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革命而革命
當22歲簡簡娥遇到24歲的潘欽信，不算是一見鍾情，是早已彼此仰慕。他們有目標一致的革命理想、由傾慕擦出感情火花，在革命道路上彼此信任與扶持。在亂世年代，兩個年輕革命家的人生軌跡，在台北淡水八里坌產生交集；他們共享愛情和國仇家恨之情。
60多年後，曾有幾次冒昧地問已是耄耊之年的革命女鬥士簡娥：「雖然您飽經風霜，但是您卻仍擁有一張慈祥的臉，童稚的心和淡定。請問，當您遇見潘欽信，您是否想過愛情和理想，哪個重要？當您們歷經逃亡不幸被捕入獄，可曾對這世界萌生一分留戀？您有過後悔嗎？」
有浪漫烏托邦左翼思想的簡娥說：「參加抗日運動的組員都是有血有肉的人，為革命而革命的激情是單純的，我們大半都是為了信仰主義獻身農民運動而走上革命之路。」18歲在高女唸書時，被台灣農民組合簡吉、陳德興讚譽「風華正茂的女子簡娥，是有革命思想的年輕女學生」，因此被他們想法子吸收加入讀書會，與農組組員一起研究「社會問題」等。
當時日本中等以上學校有「社會科學研究會」，研讀《無產者經濟學》、《共產主義ABC》等書籍，簡娥就在陳德興帶領的讀書會裡，對日本帝國主義本質和共產主義有進一步的認識。
1929年20歲的簡娥，從高雄的家出走，獨自跑到台中農民組合本部，加入農民組合成為正式組員；自此就居無定所，並隨時得注意在暗處盯梢她的日警。
1922年，15歲的潘欽信自台灣到中國廈門市南國公司做雜疫的工作，17歲的年紀再度單獨自台灣到上海大學中學部就讀；在中國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成為共產黨員。19歲回台灣參加「六‧一七」事件，21歲與謝雪紅、翁澤生等在上海成立台灣共產黨；接著就像簡娥一樣，開始過流浪、坐牢與逃亡的生涯。
在農民組合被讚賞反應靈敏的簡娥，經常被派到有「爭議」( Disputed )地方去支援當地的鬥爭，南北奔波可說是居無定所。 加入台共組織後，因被潘欽信延攬擔任中央常務委員會聯絡員，王萬得為了簡娥的安全考量，安排她住在他租的一間小屋內。
自此，成為簡娥領導與男友的潘欽信，於公於私找機會向簡娥介紹台共組織在上海的發展，並與她分享在中國所讀的書籍，如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員之一魯迅和日本河上肇的《 貧乏物語 》。
河上肇本是京都帝國大學教授，20年代轉向馬克思主義，曾因參加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一度被捕入獄；他是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先驅者。主要著作有《貧乏物語》、《唯物史觀研究》、《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等。發表多種政治經濟學著作的河上肇，對日本、中國的革命者都曾有過影響。
台灣農民組合曾介紹過《研究共產主義A.B.C.》、《經濟學入門》、《農民運動法規》、《無產者政治教程》、《唯物史論入門》等，簡娥和農組組員都分別讀過不少左翼書籍。聰明的簡娥對日本河上肇不陌生，對中國的左翼作家魯迅的認識則是來自彰化的醫生賴和。
她說：「曾經以金錢資助過農民組合、關懷社會底層百姓的賴和，有“台灣文學”之父和“台灣魯迅”之稱；他是1926加入台灣文化協會，曾經有兩次被日本政府逮捕。 」簡娥相信潘欽信和郭德金一再推崇魯迅，想必是他和賴和一樣，以文字寫出底層百姓的苦悶與辛酸。
