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經歷過前世的「東方明珠」光輝歲月，到了今生面對大變局，困難重重，以致光輝褪色。香港現時需探討及找出的，是在當前形勢下重新發展之道，即在繼續努力採取短期措施改善經濟民生問題之外，還要有較宏觀和策略性的新思維：如何在堅持「一國」的大前提下，能較有效地維護、發揮、發展、彰顯、宣傳香港制度的特質和獨特優勢。這就需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共同細心及準確地處理好以下的五大關係。
一、「中國性」與「全球性」
一陰一陽之謂道，因此陰陽是共存而一起變化。香港「全球性」與「中國性」是一種陰陽關係，所以要同時維護及發展。
由於香港一體兩面的性質，港人會慣常用互相觀照的角度去看事物，即用「中國性」角度看「全球性」，又會用「全球性」角度看「中國性」，而不會單以中國主體意識的角度看世界事務。有時由「我者」（中國）看「他者」（世界），有時又會由「他者」看「我者」，這就是香港複雜的地方，也是香港能對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作出重大貢獻的一個主要因素。
香港的「中國性」與內地的主體「中國性」接軌的地方，在於國民身分認同、中華文化認同、國家富強、改革開放、國家發展大局、國家安全等方面。但在「一國」大原則下，「兩制」體系就是容許香港有一本多元的身分認同和文化認同，容許港人有不同於內地的愛國主義表達方式、程度和語言，容許香港有不同形式的言論自由，容許多元文化混雜與共融。
筆者希望特區主要官員對此有一個清晰和準確的共識，並下達各級官員在執行工作時要掌握好分寸。
二、國安與經濟和文化藝術
一個國家和一個城市有了安全保障，才能有經濟民生的穩定發展。但對於香港這樣的國際都會，若過分強調國家安全而採取天羅地網式的防範和限制，要全面「消毒」，水清則無魚，經濟民生和文化藝術就不可能蓬勃發展。
在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條例》）後的一段時期，各方人士都會特別留意實施情况，以此判斷《條例》的執行是否矯枉過正，例如批評政府的言論自由是否受到打壓；對可能觸犯「境外勢力干預」等條例的無形恐懼，是否會真的影響了正常商業活動和國際交往。我們相信執法部門會嚴格及審慎依法辦事；當然，要通過以後執法工作的事實證明，才可逐步消除人們對《條例》的疑慮。
香港應努力繼續扮演東方經濟活力之都的角色。要說好香港故事，首先要注意語言的使用和態度，對於西方官員和傳媒有關香港情况的負面評論，筆者希望特區官員避免用「抹黑」、「別有用心」等字眼去「駁斥」，而應以沉着氣的態度，採用港人的習慣用語，以各國人民為溝通對象，用事實證據和說理分析去解釋澄清，並歡迎他們來港考察。
上海等內地大城市的主要官員對外發言，從來都是歡迎外國人來華營商投資，及採取什麼方便措施等和氣生財的說話。針鋒相對式的外交應對工作，自然有國家外交部發言人去做。
在文化藝術方面，希望特區政府能堅持自由開放、多元包容的原則，顯示香港仍重視創作自由，並扶持有本土特色的文化藝術作家和文化創意產業打入國際市場。
特區政府在資助和租借場地等方面，應該對非主流而有特色的中小型文化藝術團體、小書店和創作者等有較寬容的支援政策，不受無根據的投訴或反對的影響，並避免過於謹小慎微或矯枉過正，而讓人覺得官員不能或不敢去維護香港的一制。
三、全面管治權與港人高度自治
我們相信，中央不會因要落實全面管治權，而故意削弱或取消香港高度自治。因此，在管多少、如何管、管多深等問題上，最好能有較清楚準確的界定，並要審慎處理。但同時，治港愛國者必須增強自己的治港能力與成效，否則因香港自己不中用而要經常尋求中央出手支撐和糾正，無形中縮小了港人自治空間。
這就十分需要認真探討、研究如何推行恰當和逐步的行政體制改革，並建立一個能幹的愛國者治港體系，包括如何選拔、栽培與培訓賢能人才的策略和方法，以增強香港高度自治的水平和能力。筆者希望中央也告誡內地各級官員要以尊重、信任、期待、勉勵和支援的態度去對待港人，而不是將香港視為充滿「問題」的「麻煩城市」，對港人以傲慢的俯視角度看待，進而越俎代庖，不知不覺間擴大和加深了全面管治權的落實。
四、行政主導與港人積極參與
