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无处栖息且无以归去的流民乡愁

与其说当下的都市街道处处被社畜的哀怨、自嘲所侵袭，倒不如将这种声音归于一种外籍漂泊流民的低吟呢喃。

剧集方面，从《上海女子图鉴》《三十而已》再到《我在他乡挺好的》，他乡的上流中产精英视角逐渐被一种底层的“类流民”思维所取代。而在这部新锐导演张帆执导的电影《苍山》中，异乡（都市）的流民气息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呈现，甚至是一种“超表达”。而这种“超表达”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异乡与故土的双向嫁接，尽管这种嫁接在主人公的心中仍不失为一种错过的、游离的、融入不了且归去无期的彷徨。

01·融入不了的异乡，一地鸡毛

从历史角度来说，“流民”的出现跟其经济政策的调整、生产模式的转变、自然环境的影响有关联。以乡为生活根据地的农迫于生计压力，不得不向城镇进发。而在此期间，水涨船高的消费水平与固定（甚至是日益稀少）的收入成反比。

中国城镇化发展不仅带来那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悠远幻梦，更带来一种贫富差距下的必然生存困境，那就是精神中产幻梦破碎后的群体在钢铁丛林中过着饱一顿饥一顿的流民生活。

他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乞丐，却又是现代化进程中无以适应都市快速发展节奏的乞讨者（底层劳力以及工薪“社畜”阶层）。都市不会以身份认同（房子、车子、票子）使其得到一种归属感（给他们一个安稳的巢穴），他们不过是租赁社会下的彷徨者，彷徨于消费主义的陷阱之外（买不起罢了）。

《苍山》里的主人公是一位来自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的母亲，故土的一地鸡毛让她不得不背井离乡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发展。

尽管做着家政保洁的工作，但她的生活是有盼头的。关乎过去，她极力割舍（逃离）：与丈夫分居，与记不清事的母亲保持距离，由此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同时，关乎未来，她又充满希望：儿子（下一代）是他的希望，而她也在用上海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供养着儿子的音乐“天赋”。

电影开场，生活流镜头语言下满是希望。母亲的手试图触及远处初升的太阳，甚至还用手机将其记录下来。生活中的美好总是那么不经意，轻飘飘地在异地上空盘旋。然而异地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家乡才会有的一地鸡毛在异地则变成了一种生活琐碎。

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姥姥，其赡养问题成了母亲姐妹三人绕不开的坎儿。

《苍山》并没有采取一种家庭伦理剧常见的戏剧性表达来呈现这一矛盾，而是以生活的平淡“遮掩”/淡化了一场场暗暗的矛盾冲突：另两个姐妹会说漂亮话，一开始让小妹回家，为的是让她照顾老人；小妹不愿将姥姥送到养老院，于是将其带到上海，一番周转再度回到故土，小妹决定不再离开，这下另两个姐妹慌了，抢着赡养老人。这些行为背后，还是为了争夺姥姥的房产。

除此之外，叛逆的儿子也是母亲的一块心病。

于母亲而言，对待孩子的态度较为矛盾：一方面，他的自主性表现在主观情爱行为上，即早恋；另一方面，这种自主性又是有限的，即结尾母亲带着姥姥准备回老家时，看似很有主意的儿子居然问母亲“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一个人在上海该怎么办？”这样的话。（这句话也巧妙地暗示了母亲与乡之间的关系，不过是后话，暂且不表）

“甩不掉”的老人，以及放不下（也是不能放手）的孩子，成了母亲关乎故土的“拖油瓶”。

那么，异乡上海是否准备好接纳母亲了呢？显然没有。这里，影像是冷峻的，带着一丝申城冬日的湿冷。

无论是桥上读书的少年，还是桥头拍照的二次元少女，甚至是公园练太极的老人，每个人在这都是游移的，与现代化的魔都的调子格格不入。同时，母亲在看这些人时，也表现出一种冷眼旁观的感觉，她想理解，但却理解不了，总是虚焦或失焦。