從農民組合前輩陳德興那，聽過瞿秋白名字的簡娥曾好奇地問潘欽信，中國共產黨對台灣共黨產黨員的看法，潘欽信說：「1930年8月，瞿秋白和他的妻子楊之華奉命自莫斯科回中國後，12 月初 擔任中共中央委員，他針對“台共”存在機會主義的錯誤問題而約見翁澤生，並請翁澤生陪同他到我投宿的上海法租界霞飛路住處見我和陳德興( 台灣農民組合中常委 )。他表示是代表中共黨中央和台灣同志談論有關台灣共黨的問題。並針對台共黨員所犯的「機會主義謬誤」、缺乏積極性、活動遲遲未進展等問題提出一些改進的意見。當日密談從上午到下午，大約談了三個多小時。」
對瞿秋白敬重的潘欽信說：「瞿秋白在1924年時，曾經擔任過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主任，1928年“六大”以後，喜歡文藝的他不但是中共駐莫斯科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團長，還擔任過中國共產黨實際最高領導人。他很關心台共1931 年5 月在台北淡水舉行的台共第二次臨時大會，因此積極的參與和指導。」
和翁澤生私交不錯的潘欽信特別告訴簡娥，曾在廈門大學、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就讀的翁澤生，受教於著名中共領導人瞿秋白，也建立了共產主義的世界觀，是台灣最早宣傳社會主義者之一。
潘欽信特別向簡娥解釋，上海大學是國共合作，雖然是國民黨的于右任擔任校長，但實際上是兼任社會系主任的瞿秋白和另一位中共黨員鄧中夏負責運作。
與瞿秋白見面後的一星期，共產國際東方局的人在翁澤生陪同下接見潘欽信和陳德興。他們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瞿秋白所提出的「台共應該加速召開臨時黨員大會」，「台灣無產階級革命工作可以向前邁進 」完全同意。
潘欽信應允回到台灣後，將會積極開始工作，把黨引導在「布爾什維克」的正義路線上、召開臨時黨員大會、確立政治方針和加強指導幹部等。
讀透共產主義書籍的簡娥知道「布爾什維克」是多數派之意，也是列寧創立的俄國無產階級政黨。她認識謝雪紅也聽王萬得（ 台灣共產黨組織代表）提及有關謝雪紅不接受翁澤生、陳德興與潘欽信所提議的有關「黨的改革與檢討」等事項。
曾與王萬得、簡娥、蘇新、潘欽信等出席1931年 5月 25日、 26日在台北市大安區台北工業學校後面張宅召開的「北部黨員大會」的郭德金說「潘欽信認為黨既然陷入極端機會主義錯誤，那就必須清算錯誤；根據國際共產黨的指示，就應當照黨的方針實施。因此當日向臨時大會提出議案，開除謝雪紅、楊克培、楊克煌、林木順等舊中央的黨員（改革同盟稱其為國際書局派）。」
但郭德金曾多次婉惜地說：「革命往往是悲劇居多，當王萬得、蘇新、潘欽信被選為中央常任委員，並成為改革派的代表，取代謝雪紅的地位，成為台共領導人物後，也種下了謝潘之間的恩怨，導致潘欽信日後自台灣逃往中國後的革命悲劇的主因…」
加入台灣共產黨
簡娥說「台灣共產黨」是一個嚴密的秘密組織，不是人人可以隨便入黨的。該黨有一雙銳利的眼睛，沒有相當的表現是不會被吸收入黨，要想加入台共組織，必須是在活動中有相當能力的表現。入黨前要先被觀察一段時間，通常是六個月的觀察期。一旦入了黨，就必服從黨的信念。」
由於共產黨是秘密組織，黨員是縱向聯繫，一般人是不會隨便問「XXX是不是共產黨員？」簡娥曾舉例說「當時有人曾懷疑文協的王敏川和農組陳崑崙是共產黨員，但在那個時候並沒有人去問此事。」