《條例》的通過應標誌着「撥亂反正」階段告一段落，以及踏入「由治及興」新階段。因此，盡快清理有關國安的積壓案件是必須的（特別是涉及眾多學生和青少年的懸而未決的案件），發出社會大和解的信息，是廣大市民所樂聞。重建香港的自由、開放、和平及多元的社會氛圍與文化，是急不容緩的。
行政主導並不表示官員是高高在上，而是要求主要官員以虛懷若谷的胸襟，去聆聽人們可能因愛之深、責之切而提出的好像是負面的評論；有需要時當然應澄清事實和說理解釋，惟政府應盡力團結大多數，而不應用「敢於亮劍」的態度去「駁斥」別人說的是「謬論」。
香港今後的經濟發展，需有範式轉移；但港府官員並不擅長制訂、表達清楚（articulate）及有效落實中長期的戰略發展規劃。這需要一連串基於實證研究、廣泛諮詢社會各界人士及深入討論交流的過程，才能連結港人，振奮港人的精神，令港人對香港前途有參與感及擁有感。
特區政府亦要重視和善用智庫的研究能力，建構優質、多元的智庫生態，提升社會整體政策研究的活力，以協助政府更好解決經濟民生等問題，並制訂較宏觀和長遠的規劃。李家超在2022年競選特首政綱中曾強調此點，但至今未見任何落實的迹象。
五、中國式現代化與香港
香港在前世對促進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作出很大貢獻。在香港的來日，新香港故事應包括「中國式的現代化」的重要議題，即香港如何協助中國大陸保持開放及「走出去」，繼續吸納其他文明的優點，並且不斷改革進步，符合國際規則、標準和管理，促進對世界和人類有普遍意義的現代化。
多年來，香港各大學與內地各大學在不同領域都有各種合作關係。最近，由香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合作共建，依託港大中國制度研究中心運行的歷史與文明研究基地正式成立，旨在探索中國歷史與文明研究的新前沿。另外，最近香港教育大學的應用政策研究及教育未來學院和教育發展與創新學院，與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共同簽署協議，將推動雙方交流合作。
香港的大學所採用的學術獨立、學術自由和國際化運作模式，將會對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持續對話、進一步協助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等方面，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中央民族大學副校長強世功在《中國香港》一書和其他文章提倡，不要僅僅關注香港負面的「問題」，更應以之為一種積極向上的「方法」，思考香港作為「新邊疆」在未來如何賦予中國大陸崛起並參與全球治理的戰略意義。
其實香港不單是一種「方法」，也不止是窗口、中介、渠道、聯絡人或工具。香港在中國大陸近百多年的歷史發展上，有它的內在價值和深遠意義，還可以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實驗和示範場所。
筆者相信，香港能夠在來日協助闡釋中國的文明觀和軟實力，並通過持續實踐，示範如何能夠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樣性，如何能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誤解、以文明互鑑超越文明隔閡，及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衝突。這其實也是中國政府對世界事務的公開主張，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模式的「天下」理想。
後記
這系列的首篇文章〈香港的前世今生〉是由電視劇《繁花》說起，現在就以該劇的以下旁白結束：「我們知道自己在每個春天會開出什麼樣的花，也知道秋天一定不會結出什麼樣的果。但我們依然期待下一個冬去春來，繁花似錦。赤子之心常在。」
（「香港的前世、今生與來日」系列．四之四）
作者是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暨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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