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如果敵人語言是謀生工具　台灣發展學家林汝羽深入印度教流亡藏人中文

千禧年過後，西藏的政治問題對於新世代而言不再熟悉，大多數的人們也不知道「流亡藏人」至今仍是進行式。

為什麼藏人們被迫流亡？他們都去了哪裡？過著什麼樣的生活？沒有身分的難民該怎麼求生？種種疑問背後皆承載流亡藏人顛沛流離的一生，不禁讓人想問，這究竟是場捍衛國土主權的抗爭？還是一場國際政治角力？來自台灣的英國發展學中心學者林汝羽近日透過《桑和朵瑪：西藏離散社群的流動與社會韌性》一書，向世人分享多年來近距離研究流亡藏人如何發展獨特的流亡文化，以及她為何要教藏人學生學「敵人的語言」，然而西藏經驗是否能借鏡台灣，她也有了解答。



從宣告獨立到流亡超過110年 數十萬藏人分散世界

早在20世紀初，西藏議題已浮上國際檯面，1913年5月，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發表西藏獨立宣言，宣告西藏與中國的關係並非臣服，1959年，兩方衝突愈烈，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率眾逃到印度，開啟西藏流亡政府時期。從獨立到流亡時隔超過110年，西藏人的命運仍是未定，且未來是否有轉機？是茫茫未知。

林汝羽分享，她從小就喜歡研究社會機制，尤其對於秩序、正義、族群特別有感覺，雖然大學念經濟，研究所卻選擇人類學，博士和研究也是環繞在平等正義與殖民方法發展學。在求學期間，她在2004年開始讀了《藏地牛皮書》，隔年到西藏旅遊，深刻體驗政治迫害和漢藏文化衝突對人民帶來的影響。

她敘述，自己過去寫碩士論文時的立場和後來獨立研究時想法有變化，以前比較專注在西藏自由（Rangzen），後來逐漸理解流亡是複雜的政治運動，政府也是個大型合作組織，「所以我更想理解他們失去國家的過程。」



透過林汝羽解釋了解，西藏人是個不受國境限制、去中心化以及具有無常特質的國族群體，而印度因地理位置、達賴喇嘛所在地、政治等因素成為流亡藏人主要遷入地，印度政府在不同省區內，特別建置屯墾區安置他們。另外，台灣、尼泊爾、美國與加拿大、瑞士、澳洲等國家也時常看到他們的身影。

在印度的流亡藏人主要分為三種類型，「受教育為目的移出西藏孩童與青少年」、「因宗教追隨領袖流亡的朝聖者」、「出生與居住在屯墾區的後代」，因應個人經歷不同，很有可能遊走於不同類型，再各自發展。

達賴喇嘛逃往印度　創建流亡政府

當達賴喇嘛從西藏逃到印度後，印度政府將他安置在喜馬偕爾邦，爾後建立藏人行政中央（又稱流亡政府）與國會，法院、議會、宗教與文化、教育部等部門俱全。

然而，藏人社會存在不同政治傾向，藏人們發展出不同流派，有人盼望送達賴喇嘛回西藏，有人想與印度政府建立良好互動關係，有人到歐美宣揚西藏文化尋求支持，地方跟宗教派系、論述。

林汝羽分享，她在印度田調研究聽過很多流亡藏人的故事，有人付錢請仲介集團協助違法偷渡，白天躲持槍的中國軍人，晚上朝邊境奔去；有人持合法護照到印度就不回去了；有些人被父母送出來念書，長大後選擇回西藏團聚。無論如何，他們都曾付出生命代價走一遭。



值得一提的是，協助藏人偷渡的仲介集團可以說是遊走在「販賣人口」與「人道協助」灰色地帶的犯罪組織，具商業規模，架構縝密複雜。「嚮導」是整個逃亡偷渡的重要關鍵，他必須熟知山區路線地形、了解哪裡有藏身之處，還得隨時掌握「顧客」與中國軍人的動態等等，曾有一名逃亡藏人從西藏到尼泊爾境內，光是山區就走了超過30天，期間遇過2次中國軍人，相當考驗身心，幸好後來順利抵達尼泊爾，再被送往印度，這一趟旅程，他有個代價是腳受傷，被醫治後需要重新學走路。

然而，隨著國際政治局勢變動，中印邊境管控時而緊、時而鬆，譬如90年代，中國西南邊境管制較寬鬆，而且印度、尼泊爾、中國三國邊境並沒有圍牆鐵絲，所謂國土邊境只存在地圖與協議當中，所以當時藏人逃亡或返回西藏困難相對少一些。

