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质量的影响—以长江经济带为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政治版图在悄然变化，科技革命的力量在蓬勃生长，厚积薄发的“中国崛起”也让中国在国际经贸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以此作为背景，我国的形成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为了让中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形成新的优势，通过科技进步与应用，推动我国制造业产业升级以此来提高出口产品质量，促进经济与贸易在高水平的标准下稳定发展[1]。

首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 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互联网早已设计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贸易与经济领域的发展催生出了“数字经济”。数字经济作为新兴产业，直接或间接的利用大数据来引导资源完成快速配置和发挥作用，通过这些来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2023年2月，国务院发布《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数字中国建设的目标是以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等手段，推动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其中，构建数字经济体系和数字社会体系是政策措施的重点内容。随着数字化转型进程的加速推进，数字经济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据《“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回顾“十三五”规划成就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达到7.8%，数字经济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具体来看，截至2023年3月底，我国中央及各地政府已相继发布多部数字经济相关政策，“数字政府”、“促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乡村”、“数据安全”等关键词成为政策重点[2]。

其次，自从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制造业以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优质的原材料等优势在国际市场上拼搏了自己的竞争力，制造业无论是在在对外贸易还是在国内自身的市场上都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制造业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中都占有重要份额，更是体现出了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08年以后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制造中心，但由于中国当时的制造业科技发展不足，制造业产品处于价值链的中下游，因技术含量低导致附加值不高。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物质文化的需求也在上涨。中国的制造业发展道路亟需完成从“量”到“质”的转变，从追求规模效应转向质量效应已是大势所趋。随着《关于加快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重磅发布，预示着至2027年，我国制造业将实现质的飞跃，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新发展模式将在传统制造业中蔚然成风，不仅稳固全球产业链地位，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和影响力[3]。

此外，随着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央重点实施的“三大战略”地区之一，具有极高的技术革新和经济发展潜力。据统计，2023年，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持续恢复向好，上下游地区经济实现较快增长，中游地区经济增长平稳。长江经济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5.98万亿元，占全国的46.5%，人口占比为43.1%，在全国经济中发挥着中枢和协调功能，对地区经济起着带动和拓展作用。此外，电子设备以及通讯工具等产业占我国GDP的比重也已过半，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在这片区域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4]。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研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品出口质量水平的影响及相关效应，通过研究结果为其他地区进行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相融合提供参考方案。

1.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填补理论研究空白：当前学界对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独立研究颇丰，但尚缺乏将二者关联起来，深入探讨数字经济如何具体推动制造业产品出口质量提升的系统性研究。本研究致力于填补这一理论空白，通过聚焦长江经济带这一特定区域，将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出口质量的互动关系置于实际场景中进行深度剖析，从而丰富和完善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理论框架。

构建数字经济与出口质量关联指标体系：本文创新性地构建了一套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并将其与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这一关键指标相联结。该体系的创建不仅为定量衡量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质量的影响提供了科学依据，而且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质量提升的具体路径和机制，为后续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和分析工具。

深化出口质量提升理论：针对数字经济环境下制造业出口质量提升的复杂动态过程，本文通过对长江经济带的实证分析，以微观视角揭示了数字经济如何通过多种效应（如成本节约、技术进步、生产优化等）促进制造业产品出口质量提升，从而对现有出口质量理论做出了有益补充，为理解数字经济背景下制造业出口质量演进规律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2.实践意义

指导产业政策制定与调整：研究结果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详实的实证依据，揭示了数字经济在提升制造业出口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方面的作用机制与效果，有助于政策制定者精准施策，制定出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特征、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政策，尤其是在促进数字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产品质量等方面提供决策支持。

推动长江经济带制造业转型升级：针对长江经济带这一特定区域，研究揭示了数字经济对该地区制造业出口质量提升的具体影响和路径，为地方政府和企业提供了针对性强的实践策略。研究成果有助于引导长江经济带企业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优化生产流程、降低成本、提升产品质量，进而提升整个区域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与启示：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前沿地带，其实践经验对其他地区具有重要的示范价值。本研究提炼出的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出口质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影响机制，可为全国其他地区乃至全球类似经济体在推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方面提供有益参考和实践指导。

