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子
《巴黎评论》不久将出一期介绍中国文学的专号。何时问世，尚不得而知，因为主编人乔治·普林姆顿出外度假去了。
——董鼎山，一九八二年四月十日于纽约[1]
最近，余华成为美国文学季刊《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作家访谈”（“Interviews”）栏目史上第一位中国籍受访作家。访谈刊发于2023年冬季刊，收入“小说的艺术”（“The Art of Fiction”）系列261号，意味着余华是该系列第261位受访者。[2]面对采访者白睿文（Michael Berry, 1974-）的提问，谈及“讲故事的开端”，余华主动回忆起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外国文学译介刊物的复兴：“我订了两本很好的刊物，北京的《世界文学》和上海的《外国文艺》，通过这两本杂志，我发现了很多作家。”[3]访谈中，余华不忘念及“好刊物”对自己的影响。而《巴黎评论》就是这样一本同样具有世界视野的文学刊物，一本“作家们也读的杂志”（The Magazine Writers Read）。
The Paris Review
No. 246
Winter 2023
余华成为美国文学季刊《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作家访谈”（“Interviews”）栏目史上第一位中国籍受访作家。
01
1953年春天，《巴黎评论》由一群美国大学生在巴黎左岸蒙帕纳斯创刊。战后的欧洲是“小杂志”的黄金时代，除了《巴黎评论》之外，新兴文学刊物还有罗马的《暗店》（BottegheOscure, 1948-1960），和同样以巴黎为基地的《梅林》（Merlin, 1952-1954）。可以想见，对于当时的文艺青年，文学之都巴黎具有独一无二的战略意义，它是促进美国和欧洲之间文化交流的天然总部，又兼有老欧洲微妙复杂的历史光泽。左岸不仅是存在主义者萨特和波伏瓦的左岸，也是上一代美国侨民菲茨杰拉德和塞尔达的文学社交场。即便巴黎的1950年代算不上最好的文学年代，年轻的美国侨民们依然追寻第一代文学移民的踪影，探寻海明威和斯坦因们的足迹。但与“迷惘的一代”不同，战后新生代认为祖国无往不胜，他们志得意满，既是纨绔的“垮掉的一代”，也格外自在自由。盖伊·特立斯曾生动地为这一小群年轻侨民描摹群像：
他们不是悲情青年，也不迷惘；大多家境富裕，毕业于哈佛或耶鲁，但他们乐此不疲地假扮穷人，和讨债者躲藏，大概因为这样看起来有挑战性，使他们有别于他们所鄙视的美国游客，又能与鄙视他们的法国人玩闹。[4]
包括乔治·普林普顿（George Plimpton, 1927-2003），彼得·马修森（Peter Matthiessen, 1927-2014），威廉·斯泰隆（William Styron, 1925-2006）在内的几位《巴黎评论》创始人，在路边咖啡馆和酒吧间，完成了大多数令人抓耳挠腮的编辑工作。这群人所到之处，必然烟雾迷漫，能在浓雾中伸手划下自己的名字。按斯泰隆回忆，在某个士气低落、争吵不休的日子，普林普顿的两瓶绿色苦艾酒，让大家有了决定性的突破，大致确定了杂志到底要办成什么样。[5]创刊这一年的冬天，《等待戈多》在巴黎上演。来年春天，《巴黎评论》便节选刊登了《莫洛伊》，这是贝克特的小说创作第一次在英语世界登场。[6]
1977年的乔治·普林普顿（GeorgePlimpton）
拨开怀旧的迷雾，并非所有同时代的“小杂志”，都有《巴黎评论》这样的特权和好运。同样刊登贝克特的先锋评论季刊《梅林》，因经费紧张，出版七期后即停刊[7]；《暗店》同时使用三种语言（意大利语、法语和英语），经费充足，但也没有逃脱短命的厄运。只有《巴黎评论》顺水行舟，和战后的消费热潮同步发展，不仅成功站稳脚跟，并且在“美国青年办欧洲杂志”的传统中，成为承上启下、不可或缺的一环。《巴黎评论》创刊二十六年前，美国人乔纳斯夫妇（Maria and Eugène Jolas）在巴黎创办实验月刊《过渡》（Transition, 1927-1938），发表重要的“文字革命——巴黎小组宣言”，该刊成为最早刊登《芬尼根的守灵夜》的出版物[8]；而《巴黎评论》创刊二十六年后，在剑桥念书的美国博士生比尔·布福德（Bill Buford）以“新写作”为最初主旨，复兴了剑桥校刊《格兰塔》（Granta, 1979-），开创了另一本针对青年写作，并同样具有跨大西洋视野的文化刊物。从《过渡》到《巴黎评论》，再到《格兰塔》，三代美国人在欧洲创办“小杂志”的成功历史，凸显着某种特殊又一以贯之的亲缘关系。