不過隨著中印關係愈來愈緊張，2008年北京奧運之後，中國境內曾發生過持簽證到印度旅遊的西藏人，返家後頻頻被公安家訪的狀況，能夠跨越邊界從中國逃到尼泊爾印度的人數甚至下降到零。

林汝羽表示，每個藏人離開西藏的理由都不同，但有個關鍵共通點，他們一旦離開就是沒有身分、護照的無國籍人士，車票、機票、電話、網路、房子都沒法申請；另外，因為沒有身分，大多無法找到正式的工作，生活充滿危險和不確定性，「往更嚴重的地方想，便是人一旦被殺了，也沒有人會去找。」因此，從決定流亡到抵達安置區域這一路都在賭運氣、賭生命，「沒有向流亡社群尋求庇護的藏人狀況會更複雜、更危險。」

流亡藏人的歸屬　以及未來到哪兒去？

在屯墾區工作教學期間，林汝羽了解，印度流亡藏人有數萬人，大家都是藏人又是難民，同理心油然而生；另外，人數眾多的好處還有較容易找到同鄉和遠親，支持系統強，所以大部分流亡藏人會有歸屬感。

提到歸屬感，流亡政府對孩子、成人的照顧不同，舉例來說，流亡藏人透過教育和訓練過後，可到流亡學校當老師，婦女也能到學校宿舍照顧學生的起居，就像媽媽一樣，「所以孩子們可以說是24小時在群體生活，沒有外界想像中的孤獨。」

至於部分沒有歸屬感的人們，可能因為沒有穩定財務和情感支持，狀況會更加弱勢成社會邊緣人，「不是所有人都能被接住。」



林汝羽說，西藏流亡政府沒有納稅體制就無法提供社會福利，但能轉介非營利組織NGO幫他們安排臨時住所、找工作、培養技能，「我遇過無法支持自己的生活、無法判斷現實與意識的結合的人們，其中有一人有用藥問題，後來接受NGO幫助狀況有好轉。」

另外，根據西藏流亡政府統計，約40萬流亡藏人遍布世界各國，林汝羽認識的其中2人在歐洲，他們都是費盡千辛萬苦才到的，「其中一個事前做很多很多功課，像是建立聯絡人和人際網，準備旅費和生活費，也須找到當地機構學習語言、找工作, 找住處等等，每一個步驟都需非常謹慎。」抵達歐洲某國後，先以政治難民身分尋求庇護，再找律師協助申請永久居留，盡快穩定生活後過幾年再申請公民。林汝羽在研究中也發現，如果難民本身有被國際認可的學歷，擁有工作能力，會比較有機會被庇護國家認可，假使沒有這些技能，很有可能只能做勞力工作。

不過，流亡看似有選擇權要去哪個國家，但他們還是受限各國的制度下，「沒有身分護照寄人籬下就得看人家臉色！」所以很多人都在拚取公民身分，那些庇護難民的國家也都期待能讓難民趕緊自立，「畢竟人道服務不會持續一輩子。」

為何要學敵人的語言？　與未來現實有關　

2011年，林汝羽透過甄選前往支援西藏兒童村本校擔任志工老師，教流亡孩童學中文，同時準備開始碩士論文田野研究。

為什麼流亡西藏社群的孩子們需要學習「敵人的語言」–中文呢？嚴格說起來，其實不只是中文，孩子們也有機會學英語或北印語，至於學習的原因必須拉長遠來看，最現實的原因就是難民找工作可能面臨就業歧視，所以他們必須具備一定的專業能力，包括語言。另外，學語文還有一個價值是，這份能力也可增加他們在印度謀生的安全感，對增加自信心很有幫助。



舉例來說，若懂中文、英語或北印地語，客服中心接線生10年前在首都德里的月薪有2.8萬到3萬盧比，在班加羅爾進口貿易公司4萬盧比（約台幣15430元），相較於印度最低工資176盧比（約台幣67.89元）來說，好上許多。

而且，懂中文的人才對印度社會來說相對稀缺，所以學中文有一定價值，在此狀況下，部分流亡藏人會淡化歷史遺緒。

為此，林汝羽投入西藏兒童村學校教學2年，並設立漢語課計畫，協助當地與台灣幾名志工把計畫運行起來，拓展到不同學校。





她回憶，她曾舉辦春季詩歌朗誦會介紹宮澤賢治的《不怕風雨》、泰戈爾《頌歌集》詩歌，用聲調音律等表現形式展現給學生。

至於學生接不接受？她也說，當語言有深刻政治意涵的時候，會需要面對延伸出來國族身分與情緒問題，她曾聽過一名老師反應，有學生私下說「漢語是毒藥，漢人都是敵人」，令老師頭痛，不過這些都是過程，他們所能做的就是滿足想學中文的學生。