响应国家战略需求：在全球贸易格局深刻变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本研究契合我国建设制造强国、贸易强国、数字中国的战略目标，通过揭示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质量的提升作用，为我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抢占先机、塑造竞争优势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对于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稳固地位、提升国际话语权具有现实意义。

1.3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本文可能的创新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独特研究视角：相较于现有研究普遍关注数字经济对国家或省级层面制造业出口质量的影响，本文独辟蹊径，选择以长江经济带这一特定区域为研究对象，从更微观的地域视角深入剖析数字经济如何推动制造业产品出口质量的提升。这一视角创新有助于揭示区域特色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质量的交互作用，为理解和制定区域产业政策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理论依据。

第二，聚焦制造业与数字经济融合：多数研究侧重于探讨数字经济与国家或区域整体经济发展的关联，而本文则专注于制造业这一特定行业，细致梳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品出口质量的具体影响途径与机制。这种深度聚焦不仅丰富了对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模式的理解，也为制造业企业利用数字技术提升产品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实践指导。

不足点在于，一是数据局限性：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数据收集重点，但由于数据来源分散、更新频率较低，导致在进行相关数据分析时存在数据缺失现象。尽管这些数据仍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完整性与时效性的不足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的精确度与普适性；二是数据获取难度与权威性：由于长江经济带数据的特殊性，研究过程中需从多种渠道甚至网络资源中搜集数据，增加了数据收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尽管实证分析结果未受此显著影响，但数据来源的非权威性可能导致数据的可靠性受到质疑，限制了研究结果的说服力。基于这点不足，未来的研究数字经济与制造业产品出口质量的研究指教还是主要聚焦于具体的城市层面，对数据的获取更加容易，权威性也有所保证。

2  文献综述

2.1  数字经济相关文献综述

2.1.1  数字经济的相关内涵

伴随信息化时代迅猛前行，数据信息技术与企业业务深度融合，深挖企业及市场的数字化知识与信息资源，在优化市场运行机制、创造更大商业价值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有力驱动产业结构变革，加速推进数字领域产业化进程。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对数字经济的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概念予以明确界定。这两个概念及其相关政策导向频繁出现在国家相关政策文件中。数字产业化，即把数字技术打造为独立产业，涵盖互联网行业、电信行业、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生活及商业类软件开发，以及互联网技术研发、半导体、电子元器件制造业、微电子集成电路等硬件领域，旨在实现产业的规模化、高端化发展。以阿里巴巴为例，其产业数字化表现为“决策—订单—库存—制造—销售—结算”全链条的深度自动化与智能化，自动化运维技术使制造流程的调度、调整更为便捷，生产环节监控更加精准。积极引领产业数字化转型，全方位、多链条渗透，加快产业链重塑步伐，推动产业链迈向现代化、数字化，实现成本降低、效能提升、质量优化，推动制造业从半自动化向全自动化乃至智能化转型升级。同时，充分挖掘制造业大数据资源，紧跟国家宏观政策导向，推动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数字化革新制造业企业管理运营模式[5]。

有关数字经济的界定，国内外学者均从不同的方面对其进行了分析。

1994年，“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词组首次出现于报纸“The San Diego Union-Tribune”中。国外学者Don Tapscott（1996）从互联网是视角出发，分析互联网如何改变商业模式，首次提出了数字经济的概念，并且将其视为因互联网出现而形成的经济关系。Mesenbourg（2001）将数字经济划分为三个部分，除互联网经济为代表的数字商务之外，还拓展了数字化基础设施以及数字化组织，丰富了数字经济的内涵。国际机构OCED（2008）认为数字经济从动态角度分析，认为数字经济是数字化转型过程。BEA（2014）从狭义角度界定数字经济，包括数字基础设施、电子商务以及数字化产物三类。

中国学者赵越（2002）则从数字信息的角度进行了界定，认为通过数字信息流通，从而推动商品和服务的贸易。康伟（2019）认为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通过数据信息作为生产要素，通过数字基础设施推动整个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17）》将数字经济划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部分，将数字经济的范围拓展。

2.1.2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主要涉及以下几种方法：

1. 增加值测算：通过计算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直接或间接创造的增加值，以衡量其对整体经济的贡献。这通常采用类似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核算方法，将数字经济相关活动产生的产值纳入统计范围。