1956年，《巴黎评论》编辑部搬去纽约，热闹的文学沙龙也转移到了主编普林普顿的河岸公寓。伴随蔚然兴起的性解放潮流，就在《巴黎评论》问世的同一年，《花花公子》（Playboy）在芝加哥创刊，全彩裸体的玛丽莲·梦露进入了公众生活。同时，更为重要，更为漫长，也更为艰难的风暴正暗流涌动，争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民权运动，即将遍及全美。这场运动不仅仅是非裔美国人对于权利和自由的争取，也是反主流文化的社会变革与思潮。对于初入文坛的写作者来说，他们要求的是平等的写作权利和公平的发表机会。
Playboy
Vol. 1 No. 1
1953
英文期刊的复兴为战后的新一代青年作者，为那些梦想成为作家或初学写作的人，提供了宝贵的出路。斯泰隆在“创刊号”中，执笔《给编辑的信》，表示这本名为“评论”的刊物，将反其道而行之，鼓励原创，不刊登评论：
我想如果我们没有斧头要磨，没有鼓要敲，那是因为在我们看来——至少在目前看来——斧已磨好，鼓已敲响。这种态度并不一定会使我们——就像一些“老男孩”称我们为“沉默的一代”或“惶恐的一代”——满足于瘫痪、而不做抵抗地躺平。现在的问题与其说是抗议，不如说是等待；也许，如果一定要把我们归类的话，我们可以被称为“等待的一代”——感受、写作、观察、等待、等待、再等待的一群人。然后继续写作。我认为《巴黎评论》应该欢迎这些人的加入——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诗人，不敲鼓，也不磨斧的人。只要他们好。[9]
对于暂时只需要考虑梦想的年轻杂志人来说，“好”是预想中的唯一标准。作为一本炙手可热的新刊物，《巴黎评论》确实成为还未崭露头角的作者们的合适展台。这里有还未出版《在路上》的凯鲁亚克，有尚未写作《米格尔街》的V. S.奈保尔，也有过去曾被不断退稿的菲利普·罗斯。[10]罗斯和普林普顿结下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普利普顿去世后，罗斯在“祖克曼系列”最后一部小说《退场的鬼魂》中，插入了对老友生前的大段回忆。[11]小说中的1950年代末，年轻作家祖克曼闯荡纽约文坛，结交“巴黎评论”圈的精英，见识了他原本以为只有在亨利·詹姆斯或伊迪丝·华顿小说中才有的名流社交场。祖克曼的经历显然很大一部分是罗斯自己的经历，在普林普顿的派对里，他几乎遇见了生活在纽约的所有作家。
《退场的鬼魂》
[美] 菲利普·罗斯
姜向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
普林普顿26岁即成为《巴黎评论》的主编，直到去世的五十年间，他从未离开过这一岗位。同城的《纽约客》杂志，不间断地记录下《巴黎评论》半个世纪以来聚会与沙龙的大小轶事：他们一年一次的刊物派对，坐哈德逊河的游船观看绚烂的烟火表演；身穿“4200针手工丝线缝制”礼服的普林普顿，为英国奢侈品牌登喜路（Dunhill）拍摄的整版广告[12]；安迪·沃霍尔如何在普林普顿的公寓墙上画了一头牛，这幅偶得的涂鸦又如何被不可思议地抹掉；来自北越的作家代表团，如何坐在普林普顿时髦而充满装置艺术的客厅里，一边诉说苦难，一边描绘自己写作中来自美国文学巨人们（惠特曼、海明威、斯坦贝克）的影响[13]；还有那些试图打入“巴黎评论”圈的天真而莽撞的年轻文学生，那些模仿“编辑按”不断重拟的“撰稿人说明”。[14]
The Paris Review
No. 1
Spring 1953
形形色色来自旁人的观察和叙述，似乎都在强调《巴黎评论》松弛有趣的杂志个性。或许，圈内人的毫不费劲、自由自在，在圈外人看来，已然是封闭的文艺势力的体现。《巴黎评论》早已不再是路边咖啡店里匆忙制作的小杂志。创刊初期，杂志的单本售价是75美分或200旧法郎（同时期大多数图书的单价在三到五美金）。如今，杂志单本售价高达22美金或14.99英镑，刊物中的首要广告合作者是奢侈品牌爱马仕。曾有新锐批评家向《卫报》发牢骚，抱怨“文学现场”越来越阶级固化，任人唯亲：“谁也不敢说《巴黎评论》无聊透顶（Boring as Fuck），万一《巴黎评论》正要给他们打电话呢。”[15]《卫报》报道当天，《巴黎评论》编辑部即在官网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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