她強調，流亡西藏學校從沒有沒有利用體制之便強迫學生學中文，他們會詢問孩子是否有願意學習中文，並提供學習機會，而她只是一名服務者，沒有權力為受助者決定需求，只能滿足想學中文的孩子。



除了中文之外，學校歷史課教材也曾引起爭議。

林汝羽解釋，西藏流亡數十年來已發展出不同文化，考量當時教材納入很多宗教政治領導人的生平，較少西藏對外的關係、環境、語言、歷史、人文，部分老師才會特地請專家為八年級、九年級的學生編列流亡文化的補充教材，厚度達100多頁，不過，考量學生負擔這份教材只用了1、2個學期而已。

對林汝羽來說，除了學生負擔之外，還需考量教材必要性，「所謂教材應有正統性，為什麼流亡之後的群體歷史被放進來又拿掉？廣義來說，這份教材可以說是對身分認同的一種管道，但流亡下一代所知所學，卻由這一代人決定？」換句話說，這一代替下一代未來做了選擇。

不過，教材所延伸的爭議，或許可以透過科技與網路降低影響。

現在許多流亡藏人學生透過通訊軟體認識中國人，有位學生說，他的中國朋友根本不了解西藏發生甚麼事，也不覺得中國政府對西藏人不好，「透過對話，他改變對中國人的看法。」

《桑和朵瑪》書中另名學生把感受說的更具體，因為長期生活在西藏群體中，家人都在身邊，所以對於難民的身分開始感到模糊，「難民的意義是被迫與親人分離，看到自己的國家被人侵略，「有時我問自己假如我們從未從中國手中失去自己的國家，我們會過什麼樣的生活？可能對高科技、教育、整體發展一無所知，孩子在家裡幫忙、沒有到學校受教育。就這一點來說，我認為如果沒有流亡，西藏可能沒有發展。但另一方面來說，這個世代的孩子沒辦法去西藏，流亡改變西藏人的生命，作為難民的我們權力被限縮，我並不責怪中國人民，但怪中國共產黨政府。」

西藏與台灣境遇一樣嗎？　「這一點」不同未來就不同

研究西藏歷史十多年，林汝羽對「遷徙」、「流亡」有很多感觸，她說，不同於在台出生的奶奶和外婆，爺爺、外祖父他們一個是在日據時期來台，另一人跟隨國民政府來，兩人時空背景雖不同，但同樣經歷移動，還得適應新環境，她漸漸能理解他們的心情。

在印度研究流亡藏人的期間，她不僅是一名研究者， 也陪伴藏人們度過掙扎和傷痛，建立朋友和家人般的情感，某方面來說，她長期離家待在異鄉，在這群家人身上也找到心靈安放的地方。

然而，國際上，中國常對台灣施壓，想實現統一，許多人會把西藏與台灣放在一起比較？想理解兩者境遇是否相似。



林汝羽認為，國際社會選擇性忽略西藏與台灣都受中國壓制，兩者有類似悲傷感受，但是中國用武力進駐西藏已經是事實，所以，單就台灣人有自己的土地這點來說，兩者面對的問題就不相同，「台灣人與藏人彼此的經驗是難以投射的」，另從爺爺的經驗和自己在中國的經驗，她理解同系卻不同家，勉強融合並沒有意義。

她也說，以前在拉薩市區聽藏人親口講自己的人生故事，其中一個感想是，共產黨的治理技術在台灣人眼中瞬間變得十分具有威脅性，「在理想狀態下，人們應該屬於哪個國家、選擇自己是誰，都應該由個人選擇，人與國家的關係無法透過『征服』來定義，以失去自己的領土方向來看，西藏與台灣的未來已經不同。」

對於在各國生活做研究，林汝羽也曾碰到中國人吃台灣豆腐的狀況，這讓她更理解台灣人的處境，更理解自己的政治傾向。她也說，即便生活在台灣，每個人對於中國的看法都不一樣，每一種看法也都是一種力量與聲音，需要尊重，於她而言，假若被問「是否同意中國統一台灣」，她可以很明確地回答，自己不接受獨裁政黨，若共產黨未來不是中國唯一的政黨，那一切才有溝通的可能。

林汝羽　小檔案

學歷：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碩士
現職：英國發展學中心研究學者、英國的薩賽克斯大學全球發展研究系博士候選人
經歷：《桑和朵瑪：西藏離散社群的流動與社會韌性》作者
《看見南亞》合著作者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110年度訪問學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