2. 指数编制：构建数字经济指数，通过整合多个相关指标，形成一个能够综合反映数字经济规模、结构、增速等多方面特性的复合指数。例如，可以包括互联网普及率、电子商务交易额、数字技术专利申请量、数字产业就业人数等指标，通过加权合成计算总指数。

3. 生产法与支出法：采用经济学中常用的统计方法来估算数字经济规模。生产法侧重于从供给端统计数字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情况，如计算数字产业的总产值；支出法则关注需求端，如消费者、企业和政府在数字产品和服务上的总支出。

4. 回归分析法：通过统计建模，分析数字经济各组成部分与宏观经济指标（如GDP）之间的关系，建立回归模型，用以估算数字经济规模或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选取构建指标体系的维度和具体指标时，一般会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数字化基础设施：如宽带网络覆盖率、移动通信基站密度、云计算设施规模、物联网设备数量等，反映数字经济发展所需的硬件支撑条件。

数字产业化：如数字产业（如信息通信技术产业、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产值、增长率、研发投入、专利申请量等，体现数字技术本身的创新与发展水平。

产业数字化：如各传统产业（如制造业、农业、服务业）应用数字技术的程度，如智能制造、智慧农业、在线零售的渗透率、数字化改造项目数量等，反映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推动力。

数字贸易与电子商务：如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在线零售销售额、数字内容（如游戏、音乐、视频）消费额等，体现数字经济在贸易和消费领域的活跃程度。

数字经济作文一种新兴产物，发展至今随着不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其测度的方式也在不断地探索之中，所有学者都期盼着能有一种合理又完善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方案。就国内学者的研究方案来看，许宪春和张美慧（2021）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认为数字经济评价范围应主要包括数字化基础设施、媒体、交易和交易产品。刘军等（2020）采用NBI方法对于递进关系的指标体系进行赋权，从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发展和数字交易发展三个逐渐递进的维度建立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吕东阳和张永庆（2022）更关注数字经济的应用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主要从数字经济的基建指标、产业及其融合指标和政务环境指标三个层面构建[6]。

2.2  制造业产品出口质量的相关文献综述

2.2.1  制造业产品出口质量的相关内涵

制造业产品出口质量，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企业在全球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指标，其内涵丰富多元，涵盖了设计、生产、检验、服务等全过程的高标准要求。首先，产品质量的核心是设计质量，这包括了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握，创新性功能的开发，以及符合国际标准与消费者偏好的人性化设计。设计阶段应充分考虑产品的安全性、耐用性、环保性及易用性，确保产品在满足基本功能需求的同时，具有较高的附加值和市场吸引力[7]。

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是保证出口产品质量的关键环节。这涉及到原材料采购、生产工艺、设备精度、人员技能、环境条件等多个方面。企业需严格执行ISO、GMP等国际质量管理体系标准，运用先进的制造技术和严格的质量检测手段，确保每一道工序、每一个零部件都达到预定的质量标准，实现全过程的精细化、标准化、智能化生产。严格的检验与测试是验证产品质量的重要手段。出口产品需经过一系列严格的质量检测，包括性能测试、安全测试、耐久性测试、环保合规性测试等，确保产品各项指标均符合目标市场的法规要求及行业标准。同时，企业需建立完善的追溯系统，确保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可追溯，一旦出现质量问题，能迅速定位原因并采取有效措施。

“质量大师”Juran（1951）在《Quality Control Handbook》中用“适用性”来定义质量，即产品的使用应满足消费者需求。Hallak和Schott （2011）则从消费者角度出发，将产品能够提升消费者对其的评价来定义产品质量。由此可知，在现有的关于出口产品质量的研究中，产品质量是指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体现产品内在价值。

由于在08年之后，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冲击，我国外部市场需求减弱，同时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人口红利衰弱使得我国出口内忧外患的问题显现出来。为了缓解并且解决这一难题，传统的贸易量的增长转向出口产品质量已经成为众多学者不可忽视的研究方向。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今出口质量已经成为衡量一家企业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2.2.2  制造业产品出口质量水平的测度

