紀——一九一一年，正當盛年的他早早離開了人世。

玄妙的是，零散的拼圖是如何連接在一起的。馬勒和他要說的話滲透在他接觸的每一樣事物裡。想想《悼亡兒之歌》（Kindertotenlieder），詩裡描述了呂克特的孩子的死，不久，馬勒自己的孩子也夭折了。而崇拜馬勒的阿班．貝爾格，把《伍采克》題獻給了馬勒的遺孀阿爾瑪，把《小提琴協奏曲》題獻給阿爾瑪年輕美麗的女兒曼儂．格羅皮烏斯（Manon Gropius），這一切都沾染了死亡的氣息。

比如，我們剛才聽到的《小提琴協奏曲》是貝爾格生前最後的作品，寫於一九三五年。那一年他去世了，享年五十歲，恰巧與馬勒去世時的年紀一樣。諸如此類的巧合還有許多，但我們不要陷入超自然的神祕主義。這些事實已經足夠說明問題了。

貝爾格年輕時碰巧聽過馬勒《第九號交響曲》的演出，他隨即給在維也納的妻子去信，稱自己剛剛聽到了有生以來最偉大的音樂，諸如此類的話。我個人強烈地感受到這種共鳴。幾年前，我在馬勒當年所在的城市維也納演出他的作品。（馬勒的作品在當地被納粹禁演多年，那是第一次重新演出。）當時，貝爾格的遺孀也在，一位光彩奪目的老太太。每次排練，她總會到場旁觀，激動與欣喜全寫在臉上。我們就此相識。她成了活生生的見證與通往舊日時光的通道，帶我回到貝爾格、荀白克以及馬勒被死亡籠罩的瓜葛中。另一個見證者是阿爾瑪．馬勒，她在紐約參加了我的馬勒慶典演出排練。我開始感覺到，自己與馬勒要傳達的資訊有了直接的聯結。

如今，我們都已經知道馬勒要說什麼，他借《第九號交響曲》傳達了想說的話語。馬勒要說的是壞消息，然而當時的世界沒心思聽。這也是馬勒死後五十年裡，其音樂一直遭到忽視的眞正原因，而不是我們通常聽到的那些理由——太長、太難、太浮華云云。他的音樂說白了就是太眞實，傳達的東西太可怕，不忍卒聽。

到底是怎樣的消息？當時的馬勒看到了什麼？他看到了三種死亡。首先，他強烈感受到自己近在眼前的死亡。（《第九號交響曲》開篇幾個小節正是在模仿他的心律不整。）其次，他預見了調性的死亡，對他而言也就意味著他所熟悉和熱愛的音樂本身的死亡。他最後的作品既是在與生命吿別，也是與音樂吿別。想想《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r Erde）最後的「吿別」（Abschied）好了。

還有備受爭議的未完成的《第十號交響曲》，這部作品向荀白克式的未來跨出了嘗試性的一步，也有很多人嘗試續寫。即便如此，對我而言，《第十號交響曲》已然是一個圓滿的樂章，又一首讓人心碎的、訴說吿別的柔板，包含太多的吿別。我確信，馬勒永遠不可能寫完整部交響曲，即使他活下來也不行。早在《第九號交響曲》裡，他就已經把要說的都說盡了。

最後，他還預見到第三種死亡，亦是最重要的一種——社會的死亡，我們浮士德式文化（Faustian culture）的死亡。

既然馬勒認識到了這一點並傳達得很淸楚，而我們自己也心知肚明，剩下的問題是，我們怎麼生存下來的呢？我們為什麼還在這裡掙扎前行？我們現在直面的是眞正終極的歧義性，即人的精神（human spirit）。這是最令人著迷的一種歧義性：正如我們每個人的成長，成熟的標誌便是學會接受死亡，但我們依然孜孜不倦地追求永生。我們可以相信萬事轉瞬即逝，甚至萬事皆空，但我們依然相信有未來。我們就是有這樣的信仰。長達三小時的《甜蜜的生活》裡演盡了最卑鄙的墮落，但我們走出電影院後，依然能夠從純粹的電影創造力中取能量，擁有一雙翅膀，讓我們能夠飛向未來。

同樣的眞實還發生在劇院裡，目睹戈多的絕望後；或者是在音樂廳裡領受《春之祭》極富挑釁的暴烈後，甚至是聽完披頭四《左輪手槍》（Revolver）裡少年苦樂參半的憤世嫉俗以後，我們仍會生出翅膀。我們一定要相信那種創造力。我肯定相信。若是不信，為何還要大費周章地做這些講座？肯定不是為了坐在這裡，公開宣吿世界末日。

我們內心，包括我的內心，一定存在某種力量驅使我們想要前行。我教書育人就是因為相信前行的力量。我與各位分享對過去的批判性感受，努力描述和評估當下，這些都隱含了對未來的堅定信心。