至於當時農民組合有多少共產黨員，簡娥不是很清楚，但她判斷不會是很多人，她說：「早期大概有陳德興、趙港、顏石吉。簡吉和楊克培及楊春松則試著和謝雪紅接觸。」
與謝雪紅曾因在農組的工作而有接觸的簡娥說；「謝雪紅在1928年和林日萬、莊春火在台灣成立台灣共產黨島內中央指導機關。她為了吸收更多的幹部成為台共黨員，極力向台灣農民組合與台灣文化協會靠攏。」
簡娥在農組讀書會讀過不少與共產主義有關的書籍，她引以為傲的是讀完三、四本巨冊的《資本論」，左翼書籍對她參加社會運動影響深遠。
1930年11月簡娥受到農民組合顏石吉的勸誘加入台灣共產黨，在農組讀書會積極研讀左翼思想的書與信仰，深獲台灣共產黨員謝雪紅、陳德興、趙港與顏石吉等人的肯定。後來又從潘欽信那瞭解「共產黨員要為黨效忠。要學會獨立做事。」
從潘欽信與郭德金、蕭來福的分別敘述，她大略知道，台共黨員大多數是在上海大學就讀，或留學日本的知識份子。像自日本回台的蘇新和蕭來福，都是留日的共產黨員，和潘欽信相互來往並有密切的合作。
潘欽信對簡娥說：「我們台灣人是漢人–中國人。參加革命運動就是為了脫離日本的帝國主義的統治，使用我們自己的語言與文化。台共三大主張就是『台灣民族』、『台灣革命』、『台灣獨立』。」
年紀輕輕就獨闖中國，在廈門做事、在上海大學讀書的潘欽信，在台灣或廈門說台語、日語，到了上海則說國語及上海話；簡娥很佩服潘欽信的聰明與才氣。不會說漢語的簡娥，聽潘欽信談廈門、福建與瞿秋白等人事物，不禁對遙遠的中國產生嚮往。
她和潘欽信談戀愛，就像其他的革命同志，不經由地常常討論政治，分享彼此觀點增進了解，重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革命立場。
因特殊工作身分和背負重任，他們十分低調。就像其他左翼思想革命份子，為了替工人階級、農民和其他被壓迫的工人團體爭取公平權益，而餐與示威遊行、罷工等等暴力抗議行動，隨時都將會有面對入獄或生死選擇。但他們仍然堅持義無反顧地往前行走。 帶著革命家些許浪漫的他們，心是自由的，苦難卻如影隨形…。
他們是有血有肉，有愛也有情的凡人，但因參與社會運動之路是條崎嶇不平的革命道路；白天談與敵對抗的秘密工作、開會與和各地同志聯絡，直到夜深人靜，入睡之前，都還得細心察尋四周是否有日警或嫌疑人士。 他們對彼此的牽掛與愛，是隱藏在生活的點滴裡。
台灣人社會運動的大本營
大概1920年開始，日據時代不少台北本地人喜歡住繁華摩登的大稻埕，如王萬得、蔣渭水、翁澤生、林木土(銀行家 )等。當時大稻埕有情侶喜歡去約會的新潮「咖啡店 」、電影院、 及城隍廟，蔣渭水的醫院及「台灣文化協會」；可說是文青聚會地。
出生淡水的潘欽信，對大稻埕並不陌生；因為他家在大稻埕經營南北貨生意。潘欽信告訴簡娥「大稻埕的下奎府町、蓬萊町等地，是我們知識青年喜歡群聚的地方。太平町曾是臺灣人的書街，有台灣人第一家「珈琲店」，也是我們社會運動的大本營。」
根據台共詹以昌的敘述，1923年 (大正12年7月30日) 在上海大學就讀的翁澤生等學生，在台北太平公學校(台北市大同區太平國民小學) 同學會宣布成立青年會。並於太平公學校創校25周年紀念會上，翁澤生與廈門集美中學的同學洪朝宗、鄭石蛋等人，演說時用母語臺灣話強調同學會應獲得自治權等事，主張「臺灣人是漢民族」、「臺灣人要講漢語」，引起會場騷動，被稱為「太平公學校事件」。
王萬得，和高兩貴、白成枝等人都是同學，太平公學校畢業之後，被他父親翁瑟士送往廈門就讀集美中學，因此與文化協會有接觸，當日他以校友身分演講，因主張「臺灣人是漢民族」、「臺灣人要講漢語」，引起會場騷動與日本警察衝突，而被拘禁兩個月。