制造业产品出口质量水平的测度是一项涉及多维度、多层次指标体系构建的复杂任务，旨在全面、客观地反映一国或地区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品质表现。测度方法与指标体系的选择，既要考虑国际通行标准与惯例，又要紧密结合本国制造业特点与出口商品结构，确保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首先，质量认证与合规性指标是衡量出口产品质量的基础。ISO 9000系列、ISO 14000系列、CE标志等国际标准认证的获得情况，以及产品是否符合进口国特定的质量、安全、环保法规要求，是评价出口产品质量合规性的重要依据。此外，各国及行业协会颁发的质量奖项、认证标识等也是质量认可的直接体现。

目前学术界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的主流方法主要有产品单位产值法（出口总化值 除出口总量）、出口复杂度法（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质量指数法等。大多数的研究都倾向于采用单位产值的方法对出口商品进行质量评价。经过众多学者以及时间的考察，单位价值法已经成为了大家所公认能够较好衡量贸易产品质量的方法，由于单位价值法可以摆脱市场及其他因素的干扰，同时数据获取较为轻松，测算简单。凭借着种种优势，以单位价值法测算的出口产品质量都具有较为明显的代表性。

2.3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

2.3.1  数字经济刺激需求，利用需求倒逼供给侧转型升级

数字化技术在刚面世之时，其作用首先在需求层面上有着明显的发挥。由于需求市场在数字化的影响下不断更新，进而导致制造业不得不进行数字化转型来适应需求市场。互联网技术的影响从第三产业经过第二产业扩散到了第一产业。数字化技术为消费者创造需求和满足需求提供了新的渠道，为满足市场需求，供给侧要及时与数字科技结合，提高产品质量，灵活的应对市场变化[8]。

2.3.2  数字经济为制造业产品出口提供便利，提高产品出口质量

数字经济在制造业中的应用，提升了制造业的科技水品。因此制造业有了更加高效的生产效率，合理的产业分工模式及各个部门之间高效迅速的信息交流能够有效的利用资源，避免资源浪费以及节约时间和生产成本。

当制造业产品进行出口活动时，数字经济能够降低贸易成本从而提升中国出口贸易效率。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交易双方更好地进行信息的搜集，降低信息壁垒在贸易过程中的消极作用。此外，网络社交平台的发展也让双方的沟通成本降低，节约时间更为便捷。支付方式与交易方式可以在网络上进行，快速的资金流动不仅保障了资金流动的安全性，还提高了在线交易的成功率。

3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质量的影响机理

3.1  成本节约效应

制造业由于数字经济的应用和发展，有效的降低了成本。这部分节约的成本被商家企业投入进提升产品质量的活动中，提高了贸易效率，以此来提高了制造业产品的出口质量[9]。

1.贸易成本

首先由于数字技术导致信息的交流能够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使得原来本不可能实现的贸易能够通过数字支付的方式去完成。这改变了传统的贸易模式，帮助扩大了市场规模，使得集群效应更加明显，实现了规模经济从而降低贸易成本。此外，由于数字经济技术的延伸，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投入了生产环节，在一些中下游生产环节中发挥了替代人力的作用，在提高了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大大缩减了雇佣人工的成本支出。这部分节约的成本不仅可以用在技术层面的提升，更能将更多的资金用于雇佣高级劳动力，以此来实现产品的品质深囧。

另外，由于数字经济的应用，原先由交易成本理论中信息不对称及不确定性带来的交易成本增加量锐减。得益于快速的信息流通，企业能够更加准确且快速的了解到消费者的喜好，精准的出口高质量产品。数字经济能够让交易活动不受时间与空间限制，更易促进交易高效达成。卖双方能够通过线上交流降低沟通成本，提高了沟通效率，利用线上平台对交易双方的资质进行审核，使交易履行过程更加透明可视化，规避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成本投入，降低决策失误带来的损失，提高了边际收益，最终促进产品质量提升。

2.生产成本

企业的生产管理成本由于数字经济的应用得以降低，从而实现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

数字经济改变了生产制造流程，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产品质量。数字经济技术的应用优化了企业内部管理组织结构。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通过数字技术连接更加紧密，分工更加合理化和专业化，提高了生产执行能力，降低企业管理成本，有助于生产组织形式的重组与优化，改善了企业内部运营管理模式，从而有利于实现企业内部规模经济，提高出口产品质量。

