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琳说的明明是事实！为什么大家还是吹捧曹操？是不是说明曹操思想战无不胜，永放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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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思想确实战无不胜，永放光明，直到今天还在带领我们前进，完善法制。
《文心雕龙．论说》：魏之初霸，术兼名法。
曹操的治国思想就是依法治国，这思想也是我国古代依法治国的首创。
曹瞒传曰：太祖除洛阳北部尉。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悬门左右各十馀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爱幸小黄门蹇右叔父夜行，则杀之，京师敛迹，莫敢犯者。近习宠臣咸共疾之，而不能伤。
这记载出自对曹丞相非常不友好的曹瞒传，所以可信度非常的高，这说明了以下三点：
1、守住法律底线：处罚有犯禁者
2、不畏强权：不避豪强皆棒杀之
3、弘扬法治精神：京师敛迹，莫敢犯者
曹丞相之所谓被称为治世之能臣，就是他说坚持的法治精神。有季吹要说了，啊不对，人家就是夜行就要杀了？不是滥用职权？
不，宵禁是一项古老的社会制度，从周朝开始，半夜游荡就是要被打屁股的。从周到秦又到汉，法律是愈发严格，以至于汉末有人在京城违反宵禁是非常严重的，要杀头的罪名。
晨行，半夜游荡，由“司寇氏”斟觉杖刑。——《周礼·秋官司寇》
《旧唐书·本纪卷十四（顺宗 宪宗上）》：“中使郭里旻酒醉犯夜，杖杀之。
所以，棒杀小黄门蹇右叔父，是有法可依的，怪只能怪汉代的律法过于严苛，曹丞相后来也做了很多改革。
《魏志》曰：卢毓，字子家，涿郡人也。崔琰举为冀州主簿。时天下草创，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适夫家数日，皆未与夫相见，大理奏弃市。毓驳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见而恩生，成妇而义重。
适逢战乱，当时的法律较为严苛，卢毓就站出来为妇女说话，可见在汉魏统治下，言论是比较开放自由的，老百姓总体的幸福指数是较高的，所以大家都敢说话。曹操见到了这种情况，于是就改革了法制：
《晋书刑法志》：又嫌汉律太重,故令依律论者听得科半,使从半减也
曹操本人是很注重以仁义治国，依法为先的先进理念：
《三国志·魏书·韩崔高孙王传》：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是以舜流四凶族，皋陶作士。汉祖除秦苛法，萧何定律。掾清识平当，明于宪典，勉恤之哉！”
徐州名士陈珪就说过，曹操能拨平凶慝，依仗的就是依法治国理念：
三国志·魏书·董二袁刘传：曹将军神武应期,兴复典刑,将拨平凶慝,清定海内,信有徵矣。
曹操的法制创新：科
首先曹操始制“科”，张建国著《帝制时代的中国法》肯定滋贺秀三先生的说法认为汉无科，其次肯定了“科”的出现对这段历史时期法律制度的影响居于首位。
晋志载：“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汉律仅为旁采，是以旧科为基础来删约。科作为一种独立性的临时法典，它的出现原因有以下几点一为汉律的芜杂，自西汉中期以来，汉律注家无数，“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几至“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故曹操需要一种简明扼要，切中实际的法典，于是“制新科下州郡”。
这一思想为魏晋法律发展起到了较大的影响，曹睿定《魏律》，便废诸家注，仅用郑注。之后司马炎定《泰始律》“蠲其苛秽，存其清约，事从中典，归于益时”，在汉、魏晋之间，由芜杂至简洁起到了转折的作用。