簡娥稱該事件是一個學運的開端，但影響深遠，就像1990年3月的野百合學運。
潘欽信從上海被翁澤生派回台灣，目的是重新整頓台灣共產黨組織，鼓勵黨員積極參與活動。簡娥在八里坌對王萬得和潘欽信，陳崑崙、陳德興在1926年參加「無產青年」的經由，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1926年的五一勞動節，郭德金稱「臺灣文化協會在臺北港町舉辦文化講座，慶祝“五一 ”勞動節，也是臺灣有史以來首次大規模慶祝五一舉辦大型演講活動，並開放給所有市民參加。」
翁澤生、洪朝宗等青年學生聚集在蔣渭水、連溫卿、王敏川等社會主義者的周圍，陸續成立臺北青年讀書會、臺北青年體育會，大多以「臺北無產青年」的名義發動反政府運動，宣傳社會主義思想。
早年參加台灣文化協會社會運動的潘欽信和翁澤生是文協左派的「上大派」( 是指自台灣到上海大學留學，被中國共產黨吸收成為中共， 後來又再加入台共的知識份子，最重要的人物代表就是翁澤生和潘欽信。 )
當年左翼知識分子與台灣文化協會的林獻堂、蔡培火等右翼領導者，都在臺灣文化協會，但卻是各做自己的活動。在詹以昌的記憶裡，潘欽信是為人剛毅爽快、精明能幹的好同志，1926年 1月 20日，台灣文化協會右派所熱衷的「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經過千挑萬選之後，所指派的請願代表是蔡培火、陳逢源，並為他們即將到東京而舉辦餞別宴會。
當時在現場的「台北無產青年」代表潘欽信和王萬得，毅然決然站起來發表演說，毫不客氣直言「他們的行為是對統治者的“磕頭乞憐”，根本是無恥的行為。」雙方就在公開的場合大膽表達激烈言論。
郭德金說過：「又名黃仲川的潘欽信認識翁澤生後，受其影響而接觸馬克斯主義，1926 年他利用暑假自上海回台灣，參加“台北無產青年”舉行的“六‧一七始政紀念日”，在該場的政治演說活動上，潘欽信和王萬得、洪朝宗、高兩貴等無產青年積極份子，在台下的三四百聽眾前大肆抨擊台灣日本總督府的帝國主義統治。」
郭德金針對「六‧一七始政紀念日」做了一番詳細說明「1895年至1945年日本佔據台灣期間，每年的6月17日都會在台灣舉行盛大儀式，以宣示日本統治台灣的起始，稱『始政紀念日』。」
在日文裡「始」即「恥」，因此被反日革命份子稱為是「恥政紀念日」。
19歲是青春邁入成熟的年紀， 也是美好的年華。但是潘欽信和簡娥卻分別為了追求社會的平等，堅信只有通過革命或改革才能實現他們理想的社會主義；他們對權威的體制是抱持懷疑態度。
1926年（昭和元年），19歲的潘欽信為了「六一七事件」和同志高兩貴、王萬得等遭到逮捕入獄，但是這五位5名被羈押的無產青年，被日警關在北署拘置所時，遇見比他們晚送進牢房的連溫卿、鄭明祿兩人，不但在檻內招呼，拍手歡迎，並還和唱「籠中鳥」及「枯芒 ( 幹芒 )」，將本來寂寞棲冷的囚牢，變成像是一個歌舞場所。
來自南部農民運動組合、曾經被日警盯梢追捕入獄的簡娥，聽潘欽信娓娓道來自15歲到福建、到上海，19歲自上海到台灣的心路歷程，她遙望淡水、觀音山及淡水河邊的渡船；不知何時可以和愛人欽信，像為了參加革命而嘗試各種到中國的路徑的台灣青年，通過海路，從台灣搭船抵達福建沿海的港口城市，然後再進入內陸或北上到廣東、上海等大城市。（待續）
＊作者為作家，海外女作家協會永久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