数字经济的应用促使传统生产制造环节从大规模批量生产向个性化生产转变，生产制造过程更加自由与灵活。在一系列生产环节中，消费者通过数字经济的相关技术，能够从一个单纯的旁观者转变到参与者，从生产流程的两端参与到产品价值创造的全过程中，使得消费者可以更好地监督产品质量。

3.2  技术进步效应

数字经济在传统制造业生产技术、管理方式上实现创新是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实现产品质量升级的重要驱动力量。Dosi（1992）指出“技术进步是造就经济转换格局的基本动力”，经济学界将广义的技术进步总体分为“硬技术”和“软技术”进步，“硬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生产制造等方面，“软技术”主要包括管理水平、决策方式等方面[10]。

1.“硬技术”层面

在生产制造方面，制造业中投入数字经济的应用将有利于企业改进生产制造技术，促进行业技术升级，从而实现出口产品质量提高。第一，数字技术打破了时间与空间限制，产业以及行业的边界被打破，市场准入门槛降低，传统企业不仅面临着同行业中其他企业的竞争，还面临跨界竞争，竞争压力促使企业加大对研发的投入。第二，数字经济作为通用技术被广泛使用，由此产生的认知盈余成为新时代企业的盈利基础。数字经济将统产品生产流程实现一体化，减少了生产流程步骤，提高了产品生产的速度与创新的精准度，产品的附加值由此提高。

2.“软技术”层面

数字经济的应用使得供应链的管理模式得到了优化，产业链的升级通过供应链上下游的企业深度融合得以实现。受数字经济技术引用的影响，供应链上的各个环节的交流与合作都得到的成长，有效降低了上下游企业的信息距离，能够促进生产要素的投入与市场反馈需求精准对接，实现生产与销售一体化。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具备非竞争性与开放共享特征，利用数字技术获取与解析数据，从而促进数据要素在企业内部生产全流程以及业务单元共享互通，提高了管理效率，生产制造与管理运营的过 程通过数据实现协同工作，保证了产品质量。

3.3  生产优化效应

人民对于物质文化的要求随着社会与科技的发展越来越高，选择适合个人特色，彰显个性化的商品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数字经济通过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手段，能够有效的搜集和分析客户的需求。另外，数字经济在信息流通领域的主要影响试讲信息也变成了资源，让信息的透明度有所增加，通过消除信息不对称来减少商品价格设定不合理以及资源浪费的问题。这些不仅有效的降低了消费成本，同时也在调整供需关系，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展现出了积极作用[11]。

在一件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资源大概率由生产的原材料，生产所需劳动力和与生产相关的资本投资构成。如何最大限度的发挥出这些投入资源的利用率是降低生产成本的重要一环，低效率的资源配置会导致资源流失和成本增加。数字经济通过数字基础设施，搜集数字化信息使得企业能够快速的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与预测，了解市场情况，提高投入资源的效率和资源利用率。

数字经济由于其快捷迅速的信息处理和反应能力，受其影响的制造业生产厂商对外部还是内部的环境变化都及其敏锐，有着迅速的反应和应变能力。过去因为一味的追求以“量”取胜，导致很多的制造业厂商只有单一的生产模式，为了满足大规模的生产需求招募众多劳动力，生产固化形成流水线模式。数字经济的出现为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提供了共同的桥梁，企业的生产由于可以利用大数据实时监测到消费者的倾向偏好，进行有针对性的生产规划，需求和生产可以实现一一对应，囤积库存大大减少，提高了资本的利用率。

4  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和制造业出口质量现状分析

4.1  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4.1.1  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数字技术与经济运行方式的深入融合，数字经济已经 成为了国民经济新的增长极，其在国家发展战略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因此构建合适的数字经济综合指标对于测算数字经济规模以及预测其发展趋势，研究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等的影响显得意义重大。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实际依据，学习借鉴了国内外对数字经济评价体系的构建方法，考虑到数据的获取难易程度，本文从互联网的发展和数字金融普惠发展两个角度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12]。