不过拍日出时的她，非常笃定。然而在画家出现后，这种“看”的权力也被剥夺了。

只有作为主体的人，才有看的权利，相反，客体在某种程度上成了那个被看的人。如果说，以手机为眼记录生活的母亲是活生生的主体，享受一丝“我是这都市主人”的错觉的话，那么当画家不经她同意将其作品展示出来时，母亲从“看”风景、捕捉风景的人变成了“被看”、被中产上流消费的客体。那一刻，她显然是失落的。

“人在哪儿，哪儿就是家。”这是流民文化的典型表述，而它的悖论恰恰源自一个“自大”的误解，那就是都市并没有准备好来接纳这么多外来的人口，它需要的仅仅是参与（建设），而非融入（主体）。更讽刺的是，乱哄哄的当下“移民”闹剧，其表演者（从乡土走向都市的人）也并没有很想留在都市（物质上的不允许，以及精神上的并不想）。

前半部分，导演张帆将乡土情结与女性视角相结合，创作了一部聚焦漂泊流民的女性电影。母亲、姥姥两代女性的挣扎与救赎，山东故乡与上海异乡两种地域环境的切换，漂泊者与归乡者双重心绪的交织，使《苍山》易在流民群体中产生情感共鸣。

十里洋场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他乡终究不是故土，无依无靠的人只能拼尽全力，挣扎在都市丛林，漂泊、迷惘成了他们挥之不去的心结。同时，若即若离的家乡，又成了每个异乡漂泊者绕不开的痛。

02·归去无期的故土，迎风独立

有一组镜头是这样的——当姥姥被母亲接到上海来，姥姥并没有认出放学回家的外孙。

你可以将此看成是闯入大都市的姥姥越发记忆不清，而从姥姥的视角来看，认不出“闯入者”外孙的姥姥，亦是对“故”乡认不出“新”人的象征性呈现。

为了生计，人们离开故土；但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故乡也会有所变化，甚至变得连离开家乡的游子都不认识了。这种双向的背离，是这个时代的悲哀。

象征山东乡土的蒜在上海的培养皿里变成了一个形似水仙的物种，暗示一种融入。但大蒜终究是大蒜，落叶定得归根。漂泊者漂泊久了，必然会怀念自己的家乡。

然而在旁人看来既矫情（想回家的话，回去不就好了）又无奈的是，游子对家的定义并非物理上的理解，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向往。

在《怀旧的未来》一书中，作者博伊姆将怀乡定义为一种精神上的怀旧。怀乡者并非物理意义上离开家乡后试图回到故土，而是在二战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后被迫的离（让·埃默里称其为“流放”），而这也构成了后现代怀乡语境下的总特质——怀念那个精神上的、早已消逝的故国。

按生活中的理解就是，你并非想回到那个破败不堪的农村，而是那个精神上承载着你童年记忆的乡土时光（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房屋，还有儿时特定时间段的玩伴），即现代都市者口中的田园生活。

所以，“怀乡”的重点不在于物质的“乡”，而在于精神层面“怀”的过程。这也就解释了结尾母亲的困顿：当苍山县改名为兰陵县，母亲关于故乡的一切仿佛都不复存在了。那种怅然若失的感觉非常微妙。

姥姥已经不在了，此前一直粘着她的丈夫也去开大车了，儿子远在上海，情感方面无依无靠。可这还不算完，现在连故乡的名字也都改了。

都市他乡不是真正的乡，而家乡的一切又早已“物是人非事事休”了。

其实，片中的乡多承载着一种孤寂的情感表达。不仅仅是回到故乡的母亲立于楼头，倍感孤独，身处上海弄堂的老阿姨何尝也不感到孤独呢？过年，姥姥、母亲、儿子三个人挤在上海的出租房里，可他们还能包个饺子，有家人的陪伴，而弄堂老阿姨却只能一个人过年，在现代化上海滩的映衬下，突显出一种既疏远又亲近的情感状态。

*结语：

当你想走出浪浪山时，或许你我的心中都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无论如何家都会是家，而且家永远都会在那。可当漂泊半生，再度回到故土，不仅仅物是人非，或许连家这一概念都不再留存。城镇化消散了太多，而更讽刺的是时间，一种“乡”不我待的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