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晓楠 | 培根与“伦敦画派”

培根与弗洛伊德

1909年，培根出生在爱尔兰的都柏林，一个比较富有的英格兰清教徒家庭。培根的父母都是英格兰人，当时爱尔兰还处在英国的统治下，作为英籍爱尔兰家庭，培根的家也属于统治阶级。由于战争，他们一家在爱尔兰和英格兰两地搬来搬去，培根的父亲是个退役军官，以驯马为业。培根的童年正值爱尔兰独立的政治骚乱时期，而他后期成长的经历，如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原子弹爆炸、纳粹大屠杀，战后众多殖民地的独立斗争和血腥镇压以及冷战所带来的世界范围内的焦虑，使培根深刻地饱尝了生活的阴暗面。培根成长记忆的整体感知可以用社会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1945年的观点概括:“有关邪恶的问题成为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根本问题——正如死亡在‘一战’后成为根本问题一样。”培根将自己的态度归结为“兴奋的绝望”，深层含义就是“如果生活让你兴奋，那么它的对立面，如阴影、死亡也会让你兴奋”。

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1922—2011)是著名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孙子。1933年，为了躲避纳粹对他们的威胁，弗洛伊德随家人搬到英国，成为英国公民。从40年代至80年代，弗洛伊德定居在伦敦，无论作为艺术家还是普通人他都是难以相处的。他一生的创作主题多以肖像和裸体为主，长时间现场写生并对模特的姿势有严苛的要求，几至不近人情。他喜欢将自己置于孤僻和封闭的状态，向内在自我寻找艺术的方向，同时远离喧嚣的国际艺术潮流。凭借着其鲜明的绘画风格，弗洛伊德逐渐确立了艺坛的绝对地位。

卢西安·弗洛伊德（左）与弗兰西斯·培根（右）

1949年至1950年，汉诺威画廊分别为弗兰西斯·培根和弗洛伊德举办个人展览。培根的作品通过扭曲肉体和变形的面孔呈现对脆弱与残酷的态度，以大胆肆意的绘画语言和构成方式迅速在战后英国乃至欧洲艺术界崭露头角。西尔维斯特认为培根的展览具有重要意义:“他的作品如此具有冲击力以至于让我有被冲撞的感觉，培根的着装风格以及对待艺术的态度使我印象深刻。”

20世纪50年代中期，弗兰西斯·培根和弗洛伊德已成为饱受评论家赞誉的画家，在1952年的访谈中，培根被西尔维斯特称作是“二战”后欧洲文化语境的制造者，弗洛伊德则被认定为是具有卓越成就的肖像画家。在1951年的“英国节日”中，弗洛伊德的巨作《帕丁顿室内》获得绘画大奖，对此，西尔维斯特兴奋地指出:“在近10年以来的英国画家中，卢西安·弗洛伊德是最淋漓尽致地激发起自己一切潜能的艺术家。”

作为英国战后绘画的两大巨头，弗洛伊德与培根相识于1944年，当时培根 36岁，弗洛伊德不到23岁。二人初次相识是在格雷厄姆·萨瑟兰(Graham Sutherland )举办的乡间别墅聚会上。不久后，他们便成了亲密的朋友，他们几乎每天都见面，地点一般是他们最喜欢去的位于伦敦苏荷区的Colony Room 酒吧。他们偶尔也会为对方画肖像画，可见他们艺术上的相互认同。

弗兰西斯·培根/弗洛伊德肖像习作三联画，1969

在40年代中后期，弗洛伊德的绘画风格经历了深刻的变革。“二战”后的恐惧情绪在人群间不断散播，始终刺激着他的神经，弗洛伊德开始创作具有心理学意味的肖像绘画，通过坚实的块面、变形的形体和恐惧的氛围营造出莫名紧张的状态。弗洛伊德希望用与当时法国艺术相近的形式替代超现实主义和新浪漫主义手法，如贾科梅蒂的人物造型、格拉伯的悲惨裸体形象以及巴尔蒂斯画面中色情的氛围都成为弗洛伊德学习的对象。

西尔维斯特认为在弗洛伊德于1947年至1948年间完成的作品《女孩和猫》及《女孩和玫瑰》具有潜在的运动趋势，而运动带给画面不安的情绪——一种激烈的焦虑感，它似乎可以引起一场风暴。在《女孩和猫》中，如果女孩掐住猫脖子的手具有潜在的暗示，在下一步的运动中，她也许会把猫勒死。不同程度的紧张和生命的退让都会造成灾难的局面。相比培根的绘画，弗洛伊德对作品中焦虑情绪的表现不带有过多解释性的寓意，他对玫瑰花枝干上荆棘的描绘，对女子僵硬和苍白的手的刻画，都源于带有精神创伤暗示的心理状态。

弗兰西斯·培根/卢西安·弗洛伊德头像习作，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