首先对于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测度，参考借鉴黄慧群等（2019）的方法，从互联网普及率（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量）、互联网企业渗透水平（信息化企业中每百人使用的计算机数量）、互联网研发投入（技术产业中人均获得的研发投入）以及移动互联网用户数量（每百人中移动电话的数量）四个方面的指标来衡量测算。

上面4个指标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关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这一指标的选取，采用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集团合编的指数（郭峰等，2020）。如下表3-1所示。

表3-1 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4.1.2  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及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收集了长江经济带九省两市2014-2020年的相关数据，其中互联网的四个指标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离开源于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为了尽可能的减少指标量纲所带来的误差影响，首先要对参与分析的五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X=

                                （4.1）

其中

为样本的平均值，s为样本的标准差。接着建立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R=

，计算特征方程

=0，得到5个特征值，这5个特征值对应着5个主成分。最后计算出5个主成分的信息贡献率：

=

，j=1,...,5                       （4.2）

通过计算出的各主成分的得分系数，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出数字经济指标综合指数：

Sum=普惠金融指数×0.6385+互联网企业渗透水平×0.1077+互联网普及率× 0.1464+移动互联网用户数×0.0798+互联网相关产出×0.0276

4.1.3  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结果分析

通过前文的相关计算，能够计算得出长江经济带九省两市的2014-2020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以年为时间单位，同时采用简单平均法将得到的城市数字经济水平指数进行合理合并形成一个指标，最后得到的7个综合指数。通过设计折线图可以直观看到数字经济的总体发展趋势。同时将这些城市按照其所处的长江经济带的地理位置分为上、中、下游三部分，通过数据与图形分析这三个地区的不同差异以及形成的原因[13]。

1.长江经济带七年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结果分析

通过计算得到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图，结合图标可以明显看到长江经济带整体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这七年一直呈现着稳步发展的趋势。同时在一些时间段，比如2014-1015和2019-2020这两个时间段内，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相较于其他时间段有着明显的增长。

2.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结果分析

长江经济带横跨中国的东、中、西部地区，其在地理位置上极大的跨越性也意味着这三个地区所拥有的社会经济基础、产业结构、资源优势都有着巨大的区别，而这些因素又直接或间接的导致各区域之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产生了差异。本文按照中国地理对于中东西部的划分，将108个市分为了上中下游三大区域，并制作出它们在2014-2020年期间每年的数字经济指数。

从图表中可以很容易的得出在这段时间内，三个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都呈现着上升趋势，并且下游区域在这三个区域中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并且领先于其他区域。对于下游区域而言，其由于发展时间早且在对外沟通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各类基础设施完善，区域内有众多有影响力的高新技术研发与制造中心以及多功能制造中心。在浙江，它们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使数字产业集群做大做强，使产业数字革命全面深化，截至2021年浙江全省的数字经济增加值就达到了3.57万亿元，高居全国第四位，同时拥有 1.1万家数字经济高新技术企业和1.8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在自身发展基础牢固的同时，自身也善于利用优势，政府和企业都在用自己的力量积极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

而对于中上游地区，受自身社会经济条件、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备的影响，发展速度均慢于下游地区。但中游地区由于政府积极采纳先进经验，结合自身实际探索数字经济道路，参与全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建设，数字经济水平明显提升。同时由于上游地区发展数字经济有着先天不足，中游地区政府的重视和政策的不断落实，他们把握住了发展机遇，导致社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上游地区。

4.2  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4.2.1  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

综述现有文献，作为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表现形式，出口产品质量主要有如下四种测量方法，分别是单位价值法、需求信息法、技术复杂度法和需求信息反推法。本文主要运用单位价值法来测算出口产品质量水平。

单位价值法。主要以产品的单位价值量代表产品质量。Hallak（2006）、李坤望等（2014）学者均采用该种方法衡量产品质量。出口单位价值就是用出口产品的货币总价值除以出口的总数量而得到。相对于出口价格，出口单位价值能够有效地剔除市场因素、广告宣传因素、折扣因素等的干扰。使用出口单位价值的突出优点是相关数据比较容易获取，计算起来非常简便，具有很强的操作性[14]。

