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在过去三年来一直深刻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如今经过三年的抗疫斗争以后我们的生活正在逐渐回归正轨。2022年12月初广州率先逐步放宽疫情管控后全国各地陆续放开了疫情防控政策。国家先是出台了20条优化政策,再后来又出台了新十条政策。从2023年1月8日起国家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已开始实施“乙类乙管”。放开后的第一波疫情感染在我国各个城市可以说是呈海啸式井喷式爆发的。
不过绝大多数感染者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内转阴康复了。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在转阴康复后仍存在胸闷气短、咳嗽等症状。这些症状在转阴后仍可能继续存在数周、数月乃至更长时间,但这些症状会随着时间的进展和健康状况的不断改善慢慢消失。本来有些人可能还担心春节期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会再次引起疫情反弹,可如今春节过后回过头来再看显然并没出现这样的情况。目前全国各地都已陆陆续续有序复工。
这意味着新冠疫情对我们正常生活的影响已越来越小。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过去三年的努力为我们如今的放开提供了底气。三年来中国采取严格的全国一盘棋模式抗击新冠疫情。疫情期间全中国每一个社区都变成了一个抵制感染风险的堡垒。正是在争取到的这三年时间里我们完成全民核酸检测、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近三年来我国有效处置了百余起聚集性疫情、有效应对了五波全球疫情的冲击。
三年来中国的感染率和死亡人数一直在全球保持较低水平。截至2022年12月全国累计接种新冠病毒疫苗345585.9万剂次、人均接种疫苗达到2.47次。这意味着全国适合疫苗接种的人群中已完成接种的人员数已达90%以上。在这场抗疫斗争中我们一度曾用让全国14亿同胞集体趴窝这种形式遏制疫情蔓延;相比之下当初抗击非典疫情期间绝大多数地区还是照常上班上学,只不过需要配合政府的防控消杀工作。
造成这种差异的既有疫情本身的原因,也有我们防控技术手段进步的原因。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使我们今天对病例的追踪比起非典时期要更为高效得多,也就是说我们在应对新冠疫情时采取全国封锁隔离措施相比非典时期有更多的技术手段保障。其实在没大数据智能技术的年代应对疫情的基本思路和我们如今是一样的,只不过那时很难采取像2020年春节那样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封控措施。
非典时期北京、广州一些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也采取过拉警戒线、量体温、排查外来人员等一系列防控措施,也会对有发热等症状的疑似患者采取必要的强制隔离措施,机场、火车站、汽车站也加强了检查手段,厂矿、学校等人群密集的地方以及公交线路每天都会开展消杀工作......像学校这种人员聚集的地方有些直接实行全封闭管理,有些则加强了对人员出入的管控。同时人员聚集的地方还要进行消杀工作。
其实当年应对非典的许多措施和过去三年来应对新冠的措施是比较相似的,只不过当年的技术手段很难在全社会进行大规模的封控隔离。当时更多是对一些重点地区进行隔离管控,但像2020年春节那种全国范围大规模封控在当年是不敢想象的。其实用封控隔离措施遏制疫情蔓延这种方式早在古代就已存在。《汉书·平帝纪》中就记载道“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当时朝廷会专门安排空房子给患病的人住。
由此可见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使用隔离措施控制疫情了。东汉时期汉军在一次西征的时军营里发生了瘟疫。据《后汉书》记载:所有被感染的兵将们都被统一安置到了“庵庐”之中。这个庵庐相当于现在的隔离所。《晋书王彪之传》记载道:“永和末(公元356年)多疾疫,朝臣家有时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宫”。这条记载是说朝廷明令规定:朝臣家中有3人患病者无论本人是否出现症状都必须先隔离百日之后才能上朝。
唐代武则天时期建有专人管理麻风病人的疠人坊。明朝景泰五年四川地区爆发瘟疫后当地巡抚下令分片划定十几个灾民安置区域:责成每一片区每天清理卫生,终于“活数万人”。到了清代则专门建有“避痘所”。这个场所并不是安置病人的,而是安置健康的人在这里居住。这样做仍是为防止被感染。用隔离措施阻断疫情传播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有记载,在外国历史上同样也不乏类似的相关记载。
欧洲黑死病肆虐时期威尼斯港就曾要求从各地前来停泊的船只必须隔离四十天。《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笛福曾写过一本《瘟疫年纪事》。这本书记录了当时伦敦的一些疾控政策:一旦有人被发现患上瘟疫就要在第一时间隔离,而且他居住的房屋也要关闭一个月。病人接触过的寝具、衣物要通风晾晒消毒。送过病人的马车要停放五到六天后才可以重新使用。接触过患者的人也需要隔离一定的时间......
虽说过去几百年几千年间人类的医学技术取得了相当的进步,但在应对大规模传染性疫情方面其实并没太多新手段。现在人类已有办法应对天花、结核等很多疾病,但对绝大多数病毒类疾病仍缺乏相关的特效药,所以目前应对病毒类传染病在很大程度上除了尽可能预防遏制之外也确实没太多别的办法。我们现在应对新冠疫情的手段其实不过是古人应对瘟疫的翻版,只不过现代社会的组织动员效率已远远超过了古代。
这决定了我们应对新冠疫情的某些具体做法比起古人或者比起当年应对非典疫情看起来会有所不同,但本质上其实只不过是比以前更大规模的封控隔离措施而已。在没大数据智能技术手段的年代很难采取像我们过去三年那样的大规模封控措施,但那个年代的人面对疫情也有他们自己的优势。要知道那个年代的交通条件远不如今天这么便利。由于那时的人口流动远没如今多,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就相当于断绝了病毒传播的范围。
如果新冠疫情发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又或者发生在遥远的古代也许根本就不会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疫情。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即使某个地方发生疫情也很难影响到其它地区。像当初的非典就是在被传播路径被切断后自然消失的。当时我们只是用严格的防控措施阻断了病毒的传播途径,但实际上我们并没研发生产出能直接消灭病毒的特效药。换句话说遏制疫情的传播和消灭病毒并不是一回事。
如今我们当前的目标并不是彻底消灭新冠病毒,而是尽可能遏制疫情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正常生活的影响。虽说目前为止新冠病毒依然客观存在,但不能否认的是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已越来越小。过去三年的抗疫斗争为如今的放开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随着新冠病毒的持续变异已使其毒性变得越来越小。如今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大多都能在一周左右转阴康复。我们在经历三年的抗疫斗争后生活正在逐渐回归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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