我希望這能夠解答前面那個問題，為什麼要用馬勒來結束一場關於荀白克的講座。因為荀白克是本世紀人類精神最偉大的代表之一，說到底，那種精神是我們唯一的希望。他代表著「歧義的人」的原型：一邊不由自主地策劃著自我毀滅，一邊飛向未來。在下一講也就是最後一講裡，我們會發現史特拉汶斯基也是如此。整個「終極歧義性」都可以在馬勒《第九交響曲》最終樂章裡聽到，作品用聲音呈現了死亡本身。矛盾的是，每次聽到它又能帶來振奮人心的力量。

當各位聆聽這段終曲時，要嘗試著去瞭解在它之前發生了些什麼：三個巨型樂章，每一樂章都是一番吿別，各不相同。⋯⋯（中略）

直到這一刻，第四樂章登場，也是最後一個樂章——那個柔板，最後的吿別。⋯⋯（中略）

就這樣，我們來到了難以置信的最後一頁。我認為，所有藝術作品都比不上這一段落讓我們更接近死亡體驗，放棄一切的體驗。這一段慢到令人髮指，馬勒在樂譜上標注了「極慢板」（Adagissimo），音樂速度術語裡最慢的一種。似乎還嫌不夠，他又寫道：「Langsam」（慢）、「ersterbend」（消退）、「zögernd」（遲疑不決）。這些似乎依然不足以指示時間幾乎靜止的效果，馬勒在最後幾小節又添加上「äußerst langsam」（極慢）。非常可怖，彷彿被施了定身術，每一縷聲音都分崩離析。

我們牢牢抓住這一縷縷聲音，在希望與屈服間徘徊不定。這千絲萬縷的聲音讓我們與生命相通，現在它們一縷接著一縷地消散了。縱使我們奮力抓住，它們還是從指縫裡消失。它們化為無形的過程中，我們不願撒手。手裡還剩兩縷，然後一縷，一縷……突然全沒了。這凝固的瞬間，僅剩下沉寂。然後，又飄來一縷，斷裂的一縷，兩縷，一縷，沒了。我們幾乎愛上了安逸的死亡。我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覺得死亡是一件奢侈的事，在夜深人靜時沒有痛苦地終結。終結之後，我們失去了一切。而馬勒的終結讓我們獲得了一切。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未解的問題：伯恩斯坦哈佛六講》，新經典文化出版

作者：李奧納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
譯者：莊加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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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一事，對我來說，是最根本的責任。從音樂獲取的知識與感受，我會全盤說出。」
——李奧納德・伯恩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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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打綠阿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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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來最偉大指揮大師、思想巨匠、古典樂首位電視明星
音樂界全能代表、致力推廣音樂教育的伯恩斯坦 × 享譽世界的哈佛諾頓講座

貝多芬、馬勒協會獎章、紐約市最高文化獎Handel Medallion
16座葛萊美獎、7座艾美獎、2座東尼獎、甘迺迪中心榮譽獎得主
義大利、以色列、墨西哥、丹麥、德國、法國授予勳章表揚

從印度拉格音樂，到莫扎特、拉威爾，再到柯普蘭、荀白格、史特拉汶斯基，
伯恩斯坦考察全世界音樂創作的語法，包括民間音樂、流行歌曲、交響曲、調式、無調式、平均律作品，
以全新的觀點主張：無論是音樂或文學作品，都可回溯至一種普世語言，那是所有藝術創作的核心。

與卡爾維諾《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艾可《悠遊小說林》、《波赫士談詩論藝》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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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古典音樂史上地位最高的指揮家、兼知名作曲家的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1971年應哈佛大學邀請，舉辦六場哈佛諾頓講座。他以美國現代作曲家艾伍士（Charles Ives）的知名無調性作品《未作回答的問題》作為這一系列講座的標題，嘗試總結當時音樂史所面臨的最大問題：音列主義和調性音樂之爭、古典音樂日後又該何去何從？

前三場講座，伯恩斯坦巧妙運用語言學家杭士基著作《語言與心智》，以語言學中的聲韻、句法，語義學，分析古典樂的聲音、結構與含義。

第四講，伯恩斯坦探討浪漫時期的音樂，其中和聲和樂曲結構更為多樣和自由。第五場講座「二十世紀的危機」概述古典樂朝向非調性發展的趨勢，這一重大變革是否將帶來危機？最後一場講座「大地之詩」聚焦史特拉汶斯基的作品，伯恩斯坦認為他已從中找到「未解的問題」可能的解答。

「音樂，是超越語言的語言，表達我們最深刻的情感與思想。」——李奧納德・伯恩斯坦
伯恩斯坦是一位魅力四射、才華橫溢的音樂家，更是美國首位躍上全球舞台的指揮家，在國際上享有巨星地位，同時是傑出的作曲家，創作出百老匯音樂劇《西城故事》、交響曲《焦慮的年代》、合唱樂曲《齊切斯特詩篇》、《岸上風雲》電影配樂等等。

這系列講座展示了伯恩斯坦廣泛的音樂興趣，讓人瞥見傳奇人物伯恩斯坦的仁慈、溫暖、智慧的光芒、精湛的演講能力和幽默感。「伯恩斯坦哈佛六講」是其職業生涯，以及調性音樂討論、大眾音樂教育的重要里程碑。

Photo Credit: 新經典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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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