借鉴李坤望等（2013）对出口产品单位价值指数构建的公式来计算长江经济带出口产品质量：

UV=

       （4.3）

UV代表出口产品单位价值，Vmi表示产品i出口到国家m的出口额，Qmi表示产品i出口到国家m的出口数量，

表示产品i的出口总额，n表示产品i出口国家集。i行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实质上就是该行业内各种产品单位价值的加权之和。这一测度方式通过对不同产品的出口份额在该行业中所占比重赋权，能够明显看出不同产品对行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差别贡献。 本文以省市为单位，通过各省市制造业对外出口额和对外出口数量两个关键数据来分析其产品单位价值，产品单位价值越高则产品质量越好。

从图4-3中可以看出，2014-2020年间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整体趋于上升趋势。。东部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与全国平均水平增长趋势和发展水平接近，西部地区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4.2.2  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现状分析

从图4-3中可以看出，2014-2020年间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整体趋于上升趋势。下游地区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游地区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与全国平均水平增长趋势和发展水平接近，上游地区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高水平和较高水平省份主要集中分布于下游地区和中游地区，低水平和较低水平集中分布于上游地区地区，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整体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下游地区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大于中游地区和上游地区，中游地区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大于上游地区。下游地区大多数为沿海省份，具有明显地理优势。经济发展程度和生产要素丰富程度要远高于中游地区和上游地区，产业结构完善，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高。上游地区由于受到资源限制，以及基础设施落后，对外贸易比重较小，难以形成比较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不高，缺乏高科技产业的支撑，出口产品质量主要处于较低水平和低水平[15]。

5  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质量的影响实证分析

5.1  模型设计

本文通过对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九省两市的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数据分析，进一步探究了二者之间的影响传到与机制。虽然制造业产品出口质量会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但本文旨在研究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为了从实证的角度探究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的影响，构建本文计量模型，如下：

=

+

·

+β·

+

+

+с            （5.1）

其中，

表示i行业t年的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

表示i行业t年的数字化转型程度，

表示本文的控制变量集合，包括行业规模、资本密集度、人力资本。

、

分别表示时间固定效应、国家-行业固定效应，с为随机误差项。

5.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制造业产品出口质量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对出口产品单位价值指数的测度方式来计算，得出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数据，作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可以有效利用现代信息系统技术，通过技术创新和生产要素数字化，通过降低生产成本，使得资源合理分配及有效利用从而来提高制造业产品出口质量水平[16]。

控制变量则由三个要素组成，分别是：

1.对外开放水平（open）：较高的对外开放程度有利于接触并学习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创造能力，将学习到的知识和技术应用到生产运行过程中，提高本国的出口产品质量。本文利用各省份当年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省份的对外开放程度，其数值越大则表明对外开放程度越高。

2.人力资本（people）：人力资本是劳动参与者所具有的基本技能储备和知识水平，人力资源禀赋程度越高的国家，行业发展程度相对较高，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可以显著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本文采用各省份受高等教育人数与各省份总人口的比值来衡量人力资本。

3.经济发展水平（eco）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地区能否快速和提高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因素。发达的经济基础能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也有利于承接先进的产业转移，促进产业出口升级，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本文选取各省份当年城市人均GDP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

数据来源于国家信息中心和国家统计局，以及历年《中国税务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等相关文献。

5.3  描述性统计

在进行基准回归分析前，本文首先对研究过程中所涉及到的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5-1所示。

表5-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总体样本数量为385个数据。对于被解释变量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平均值6.173，最小值,4.298，最大值7.258。同时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利用指标合成测算出综合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平均值为9.308， 最小值为8.046，最大值为10.736。无论是解释变量还是被解释变量，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数据差距较大，说明长江经济带各省份之间无论是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还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都存在着不均衡的现象。

5.4  实证检验

5.4.1  VIF检验

为避免出现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本文通过计算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对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共线性问题进行检验，结果如表5-2所示。检验结果显示，最大VIF值为6.894，各变量的VIF均值为3.656，远小于经验规则的上限值VIF=10，所以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共线性的问题。

表5-2 VIF检验

5.4.2  基础回归分析

表5-3展现了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出口质量的影响的基础回归结果。将控制变量逐个加入，验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控制变量制造业产品出口质量质量的影响，列（1）展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列（2）-（4）分别逐渐将对外开放水平、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加入，并展现出其基础回归结果

