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顯龍卸任|「富三代」新加坡:黃循財的繼承人考驗

「富三代」新加坡:黃循財的繼承人考驗

撰文:羅保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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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起,黃循財正式走馬上任, 由李顯龍手上接過新加坡總理一職。新加坡被視為當今世上最成功的國家之一,稱得上是長治久安,多數國民希望「以不變應萬變」,希望新總理延續過去數十年的穩定繁榮。「創業難守業更難」,有新加坡學者提醒,新總理的工作就有如「富三代」困難。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加坡學者、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前副院長(學術事務)陳思賢(Kenneth Paul Tan)接受香港01訪問指出,新加坡在國際關係和對外政策預料不會有太大的轉變。然而,國家一直以來的成功有機會構成挑戰。他表示,新加坡被認為是這個時代最成功的國家之一,許多人覺得可以從新加坡的經驗中學習,甚至視之為「新加坡模式」。

陳思賢說:「我經常認為如此成功可能是一種詛咒(curse),因為你會變得非常依戀這種成功模式,變得不太願意甚至沒有勇氣嘗試新事物。」

新加坡向來被認為是這個時代最成功的國家之一,許多人覺得可以從新加坡的經驗中學習,甚至視之為「新加坡模式」。(羅保熙攝)

他認為,也許新加坡今天正面臨這種情況。 該國在過去的政策和策略中變得根深蒂固,「這些政策和策略在過去的確非常有效,但考慮到我們所處的某些情況,以及我們可以預見在不久的將來情況的變化,我想許多人都會同意如果要有改變,就不能再是『小修小補』,一些更加徹底的改變可能是必要的。」尤其是,該國近期開始有聲音質疑國家是否有足夠的制衡機制,來確保高水準的廉潔、反腐敗得以維持和管理。

問題是,現在的新加坡政府可能沒有這樣做的心態。他解釋:「這出於多種原因,部分是因為我們過去取得非常顯著的成就,誰會有勇氣走出來說我們需要嘗試一些新事物?」他還指,新加坡領導人拿取的薪金冠絕全球,故犯錯的風險成本也更高。向領導人提供豐厚的報酬,因此可能阻礙該國在新時代做出所需的根本性變革。

陳思賢教授坦言,成功可能是一種詛咒,因會容易變得非常依戀這種成功模式。(羅保熙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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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思賢亦提及新加坡人面臨生活成本上脹的壓力,

不少新加坡人今天的生活看起來越來越艱難,工作時間很長,睡眠時間短,壓力很大甚至筋疲力盡,工資卻不一定很高,但生活成本很高,然後社會似乎越來越擁擠,隨着越來越多的外國人來到,這可能會為人民的不滿創造條件。
部份新加坡人今天的生活十分艱難,工時長,睡眠時間短且壓力山大,惟工資卻不一定很高,但生活成本很高。(羅保熙攝)

「沒有換屆,只是行政部門的更迭」

新加坡紅點同心黨(Red Dot United)主席符明俊博士 (David Foo)則直言:「我不會形容為政府換屆,而更像是同一個政府內行政部門的更迭。因此,當局的執政理念沒有改變,其管治哲學仍非常相似,可說是同一群人。」他認為,這對政府來說將是一個挑戰,因過去的某些假設將會發生巨大的變化,執政黨將可能面對實施迫不得已的計畫所帶來的挑戰。

此外,他又指從吳作棟到李顯龍的過渡期間,包括嚴崇濤(Ngiam Tong Dow)等一些資深公務員已在抱怨指,新加坡官僚機構最大的危險是在「自動駕駛」(flying on autopilot),而事實上他至今同樣認為事實如此。

符明俊博士指出,新加坡官僚機構最大的危險是在「自動駕駛」。(受訪者提供)

大選將是第一關

事實上,新加坡第四代接班的過程,經已先後受到新冠疫情、原定人選王瑞杰請辭影響,較李顯龍原訂時間推遲了約兩年才完成。而新總理面臨的國際政治局勢不僅相當動盪,並充滿不確定性,對新加坡拒絕選邊站的外交策略加諸不少壓力。有分析認為,當前局勢的挑戰之大,或許只有建國初期的1960年代可比擬。當時新加坡面臨着美蘇冷戰及核武危機,當地勞動技能水準也比今天低落許多。

此外,向來以清廉著稱的新加坡,近年亦陷入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政治危機之一。去年8月,外交部長維文(Vivian Balakrishnan)、內政部長尚穆根(K Shanmugam)的黑白洋房風波落幕不久,又爆出交通部長易華仁(S Iswaran)涉及貪污調查,時任國會議長陳川仁又因婚外情自請辭職,連串事件或有機會動搖選民對執政黨的信心。如何維持人民行動黨多年來堅守的高標準品格和操守,成為黃循財的當務之急。

黃循財(左二)的「蜜月期」無可避免將不會太長。他上任後最急迫的議程便是下屆大選。(Reuters)

事實上,黃循財的「蜜月期」無可避免將不會太長。他上任後最急迫的議程便是下屆大選,有新加坡政治分析師認為,大選最早或在9月進行,最遲也是在明年。他能否在短時間內凝聚國內民意,在李顯龍多年來的政治影響力之後走出一條新路,是外界關注所在。

值得留意的是,不論是黃循財本人以至新一代的新加坡選民,大多是在國家獨立之後出生的,對人民行動黨(PAP)帶領國家從風雨飄搖的第三世界,邁向高度發展的第一世界的非凡經歷沒有太多共鳴。而黃循財僅憑疫情一仗,能否鞏固該黨在國民心中的地位亦是問號。

陳思賢重申,李顯龍當初延遲交棒,多少反映出某種程度的不確定性,符合了普遍新加坡人對當前一代領導人並不是百份百肯定的觀點。他指,許多人認為第一代創富賺錢、第二代擴大或至少維持着財富,然後第三代許多時就無法保留得了,覺得後代是不太可靠的結構。他說:「因此,我不會羨慕下一任總理,他將面對是一項非常困難的工作,讓選民相信他能延續國家成功的故事,一個新加坡取得非凡成功並適應當今時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