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乃苏轼写给王定国侍人即小妾的一首《定风波》，同是患难之人，同遭贬谪之变，世态炎凉，马高蹬低，岂是一言能尽？这首《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实实让人感动，铮铮铁汉亦有泪。

　　读苏轼词，酣畅淋漓，热血男儿，奔放不羁，有“大江东去”之豪迈，有“前后赤壁”之壮赋，有“回首向来”之狂傲，有醉不啸，不吐不快。

　　苏轼见患难之友王定国，该有多少千言万语？苏轼当年因“乌台诗案”被从湖州太守任上五花大绑拖至乌台，遭受一百三十八天的苦牢大狱。但最使苏轼心疚的是，因“乌台诗案”无辜株连那么多好友，其中最倒霉，被株连最惨的正是王定国。王定国世家为官，钟鸣鼎食人家，与苏轼好友，无所不至，“乌台诗案”，晴天霹雳，抄家贬官，发配劳改。王定国是“乌台诗案”中处罚最重的官员，一贬到底，且被发配到当时最边远、最艰苦的岭南荒僻之地宾州。苏轼对此十分内疚，多次愧然久矣，认为自己之罪，累及定国受冤。

　　待两人再相见，何堪之言？唯有尽酒一醉。席间，一直跟随王定国流放患难的小妾，即寓娘也称柔奴，上前敬酒，苏轼无以感言，方有：“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别问苦不苦，别问难不难，只要能和王定国在一起，再苦再难也心甘。“此心安处是吾乡。”心甘情愿，这一句曾感动过多少有情人？

　　寓娘之所以感动苏轼至深，一是苏轼亦是“逆行人”，深受其苦，深受其难；二是寓娘并非王定国之妻之妾，实际上是王府中的歌伎，在那种政治迫害高压之下，王家已近“家破人亡”，妻妾自顾四散，独独有寓娘相随，甘愿随之赴难，谁知苦海可有岸乎？寓娘毅然决然地选择，只求吾心安处，赢得苏轼崇敬，惺惺相惜。当时的宋朝但凡官宦人家，皆有歌女相惜。苏轼为官时亦然，亦未能超俗，这是历史。苏轼在西湖为官时，结识了一位少女，虽家境贫寒，沦为西湖歌女，但天生丽质，聪颖灵慧，能歌善舞。秦观见过，其言：“美如春园，目似晨曦。”此女王朝云。

　　苏轼有一首千古有名的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是他在第一任妻子去世十年后的一个夜晚相梦而见，悲情难禁，思绪难断，“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公元一○九三年，苏轼第二任妻子病逝，他悲恸万分，又写下祭文，“泪尽目乾”，“唯有同穴”。后苏轼六十六岁死后，便与其第二任妻子同穴安葬。

　　苏轼欣赏王朝云的气质和才气，互相的爱慕，产生的爱情，苏轼作诗示情示爱：“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后正是苏轼为王朝云赎身。经“乌台诗案”之变，家境败落，免官去职，先是锒铛入狱，继而遭贬谪放逐，朝为堂上吏，夕作阶下囚，相随相从皆作鸟兽散，唯有朝云始终相随。布衣荆钗，相依为命，不捨不离，无怨无悔，这就是王朝云。让人敬佩。王朝云在苏轼最苦闷、最艰难、最彷徨时和他谈诗词，谈禅道，谈天之高，云之淡，风之轻，水之鸣。王朝云可称得上是苏轼最贴己的知音。他写的一首《蝶恋花．春雨》，“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每吟此词，王朝云都会潸然泪下，有时会泣不成声。

　　一千多年前的岭南惠州太荒蛮了，生活极其艰苦不言，且瘟疫常肆，无医无药。苏轼有一句最荒诞的“反诗”且流传甚广，“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如此是寻死，天下有日啖三百颗荔枝乎？死在岭南，长作岭南魂矣。王朝云本体弱多病，强支病体相随于苏轼，苏轼为此事内疚甚深，曾有诗“兹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弦外之意，君不负我，我负君耳。纵观苏轼一生，苏子瞻负过谁？唯王朝云是子瞻有负之人。才三十四岁的王朝云因病死于惠州，这对苏轼的打击太大了，那年他已六十一岁。王朝云死后，苏轼专为其作了追念的佛事，又为她修了追念亭，楹联是苏轼亲题：“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五年后，六十六岁的苏轼去世。“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