表5-3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制造业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

其中模型(1)中，不受任何控制变量的影响，仅仅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进行了回归的情况下，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制造业产品出口产品质量的系数在p<0.01的水平下为正数，明显表现出数字经济的发展对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在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前提下，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提高一个单位，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就会相应提高0.518个单位。  

模型(2)-模型(4)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对外开放水平、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估计的结果表明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系数依然是正相关，即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提高一个单位，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提高0.481个单位。对于选取的控制变量，对外开放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估计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对外开放水平越高，企业的国际贸易效率越高，有利于企业通过学习其他国家先进生产技术，学习成熟的生产经验来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则代表地区发展程度较高，有着较为先进的生产模式和牢固的经济基础，有助于制造业产品质量进一步升级。

而人力资本对于制造业产品质量提升虽然呈现正相关，但并没有明显作用。人力资本对于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可以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更高的劳动报酬可以吸引更高质量的劳动力，实现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另一方面，人均工资提高导致劳动力成本增加，不利于出口产品质量提高。本文的回归结果更偏向于前者，即人力资本投入增加更有利于产品质量提升。

6  总结与展望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科技的发展，智能化数字化已经成为了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由于劳动力的成本上升，中国在逐渐丧失了人口红利这一优势的情况下，如何让制造业与数字经济有机结合，将制造业转型升级为高技术密集型产业成为了亟需解决的问题。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得知长江经济带由于快速应用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品出口质量提升的带动效果明显，明确表现出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品质量以及制造业整个行业的转型升级都有着积极的正向作用。

6.1  研究总结

1.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和制造业出口质量水平均稳步上升

从收集到的2014-2020这7年间的数据来看，长江经济带的制造业并没有因为劳动力的问题而遭受重大打击，虽然每年的发展速度有所差异，但整体来看稳中向好。这与长江经济带自身经济基础优秀，人才储备量以及对外开放程度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质量水平的提升作用不仅仅是二者之间的简单关系，其他因素的作用也同样重要。

2.长江经济带上数字经济和制造业出口质量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在地理意义上将长江经济带分为上、中、下游来看，下游无论是在发展速度还是发展成果上来看，都要明显优于其他两个地区。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这三块区域的地理因素，开放程度、政策和人力资源支持等。为寻求自身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需要各个地区和城市紧紧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的机会，结合自身发展现状做出合理的发展规划。

3.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有着明显的正向作用

通过都数据的整理并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于长江经济带九省两市制造业出口产品的质量有着极为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外开放水平、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对质量提升有着明显作用。但人力资本由于其正负的两面性，对产品质量的提升效果并不明显。

6.2  政策建议

1.加强长江经济带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为了制造更好的将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相结合的环境，优秀的数字基础建设是必不可少的。由于像云南、贵州、江西等地其自身的数字建设较为落后，形成了数字经济发展的瓶颈，这也是导致其与第一梯队有着明显差距的主要原因。数字经济基础建设水平的高低对是否能有效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现阶段应通过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的方式，保障长江经济带数字化程度较高的龙头企业对原有数据中心进行优化提升，积极新建数据中心，共同推进资产转型和逐步优化进程。

2.推动数字技术实现高水平创新

数字经济的发展日新月异，技术的发展使得数字经济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更新。为了能够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转变，技术的高水平创新必不可少。依托于数字经济以及大数据技术，我国应当尽快的构建出切实可行的大数据商业模式体系，巩固提数字技术的应用水平对提升制造业产品质量的发展红利。积极推动数字技术高水平自主创新,充分发挥其赋能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的功能。

3.利用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进化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易微联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将会被不断削弱。加快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结合进程，是推动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也是加快建设现代产业链体系，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必然选择。一方面，数字经济赋能价值链前端产品创新。生产制造前端，基于数字经济技术，搭建多主体交互的设计与技术咨询平台，使产品研发能够了解市场需求，进而达到产品研发设计的优化完善。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赋能后端服务创新。在完成销售后，制造企业利用数字经济平台与客户形成长期自然绑定关系，进而拓展售后服务类型。通过以上两个方面来提升技术型制造业出口贸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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