魏、晋法律的名理学化，玄学化，使得中华法律体例巨大转变发生在魏晋，并深刻影响了东晋南朝及北朝隋唐的法律。期间虽亦有杰出法典，但体例结构方面，并不脱离魏晋法律框架。
《律疏议序》：魏因汉律。为一十八篇，改汉具律为刑名第一。晋命贾充等增损汉魏律为二十篇，于魏刑名律中分为法例律。宋齐梁及后魏，因而不改。爰至北齐，并刑名法例为名例。后周复为刑名。隋因北齐，更为名例。唐由于隋，相承不改。
此外，张建国先生根据魏十八篇外再无单行律，律外无律，律与令的界限已经分明，律为刑法典，令按事分类整理为令典，魏令已经相当规范化。
如果说隋唐法律是一座巍峨的大厦，魏晋法律则是奠定这座大厦的基石。
节选：请问曹操在中国法制史上留下哪些影响？，作者：醉不成欢惨将别
可以说如果古代法学思想有质的突破，就是从大汉丞相曹孟德开始，别看曹操生活在近2000年前，他的法治思想比很多现代中国人还先进。
什么“季汉粉说季汉是魏晋南北朝唯一的光，没有季汉，这只是个充满血腥，战乱的时代罢了”，什么“有一诸葛，已可使三国照耀后世，一如两汉。”我看了都想笑，这些“光”留下些什么？蜀科虐民？直白剥削？男战女运？永不免税？
这两朵“光”加在一起，还不如曹丞相的一个依法治国来的亮。
程树德先生考证“唐律于名例之首,列答杖徒流死五刑,明清诸律因之,其制始于曹魏”
程树德：中国当代法律史学家
程树德（1877年~1944年），著名法律史学家。字郁庭，福建闽侯（今福州）人。程树德先生曾获举人功名，后留学于日本，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法律科，回国后通过留学生授职考试，赐予法政科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其后，历任国史馆协修、法典编纂会纂修、福建法政学堂教务长、留美生考试襄校官、法官考试襄校官、国务院法制局参事和帮办、北京大学、北平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政治系讲师和教授等职。一生主要从事国际法、宪法、中国法制史研究。
曹丞相还有一个重要的法治思想：不赦有罪之人
陈俊强先生在《魏晋南朝恩赦制度的探讨》中提到，两汉赦宥之多，平均两年不到就赦免一次，发展到桓灵时期达到最高峰，几乎一年一赦，然而到了汉末出现了一次逆转，在曹操主导下的汉朝，竟然历经二十余年未曾赦免一次，可谓两汉未有之局。
古代往往会搞什么大赦天下，特别是汉末，搞的那叫一个起劲。罪犯顶多被关押一年，然后就被放出来继续危害社会。而曹丞相看到了这个弊端，所以仅仅只在册封王后的时候，赦免过死罪，但没有把罪犯放出来。
《三国志》：二十四年,拜为王后,策曰:“夫人卞氏,抚养诸子,有母仪之德。今进位王后,太子诸侯陪位,群卿上寿,减国内死罪一等。
曹操一生都在搞创新，搞法制，提高百姓的民生。
另一边的两朵“光”一生都在搞抄袭：比如第一朵“光”抄袭魏科，搞了个不伦不类的蜀科，专门虐待百姓。
《资治通鉴》诸葛亮佐备治蜀，颇尚严峻，人多怨叹者。
《条亮五事》：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
另一朵“光”抄袭什么屯田，抄袭什么不赦，抄袭到最后不装了，直接化身为恶魔，成为蜀国百姓在12年+30年两代领导人的统治下，经历了20年战乱的元凶。
真正的光，不需要掌声，他们的制度会悄悄的改变国家，启蒙国民，造福人类。
虚假的光，天天夸年年夸，但就是无一制度流传后世。
陈寿、傅玄、郭冲、孙盛、习凿齿、范晔、司马光等史学家大吹特吹，但为什么他们就是
不写任何一条政令
不记任何一句朝堂对话
不载任何一条蜀科
不录任何和治理蜀国相关的东西
司马炎等后世帝王也大吹特吹诸葛亮，但他们就是
不应用任何一条诸葛亮下达的政令
不延续任何一个诸葛亮使用的政策
不行驶任何一句诸葛亮颁布过的蜀科
不讨论任何诸葛亮在朝堂上说过的金句
一方留下的是宝贵资料，改造后世。一方留下的仅仅是评价，至于他们的痕迹，风一吹，烟消云散。